“類似西南資源公司這樣的外資探礦企業，目前都在陸續退出，如果他們不賣，現在也生產不了。”王宜國說，目前，云南一些新的需要勘查的金礦與外資合作的方式主要以合作的方式，“外方提供技術設備，我們給他們勘探費，每鉆一米多少錢，相當于‘打勞工’，資源絕對拿不走。”

　　從鼓勵到限制

　　加拿大西南資源公司的“經歷”，實際上也是外資涉足中國金礦業的一個縮影。

　　除了云南省，貴州省和遼寧省等許多金礦區，都有許多外資公司的身影。

　　2003年以后，隨著國際黃金價格的扶搖直上，數以百計的外國初級礦業公司和無以計數的獨立找礦人蜂擁而來。根據國土資源部公開的信息，2003年外資對中國地勘業投入達14.5億元，共取得探礦權74宗，采礦權148宗，分別占全國總數的0.9%、0.4%。截至2005年9月，共有118家國外的礦業公司進入中國尋求礦產勘查投資項目。

　　與云南省東川播卡金礦一起被國土資源部稱為“世界級”金礦的還有貴州省貞豐縣爛泥溝金礦和遼寧省蓋縣貓嶺金礦，后兩大金礦同樣被澳大利亞的澳華黃金和加拿大的曼德羅礦業公司控股分別高達85%和79%。

　　國內勘探專家、原中國礦業聯合會地質礦產勘查分會常務副會長劉益康告訴CBN記者，這三大金礦被外資控股的方式比較相似，多是中方相關地質勘查部門以采礦許可證和勘查許可證等為合作條件出資，外方以資金入股。而貴州省貞豐縣爛泥溝金礦和遼寧省蓋縣貓嶺金礦同屬于上世紀90年代國家拿出的12個低地品位難選礦與外資合作的試點礦。

　　當時，國家對外資進入國內礦業的確一度持鼓勵態度。2000年9月，國土資源部、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財政部、外經貿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六部門頒布意見，提出進一步開放非油氣資源探礦權、采礦權市場，允許外商獨資進行勘查，允許外商購買國有企業的探礦權、采礦權，并可以依法轉讓。

　　此后不久，國務院制定了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政策，進一步擴大外商投資領域。云南、四川、陜西等重要西部礦業(601168,股吧)省份，還制定了具體的甚至是更為優惠的外商投資勘查開采礦產資源的地方法規。不過，開采辦礦局限于“低品位、難選冶”的金礦。

　　貴州爛泥溝金礦也正是屬于微細浸染型難選冶的原生金礦，選礦和冶煉的難度非常大，當時國內的生產工藝和技術水平還達不到開發這種金礦的條件，所以還無法進行商業性開發，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澳大利亞澳華黃金有限公司得以涉足爛泥溝金礦。

　　在2007年10月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低品位、難選冶金礦的開采、選礦以及冶煉等貴金屬資源開發項目已悄然退出，外資勘探開發金礦已經屬于不鼓勵和限制類。這一變化被業界認為是國家更加注意黃金工業的產業安全，開始限制外資進入黃金工業。

　　王宜國向CBN記者介紹，目前對外資的實際限制主要通過控制《開采黃金礦產批準書》的頒發。現在要開采金礦，不僅需要拿到當地國土資源部門頒發的采礦許可證，還必須拿到工信部頒發的《開采黃金礦產批準書》，否則均按違法生產黃金論處。

　　而在工信部成立前，是否擁有《開采黃金礦產批準書》并不是特別重要，多年前云南的企業基本就沒有辦理《開采黃金礦產批準書》，這樣私人老板和外資都可以來滇開采黃金。

　　CBN記者了解到，工信部一位副部長在今年年3月召開的全國黃金工作會議上就指出，由于歷史原因，各地不同程度存在發改委、工業主管部門、黃金局多頭管理黃金行業的問題，影響工作有效開展。今后要依法抓好《開采黃金礦產批準書》的審批工作，開采黃金礦產申請人在工信部辦理《開采黃金礦產批準書》后，國土資源部門才能辦理采礦許可證，工商部門才能進行注冊登記。

　　“通過這一點就限制了黃金的開采生產環節，也就限制了能夠賺到錢的環節，如果不能進入這一環節，只進行勘探也就沒有積極性了。”王宜國指出。

　　劉益康透露，由于貴州省貞豐縣爛泥溝金礦已經勘探完畢處于開采中，所以澳華黃金還沒有像西南資源公司一樣退出這一金礦，而加拿大的曼德羅礦業公司運氣就沒有澳華黃金那么好了，如今，當地政府以可能會污染大連的一條“生命線”河水為由，至今沒有發開采許可證。

　　退出中國黃金市場的同時，沒有賺到錢的外資礦業公司甚至還將自己的資產都賣給了中國的企業。去年4月10日，中國黃金集團公司（下稱“中國黃金”）就耗資2.18億美元，收購了國際礦業公司艾芬豪礦業公司所持有的加拿大多倫多上市公司——金山礦業有限公司（下稱“金山礦業”）41.99%的股份，成為金山礦業最大股東。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對外資涉足中國黃金業的限制，還只限于行政審批和法規層面，而目前我國實行的《礦產資源法》仍規定勘查企業優先有開采權，“這種規定當然也包括稀土、黃金等稀有資源。”王宜國指出。他建議，國家應該對《礦產資源法》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