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紙幣自出現以來，就伴隨著作偽問題。宋初四川交子在私人發行時，偽造現象即已存在，史稱“亦有詐偽者，興行詞訟不少”。以后隨著交子官方發行，作偽并不因政府介入而停止，反而日漸嚴重。仁宗慶歷年間，交子的偽造使政府“以偽造犯法者多，欲廢不用”。南宋初期，仍然是“詐偽多有，獄訟益繁”。南宋東南會子的偽造問題，尤以孝宗、寧宗、理宗三朝為最嚴重。
據史料所載，當時紙幣作偽的手段主要有三種，這就是“偽造新會、揩改舊會、盜賣會底”。所謂“偽造新會”，大致就是作偽者按會子的版式重新描摹雕刻印刷，然后把偽造的會子投入使用。“揩改舊會”可能是將舊幣涂改界數或面額，而再投入流通的作偽方法。“盜賣會底”則是印刷紙幣的官吏利用職權，將會底(尚未加蓋官印正式發行的會子)賣給他人，買得會底者自行雕刻官印加蓋其上，然后投入流通。
提高紙幣質量，加大偽造困難。宋廷針對當時紙幣作偽比較嚴重的局面，主要從防范與嚴懲兩方面入手進行治理，其具體措施有以下3點。
提高紙幣的質量，使作偽者難以仿造并加大作偽的成本。《宋史》卷181《食貨下三》載，宋理宗時期，紙幣作偽猖獗，偽幣大量出現。淳祐三年(1243年)，一位臣僚對紙幣防偽提出了比較重要的4點思想。第一，防偽的上策是提高紙幣質量，下策是制定法律嚴禁作偽。第二，人們作偽的動機主要是利益驅動，一邊是獲利5倍的誘惑，一邊是被官府捕獲懲罰的幾率很低，這種情況下，人們就會敢于鋌而走險。第三，偽幣增多的一個主要條件是紙幣質量下降，作偽者易于偽造。第四，提高紙幣的質量主要應從紙料、雕刻、印刷等諸方面加以改進，使作偽者難以偽造。而且紙幣質量提高，使民間作偽成本太高，無利可圖，就會停止偽造。
綜觀史籍，這些思路幾乎是提高紙幣質量防偽經驗的一個總結。如在紙料方面，南宋紹興年間，“當時(東南)會紙取于徽、池，續造于成都，又造于臨安”。徽州、池州、成都、臨安都是當時質量上乘紙的產地，可見當時朝廷重視印制紙幣中紙料的選用。又如在紙幣的雕版方面，四川交子發行之初，就有了技術上防偽的措施：“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隱密題號，朱墨間錯，以為私記。”今天看來，這雖然很粗糙簡單，但就當時的印刷技術而言，還是能起一定防偽作用的。后來，隨著雕版技術的進步，紙幣防偽技術大大提高。據元代費著《楮幣譜》記載，宋徽宗時的錢引每引用印6顆，分3種顏色。整個錢引的順序是：最上面寫屆分，接著依順序是年號、貼頭、敕字花紋印、青面花紋印、紅團故事印、年限花紋印、背印(分1貫和500文)，最后書寫額數。可想而知，這么精美復雜的雕版以及套色印刷技術，民間一般要仿制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加強紙幣制造發行過程的管理。熙寧元年(1068年)，監官戴蒙“請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其目的是通過設立專門負責幣紙生產的部門，將幣紙經營權統一收歸官營，以杜絕民間偽造紙幣的幣料來源。崇寧三年(1104年)，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干通行交子所”時規定：“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更明確地以法律條文禁止民間私造幣紙。總之，通過幣紙官營、禁民私造，是切斷原料來源來防范偽造紙幣的有力措施。
宋代交子務設立之初，僅設主管監官1人，大觀元年(1107年)五月，“改交子務為錢引務……所用之紙，初自置場，以交子務官兼領，后慮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這里顯然是為了防止官吏作弊，運用管理中不相容職務的原則，通過分設紙幣制印官員和幣紙制造官員，使他們互相牽制監督，以避免一人兼管而很可能導致作偽的弊端。
宋代紙幣管理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分界發行。當舊幣發行流通期限滿后，必須兌換新幣，這時官吏必須嚴格鑒別舊幣的真偽。南宋規定：當會子換界時，要設內外兩場官吏鑒定。紙幣分界發行是防范作偽的一個重要管理環節，并能限制紙幣的發行量。如南宋袁甫所談紙幣發行“四戒”中有“兩戒”與分界有關。他認為：紙幣發行“一曰戒新舊三界并用”“四曰戒新會不立界限”。
嚴懲造偽者，獎賞陳告者。宋仁宗時期，知益州薛田、轉運使張若谷上奏欲官辦四川交子時，就定下針對偽造的獎懲條文：“若民間偽造，許人陳告，支小錢五百貫，犯人決訖，配銅錢界。”神宗熙寧初年規定，偽造交子的處罰等同于偽寫官文書印者，處以流放2000里的懲罰。徽宗崇寧三年(1104年)，朝廷擴大對涉及偽造紙幣行為處罰的范圍，除偽造者本人外，知情不報者、轉用偽幣者等均得受罰。到南宋時，將偽造犯人處斬已成定例，支賜陳告人的獎賞也增加了。
宋廷為使嚴禁偽造紙幣之令家喻戶曉，還將禁偽賞罰文字刊印于紙幣票面。如北宋徽宗崇寧年間發行的小鈔票面上有“上段印準偽造鈔，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處斬”等文字。至于南宋會子，其票面樣式，上半部分不但印有會子名稱及面額，更以56字詳示禁偽賞罰敕文：“敕偽造會子犯人處斬，賞錢壹阡貫。如不愿支賞，與補進義校尉，若徒中及窩藏之家，能自告首，特與免罪，亦支上件賞錢，或愿補前項各目者聽。”
從宋代歷朝對紙幣作偽者及其相關人的處理上看：一方面，其處罰逐步由輕變重，懲治的范圍也逐漸變寬。另一方面，對于陳告者的獎賞由少至多，從500貫提高至1000貫。統治者立法思想是通過嚴懲重賞，一方面威懾作偽者，加大其犯罪成本，使其不敢以身試法；另一方面加大對知情者、負有督察責任官員等的賞罰力度，提高紙幣作偽案的發現概率。提高紙幣作偽的發現概率，比加大對紙幣作偽的打擊力度，對作偽者更具威懾力。還有宋代將禁偽賞罰文字刊于紙幣票面，這是一種最廣泛的普法活動，并對妄圖作偽者時時敲起警鐘。
宋代有關嚴禁紙幣作偽的立法比較嚴密，并具有較強的針對性。但是，在具體執行中難免存在著偏差。“今偽造有禁，刊之印文，編之敕令，非不嚴具”，但“前后犯禁之人，未必盡論如法”。更有甚者，吏治腐敗也影響了對紙幣作偽的執法。偽造會子“一有敗露，納賄求免”“法當重戮，僅從末減。似此姑息，何以戢奸？”正由于執法不嚴，有法不依，致使“偽造(會子)者所在有之，及其敗獲，又未嘗正治其誅，故(會子)行用愈輕”。
(方寶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