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貨幣史的研究中，存在一些錯誤的思維，使得相關的研究存在不少誤區。晚近有的學者認為貨幣的退藏無損于“貨幣經濟”；有的專注于各朝代的貨幣發行，卻無視貨幣數量變動對社會經濟的破壞作用；還有的從“手交貨幣”的方式論述貨幣“非對稱性”的存在，主張各地域存在不同的通貨偏好（所謂“自律性”），因此貨幣的多元紛歧不會造成市場的紛擾。
但是最近有學者的研究表明，以上的觀點不僅不符合中國貨幣史發展的史實，反而給中國貨幣史的研究造成了理論上的障礙甚至是結論上的錯誤。如果采用正確的貨幣理論，中國貨幣史的研究不僅具有經濟史的意義，還能在中國治亂興衰的解釋上打開新局面。4月15日臺灣東華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彥良做客華東師范大學2016年百場校級學術講座，做了一場講座，題為“論點、論據與論證：貨幣史研究與貨幣理論概念的形成”。圍繞上述問題，他與華東師大師生分享自己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成果。
講座現場
中國貨幣史研究缺乏貨幣理論
中國貨幣史權威彭信威曾說：“貨幣史是歷史的一部分，研究貨幣史，總的目的是為了幫助理解歷史。”講座一開場，陳教授即引用此話并指出，歷史上物價的變化牽動人民的生活、社會以及意識的改變，甚至王朝的興衰。然而價格與貨幣是一體的兩面，且可說價格波動、變化的核心正是貨幣，由此可見貨幣史研究的重要性。
但以往中國貨幣史的研究卻多以貨幣史與錢幣學為核心，很少使用貨幣理論，尤其是不能注意到貨幣的“流動性”這一功能。陳教授認為這樣缺乏理論基礎的研究方式，很難開掘出中國貨幣史的真正意義，更難以從貨幣史的角度來理解中國歷史的治亂興衰。
中國貨幣史權威彭信威
陳教授說，從貨幣存在的本質著眼，“流動性”是其所以成為貨幣的理由。而從宏觀的角度看，整個社會具有的“流動性”的高低，亦可以從貨幣的數量以及流通的情況中判明。明確了貨幣的流動性功能之后，可以推演出一個重要的認識：以流動性高的貨幣為交易媒介的“貨幣經濟”，較之以流動性低的實物為交易媒介的“自然經濟”，以及幾乎完全沒有流動性的“自給自足經濟”，三者在運作的本質上有極大差距。不同交易媒介在流動性上的差異，正好說明其各自代表了極為不同的經濟運作模式。若從歷史演變的角度看，考察交易媒介流動性的高低，可以作為判斷某一時代貨幣經濟發展或不發展的標尺。這樣看來，貨幣的擁有流動性及其為人類社會帶來的作用，特別從降低交易的無效率和增加轉換的方便性來說，無疑是正面的，且在經濟發展上不可或缺。
市場中流通的貨幣太少造成的情況稱作“流動性不足”；貨幣太多造成的則是“流動性過剩”。前者等同于通貨緊縮，后者等同于通貨膨脹。在傳統歷史上，前一現象可與“錢重物輕”相對應，后者可與“錢輕物重”相對應（假定生產與人口等其他因素不變）。無論是流動性過剩或是不足，都會造成交易的妨礙，對市場的運作帶來阻滯作用，就此而言對于經濟必然有害。
中國古代社會存在通貨膨脹嗎？
有些學者認為古代金屬貨幣時期不可能發生通貨膨脹，所持的理由是通脹只會在“名目主義”的紙鈔制度下發生，在金屬貨幣時期，“金屬主義”下的貨幣制度則不會，因此時錢為銅鑄，錢的價值，等于錢幣材料費用加上鑄造的花費，錢的價值主要依靠實物與勞動力，因而通脹不可能發生。針對以上說法，陳教授指出，若鑄幣者（往往是政府）不遵守金屬主義的原則，就可能發生通貨膨脹。一旦鑄幣者違背信用，發生偷斤減兩等價值灌水的現象——這種做法目的無非是鑄幣者為了要增加手中的錢幣數量，則已表明此時金屬主義已經消失，讓位給名目主義，實際上即已造成錢幣的實際價值與其法定價值的偏離，意即實際的價值低于其法定的價值。在這種情況下，意味著貨幣數量即將增加，后果必是物價上漲，亦即通貨膨脹必然出現。
陳教授還引用國內外學者的看法，來質疑中國古代不可能產生通貨膨脹的謬見。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許爾斯曼指出：“在銀行業時代來臨以前，減低成色是通貨膨脹的標準形式。減低鑄幣成色有兩種意思：（1）不更改印記而降低純金屬的含量，（2）在硬幣印上名不副實的數值。”
彭信威也曾歸納出類似的觀察：“尤其是減重后的銅錢，沒有人用作寶藏手段，所以中國古代銅錢的數量，在市場需要不變的條件下，是能影響它的購買力的，在實行減重之后，情形更是嚴重，等于通貨膨脹。”
陳教授引用《后漢紀》的記載：“（獻帝初平元年，190年）卓發洛陽諸陵及大臣冢墓，壞洛陽城中鐘簴，鑄以為錢，皆不成文；更鑄五銖錢，文章〔輪〕郭不可把持，于是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數百萬。”這條史料說，貨輕物貴以至于人們買糧食要付出比之前多的多的銅錢，毫無疑問，這就是通貨膨脹。
陳教授還通過考古資料來證明兩漢的通貨膨脹現象，1986年河北灤南縣曾出土了漢代一批錢幣，其中西漢五銖錢平均每枚重3.5克，東漢五銖錢每枚重3.4克，減邊五銖錢平均每枚重1.6克，這說明到東漢晚期五銖錢的質量和重量都嚴重下降，相對于西漢出現貨幣貶值、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通貨緊縮與治亂興衰的關系
陳教授認為貨幣史的研究不能僅僅局限于錢幣學或考古學，更應該通過理論的應用，對中國歷史上的治亂興衰做出經濟史的解釋。
學者談到東漢滅亡一般會上溯到黃巾起義及其造成的軍閥割據，陳彥良教授認為，進一步而言，黃巾起義其實有通貨膨脹的背景。由于漢代“行錢制”的發展，政府發行錢幣時逐漸失去信用，造成錢幣的形制的變化與重量的減小。
漢桓帝實行“寬鍥薄之禁”即暫緩禁止刮削錢幣，本來刮削錢幣就使得錢幣質量變差，即造成通脹形勢的加深。漢桓帝又縱容這種刮削錢幣的行為，實際上是東漢政府放棄了金屬貨幣的國家信用，造成剪邊五銖的爆量出現，推動了惡性通貨膨脹的形成。于是，東漢晚期不僅物價高漲，因錢幣的輕重混雜導致交易困難，市場崩解，社會經濟直線下墜。陳教授說東漢的滅亡固然與 外戚專權、黨錮之禍有重要的關系，但是從經濟史的角度考慮，東漢朝廷一手催生的通脹與紊亂的幣制讓老百姓生活陷入困境，最后鋌而走險，黃巾起義因之而起。
對于兩晉國力的逐漸孱弱，陳教授也從貨幣史的角度進行闡釋。他認為兩晉是通貨緊縮嚴重的時代，由于兩晉政府基本不鑄錢，再加上漢末以來的兵禍，市場上能夠流通的錢幣就變得非常少，這就是通貨緊縮。出現通縮之后，當時的農、工、商業皆無足夠的錢幣進行貿易，百姓難以生存，政府也很難實行有力的政策。整個社會經濟處于貧困的狀態，這是兩晉國力衰落的重要原因。
關于西晉末年出現的五胡亂華，傳統的史學家主要將原因歸結于當時錯誤的民族政策與惡劣氣候。陳教授認為這些說法固然有理，但是忽視了通縮的作用。由于這些少數民族居住在邊地，嚴重的通縮使原本脆弱的邊陲社會經濟陷入更深的困境，這是五胡亂華之所以發生的背景。
中國歷史上貨幣的多樣性與趨同性
貨幣的多樣性對應“市場的多層次”理論，這種主張的代表人物是日本的黑田明伸。黑田認為，某些市場偏好這一類貨幣，而另一些市場偏好另一類貨幣。正因為如此，不同貨幣之間的兌換比率，就可能因此存在著多種定價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持有不同貨幣的雙方，便不能以固定比價的“對稱”方式進行交易。這就是其所謂“非對稱性”的現象。黑田的核心觀點是，市場本身具有不得不使通貨分化的不對稱性。
黑田這種貨幣多樣性的觀點，在中國歷史上就可以找到例證。戰國時期，秦國用圓形方孔錢，齊、魯用刀幣，三晉用布幣，楚國用蟻鼻錢。魏晉南北朝時期也是多種貨幣并存。晚清民國時期，市場上既有銀兩、銀票、大洋，也有外國銀元，還有西班牙金幣等多種貨幣，此外各種軍閥發行的軍用券一定程度上也作為貨幣使用，可以說是五花八門。
陳教授認為，雖然中國、西方歷史上都有貨幣多樣性的情況出現，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黑田的觀點是對的。在陳教授看來，貨幣的多樣性并不是像黑田所說的是因為市場本身具有某些偏好。在古代社會，由于訊息取得的困難，更增加了不同貨幣（無論是出于相同發行者的主幣和輔幣，或者出于不同發行者的異國通貨）之間定價的爭議和麻煩。這種爭議和麻煩才是“非對稱性”現象出現的根本原因。
但是貨幣最重要的職能是流動性，當各種貨幣在各自流通時，各種市場彼此之間進行交易時，由于人們對于交易成本的降低需求，就會在各種貨幣中挑選出流通能力最強的貨幣。這樣多種貨幣就會趨向一致，而不同的市場也會約略同時的形成一個統一的大市場。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也可能會選擇較為方便的貨幣作為法定貨幣，如果方法得當，就會推動市場的統一與貨幣的統一。這就是貨幣的趨同性。
陳教授舉例說，在中國歷史上，雖然春秋戰國各國的貨幣性質彼此不同，市場上并存多種貨幣，但是，隨著經濟與貿易的發展，人們越來越發現黃金與秦的圓形方孔錢在市場上的流通能力比其他形制的貨幣強很多，到了戰國后期各國逐漸選擇黃金為交易媒介，圓形方孔銅錢的流通范圍也越來越廣。通觀戰國政治變動趨勢，會發現秦國從西向東征服六國的過程與黃金、圓形方孔錢流通范圍的擴大基本一致，而且在此過程中，秦國常常用黃金去賄賂各國政要以瓦解其國力。也就是說，貨幣統一的勢頭加速了秦國一統天下的進程。
來源：澎湃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