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戰(zhàn)國至秦朝時期，鑄幣權是否由國家壟斷？

　　唐冶澤：現在學術界對個問題基本持肯定態(tài)度。但我看卻未必。首先，從戰(zhàn)國時期各國的貨幣流通情況看，沒有一個國家的幣制不是混亂的，都是幾種不同形制的金屬鑄幣同時通行，還有各種各樣的實物貨幣輔助流通，說明流通貨幣還處在由市場約定俗成的階段。這是貨幣經濟發(fā)展之初的必然現象。而國家如果要壟斷鑄幣權，一定會明令排斥其他國家的貨幣，只允許自己的鑄幣流通，但我們卻沒有看到這種現象。其次，從各國鑄幣的情況看，鑄造大多粗劣不整，幣上的文字也常潦草隨意，即使是同一類鑄幣，其大小、輕重也不一致，這與同時代青銅禮器的鑄造精細華美、文字齊整美觀相距甚遠。國家鑄幣的首要特征就是規(guī)范，因此，很難想象這是些由政府統(tǒng)一鑄造出來的貨幣。再次，從考古發(fā)現看，許多錢范都出土于當時各國都城以外的地方，大量錢文的紀地也非國都，可見鑄幣地點既多又分散。而若是由國家壟斷鑄幣權，就應該是集中鼓鑄，好比漢武帝時的上林三官一樣。

　　即使統(tǒng)一后的秦朝，鑄幣權也沒有真正收歸中央。雖然秦統(tǒng)治者曾明令半兩錢是法定貨幣，但其鑄造卻仍然分散，據傳世品和考古發(fā)現，秦代的半兩錢仍是美惡各異，輕重不一，實測重量相差將近10倍。《史記·平準書》說：“識曰半兩，重如其文�！钡渤姓J：“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這也應該是沒有統(tǒng)一鑄幣權的反映。我認為，戰(zhàn)國或秦朝時，國家對貨幣鑄造要么未加管理，任其自然發(fā)展；要么只是限于引導性規(guī)定，具體措施并不到位，沒有完全把它直接掌握在中央手中。

　　記者：既然國家沒有壟斷鑄幣權，那么，什么人有權鑄造銅錢呢？

　　唐冶澤：鑄造銅錢的人，在戰(zhàn)國應該是當時的大商人和大貴族，也包括一些諸侯國君，如前所述秦惠文王的“初行錢”及齊國的“復國紀念”刀幣、魏國的十二字布幣等，皆屬此類。但他們也只是眾多的鑄幣者之一。首先，這些人經濟實力強大，并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權力，因此，他們對市場的控制力和依賴性很強，有可能也有必要自己鑄造錢幣。其次，當時貨幣經濟剛剛發(fā)展起來，貨幣還沒有體現出對經濟社會的強大影響力和控制力，所以還沒有出現國家壟斷控制貨幣鑄造、發(fā)行的社會要求，也就是說，統(tǒng)治者對貨幣的認識與管理都還處在初級階段。第三，考古發(fā)現，不僅貨幣鑄造地多，有的還直接與當時的大貴族相聯系，如秦文信侯呂不韋鑄的“文信”錢，長安君成矯鑄的“長安”錢等，都是證明。

　　記者：秦代的鑄幣權是如何收歸中央的？國家壟斷鑄幣權是怎樣實現的？

　　唐冶澤：秦代的情況則有所不同，鑄幣權逐步走向規(guī)范和壟斷，這從其頒布的政令上已反映出來；但實際上秦錢鑄造仍舊相當混亂。1975年，人們在云夢睡虎地發(fā)現了一批秦代簡冊，其中有一“告盜鑄錢”的案例，有人引為國家壟斷鑄幣權最有力的證據。而我的理解是，禁止普通百姓私鑄錢幣，只是為了保障個別人而非國家的壟斷權，即這時壟斷鑄幣權的并不是國家，而是個別的大貴族（可能朝廷也參與鑄錢，如秦二世“復行錢”）。秦朝時，人們對鑄幣權的認識比戰(zhàn)國時期進步了，知道不能讓什么人都開爐鑄錢；但國家又沒有把全部鑄幣權都收歸中央，因此授權一些大貴族鑄幣，并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所以，這實際上是一種從自由鑄幣到國家壟斷的過渡形態(tài)。

　　至漢初，在準民私鑄、郡國鑄錢與國家壟斷之間幾經反復，最后才由漢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年）下令：“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敝链�，鑄幣權才完全收歸中央，并延續(xù)至今。鑄幣權的演變，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即從自由鼓鑄到貴族控制最后再到國家壟斷，這符合事物發(fā)展從低級到高級、從量變到質變的漸進性規(guī)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