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六年六月，新疆發生和卓后裔張格爾等人的大規模叛亂。叛軍在中亞浩罕汗國的支持下，很快攻占新疆南部的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四城，參贊大臣慶祥以下官兵大部分遇難。張格爾大規模叛亂的突然發生，使清廷大為震驚，急忙從全國調集36000余名士兵，任命伊犁將軍長齡為揚威將軍，率軍平叛。道光七年二月，清軍經過多次激戰，收復南疆四城。清廷事后痛定思痛，認為張格爾叛亂得逞一時決非偶然，決定派直隸總督那彥成以欽差大臣的身份赴天山南路調查原因，辦理善后事宜，加強和調整統治措施，重新穩定新疆局勢。
那彥成在喀什噶爾等地巡查了數月之久，先后向道光皇帝上奏章數十份，提出了要建立各級大臣官員的考核制度、嚴格伯克的補選規定、增加新疆官員的薪俸、節省開支、限制伊斯蘭教干預政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貨幣問題上，那彥成提出要在“當五”紅錢之外，另鑄“當十”紅錢，從而在紅錢鑄造史上產生了一次新的變革。
這次變革，是以鎮壓張格爾叛亂為契機的。從乾隆時期以來，清廷在南疆的統治經費只能維持不到1萬的駐軍，而為了鎮壓張格爾的叛亂，清政府調集了36000余名士兵集中于阿克蘇，這就必然在貨幣經濟上產生比較嚴重的問題。如揚威將軍長齡所說：“軍興以后，官兵日益云集……奸商高抬市價……”。又如那彥成所說：“軍興以來，食用因之增昂，兵民甚屬拮據”。
最大的問題是銀價的下跌與錢價的高騰。由于南疆通行紅錢，不通行內地的制錢，因此從內地派來的軍隊攜帶了大量的白銀，這些銀兩進入南疆市場必然引起銀價的下跌。同時，在鎮壓張格爾叛亂之際，阿克蘇銅廠的官兵一度調赴前線作戰，阿克蘇局“暫時停鑄”，紅錢的數量隨之減少。于是，在南疆地區就出現了由過去“銀貴錢賤”變為“錢貴銀賤”的現象，白銀的購買力急劇下降，紅錢的購買力迅速上升。
迨至張格爾叛亂被平定，從內地派遣來的清軍撤退后，這種錢價高騰的現象仍在繼續。清廷面臨著需要增加鑄行紅錢而產銅量不足的矛盾。過去，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就是將錢減重，實行貨幣貶值。乾隆時，紅錢已經實行了二次減重。乾隆三十六年，將每文紅錢的重量由二錢減至一錢五分。乾隆三十九年，又將每文紅錢的重量由一錢五分減至一錢二分。因此，那彥成認為再采取減重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因為：第一，在每文紅錢重一錢二分的情況下，如果將其降至每文重一錢，重量只下降了二分，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錢荒”問題；第二，如果將其降至每文一錢以下，則重量太輕，又有“錢將不錢”、“有失體制”之虞。為了解決“錢荒”問題，只有采取發行高額貨幣，即鑄“大錢”的方法。
道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那彥成奏稱：“奏為阿克蘇鼓鑄當五普爾錢文酌量增改以利益帑事……今擬以歲收額銅十分之七，仍鑄重一錢二分‘以一當五’錢……再以額銅十分之三，改鑄重一錢五分‘以一當十’錢……所鑄錢文，模式圍圓較當五錢加寬一線，背面各添鑄‘五’字、‘十’字，以志區別”。他還說：“臣復廣為察詢商民回子等，僉稱：以當五錢與當十錢相間通用，實為便利，事屬可行”。對于那彥成的建議，道光皇帝作了批諭：“普爾錢以一當五，行用多年，茲那彥成等請改鑄當十錢，相間通行，事屬創始，必須試行無弊，方為妥協。著詳加體察，如果通行便利，固屬甚善，倘有輕重攙雜，格礙難行之處，即據實奏明停止。將此諭令知之”。該批諭下達后，那彥成遂于當年在阿克蘇局試鑄了“當五”、“當十”錢。
新鑄紅錢的正面為“道光通寶”四個漢字，背面穿左右為滿、維文“阿克蘇”，穿上下有“八年五”（圖1）、“八年十”（圖2）字樣，既紀年又紀值，這是清代鑄幣史上的一大創舉。“當五”即指一枚紅錢當五枚制錢，這原本就是紅錢與制錢的兌換比值，所以“當五”錢實際為小平紅錢。“當十”是指一枚紅錢當十枚制錢，相當于當兩枚小平紅錢，“當十”錢即為折二紅錢。據《林則徐集•日記》記載：“道光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五……傍晚時已至托克遜……此地頗不荒寂，凡赴南路者，多于此地易換紅錢，緣過此則不用紅錢也。紅錢一抵青錢五文者，背面鑄‘五’字；抵十文者，背面鑄‘十’字。今市上常用之紅錢，背無鑄字，每一文亦抵青錢四文之用”。
“道光通寶”背“八年五”、“八年十”錢的鑄行，增加了市場的貨幣流通量，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南疆的“錢荒”，逐漸改變了“錢貴銀賤”的局面。而“道光通寶”背“八年十”錢是清代中后期最早出現的明文紀值的“大錢”，它比內地大錢早誕生25年，開創了清代鑄造“當十”大錢的先例，成為了后來主張鑄行大錢者的重要依據，更是后世咸豐朝廣鑄大錢的濫觴，其影響可謂深遠。
作者：沈飛
來源：《中國錢幣界》21期
欲了解《中國錢幣界》雜志訂閱詳情，請點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