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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
圖３
■上海 姚旭東
1936年，在上一年國民黨政府發表《施行法幣布告》，正式實行法幣之后，國府的中央銀行委托當時的中華書局印發了一套三種面額的法幣券鈔， 分別為一元（圖1）、五元（圖2）和十元（圖3）。三種券主要以顏色區別：一元券為橙褐色、五元券是翠綠色、十元券為青靛色；另外在裝飾圖案的細節上各有不同。而三種券的正面均為孫中山像與象征華夏文明禮器的青銅三足圓鼎，周邊飾以古銅錢幣圖案；背面都采用了著名的《孔子謁見老子》圖，此圖源自山東濟寧紫云山，有東漢武氏家族墓葬的雙闕及四石室畫像，以武梁祠最早故稱“武梁畫像”，始建于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刻歷史人物、神仙故事等畫像，旁以八分小字題記姓名或贊文。因黃河改道沒入土中，清黃易等發土得畫像石，《孔子謁見老子》圖系此石的一種。因戰局關系，中央銀行首遷南京、后遷漢口、最后遷至重慶，故而藏界俗稱此套紙幣為“寶鼎版”券。
據《史記》所載，孔子適周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 仲尼辭，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 。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 。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 孔子去，謂諸生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云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而另據《禮記·禮運篇》記載，從前孔子在祭祀中任助祭時，曾登上宗廟門外的闕樓，慨然而嘆。一旁的言堰問何故，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利為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儀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禮，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可見孔子原本也傾向于道，這是一次被譽為中華文明史上冠絕古今的兩大思想高峰匯聚。在春秋戰國那個大時代，文化學術百家爭鳴，偉大的思想放射出璀璨奪目的光輝！然而要知道，偉大而深刻的思想卻是建立在災禍頻仍、苦難深重的基礎上的，對生存于那時的常人而言，那個世道實在是民不聊生的悲慘世界。同樣的，中華書局1937年印發的這套券鈔，正是華夏大地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大災大難之時：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北京淪陷；8月13日，淞滬大戰爆發，上海陷落；直到年底12月，當時的國都南京淪陷，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虐殺，古都成為人間地獄。可返觀斯時掙扎在亡國邊緣的中華民族，哪里又不是地獄呢？
由此不禁想到了羅丹的著名雕像《思想者》，其實那座雕像原本是放置在一組地獄群雕的門上方入口處，這個思想者正是坐在地獄大門的上邊，在俯視著地獄中受盡各種酷刑折磨的苦難眾生，而這才是羅丹雕這座像的本意：大思想家只能是在群氓的基礎上才會出現的。如今，80年后我們重新來看這套券鈔，不禁感慨萬千——既為思想，更為了銘記那不該忘卻的深重苦難，而作此文。
來源：收藏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