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起源于殷商，錢物交易便捷當。
龜貝刀布具雛形，東周發展秦統一;
半兩延續漢五銖，新莽六泉又十布。
魏晉南北隋業復，如影隨形七世紀;
高祖首創唐開元，棄其錙兩譜新篇。
“安史之亂”國力乏，肅宗重寶民生怨;
五代十國藩鎮據，鑄幣量少墐泥替。
熙載避禍《夜宴圖》，陳橋兵變趙登基;
倡文偃武宋絲瓷，海外香寶市舶司。
銅鐵并用名目繁，交子領引全球冠;
元泉字現八思巴，幽陰之域忌華夏。
強權推行鴉青鈔，國祚僅存九十八;
大明規避隱前朝，遵崇祖訓皆通寶。
“放牛洪武”懸疑案，激怒叛將獻邊關;
社稷危亡滿清愁，內憂外患困咸豐。
成百上千通貨脹，宣統遜位挽歌唱;
辛亥“大漢”機制幣，文史價值非可比。
十八星旗迎風飄，終結帝制共和到;
銹跡斑駁歷風霜，皇權易主紛登場。
篆隸草行書墨寶，天子重臣幾揮毫;
材質不同形各異，天圓地方千年襲。
國號年號記值幣，市場流通無盡期;
風云際會興轉衰，“銀河”進程脈絡在。
錢財有如雙仞劍，映證世間喜與哀;
悠悠歲月倏忽過，層層積淀迷團多。
枚枚古泉活史詩，默默后人共求索。
(一)
貨幣起源于殷商，錢物交易便捷當。
龜貝刀布具雛形，東周發展秦統一。
貨幣是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是商品交換的媒介，其基本職能是：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貯藏手段、世界貨幣。它是由原始的物物交換逐漸演繹過來的，亦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據考古發掘出來的各類古幣及現有史料推斷，中國的貨幣萌芽于禹夏時代，起源于殷商，發展于東周，統一于秦朝。其原始的雛形是貝，在《詩經》中記有“即見君子，錫(賜)我百朋”和“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這里所說的“朋”，即海貝的計數單位，五貝為一串，兩串為一朋。這對遠離海洋的中原地區來說，“百朋”可謂多矣。
因“貝”與財字同義，所以，在我國的文字結構中，凡與價值有關的字都從貝。如：貧、賤、賦、貴、貨、貸、賈(音：古)等。先秦時稱“錢”為“泉”，并非是在用詞上的風雅，原本意是希望能像泉水一樣“其流如川，滔滔不絕”永不枯竭，可以流通。故，司馬遷在《史記》的“平準書”中曰：“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由是“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中國古錢幣歷經了四千多年的漫長歷史，開創了七十多項世界之最。其系統之完整，門類之豐富，脈絡之清晰，內涵之博大，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比擬的。
“貨幣”一詞，原是貨與幣兩種不同東西的總稱。《周禮》九貢中就有“貨貢”與“幣貢”之分。“貨貢”指珠貝，“幣貢”指皮帛。越早的貨幣，其形狀大小及重量，與它據以演變而來的生產工具相似。從西周的貨幣造型來看，如：空首布形似鏟，即為當時的農耕用具。鏟是今名，布乃古稱。春秋戰國時期的刀幣、布幣造型，就是絕好的見證。
由于各個歷史時期的經濟條件不同，各地區生產發展的不平衡，形成了封建社會的割據性與分散性，由此產生了各種類型的貨幣流通領域，創建了各種不同的貨幣體系。概括起來，大致可分為：一、春秋戰國時期的“布幣”、“刀幣”、“楚幣”、“圜錢”;二：秦王朝的“秦半兩”;三、漢代的“五銖錢”;四、唐朝至清代而外圓內方，并鑄有皇帝年號的“通寶”錢等。
(二)
半兩延續漢五銖，新莽六泉又十布。
魏晉南北隋業復，如影隨形七世紀。
現代古泉學家丁福保曾有詩詠曰：“千秋唯有長城在，不見當年秦始皇。莫道區區僅半兩，曾看劉項入咸陽”。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紛爭，各自為政，所鑄之錢，各行其道。自“秦王掃六合，虎勢何雄哉”統一中國后，“秦法同天下之法，于秦幣同天下之幣”，
由秦始皇欽定了外圓內方的“半兩”錢形制起，它就被賦予了“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秦傳國玉璽之印文)而皇權至上的思想，以及“天圓地方”的五行學說。或許，《呂氏春秋》的解釋可能最適合始皇之口味：“天道圓，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其造型極具政治色彩，亦是秦王朝“天命皇權”的象征。同時，也寓以了做人要“行欲圓而品欲方”之內涵，寓意是乾坤之象，造意是不易乃昌，體現了古人崇尚理想美、神化美、藝術美的最高境界和價值觀與審美觀。
西漢時文帝曾下詔，聽任民間自行鑄錢，其本意是想讓人人都有錢。以致民間盛傳“吳鄧錢，布天下。”其中“吳”是指吳王劉濞。他是漢高祖劉邦的侄子，因為在征討黥布時立有戰功被封為吳王。他利用封地內的銅山“招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漢書•吳王劉濞傳》)。
明代小說《金瓶梅》以揭露當時社會“富貴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鄧通成”而聞名。此處所言之“鄧通”，即是錢幣的另一種別稱。此乃出自漢朝的一個典故，司馬遷在《史記》的“佞幸列傳”中記載：漢文帝劉恒因身患毒瘡，佞臣鄧通為邀寵而常為之吮吸患處。文帝因此感念。特令一相士為鄧通相面，相士稱：“鄧通的命會因窮困而餓死。”文帝聽后極為不悅地說：“能使鄧通富貴的在于我，他怎么會貧困呢?”于是，便將鄧通在蜀郡南安(今四川的樂山、眉山)家鄉附近的大小銅山全都賞賜給他，并準許其私人鑄錢。
由于鄧通據有鑄幣資源的優勢，所造之錢光澤亮，分量足，厚薄勻，材質純，上至王公大臣，中到豪商巨賈，下至販夫走卒，無不喜愛。一時間該錢以質地精良，發行量大占優勢，竟很快地在全國流通并富甲天下，以致，時人戲稱錢為“鄧通”。
豈料，相士的話竟一語成讖而不幸言中。(讖，音：襯)漢文帝駕崩后，景帝即位。鄧通因讒佞邀寵為世人所憎惡，即被免官，朝廷將其家產全部充公。晚年失寵落魄的鄧通，無奈只好寄居在別人家中，終因不名一文而被活活餓死。
清代文人屈復在題《鄧通錢》的詩中寫道：“黃頭郎君忽有錢，王侯公卿皆比肩。爾錢來何路，乃敢凌豪賢?古無不崩之銅山，日中有錢人所羨，日夕餓死人誰憐?”以此來警示那些因錢多暴發而自雄者。
從史書所用“盜鑄”的措辭來看,吳王與鄧通不同，后者是經過特許的，而吳王鑄錢卻是非法的。賈誼當時就寫了一篇《諫鑄錢疏》，指出此政之弊端，但是,朝廷并未予采納。對于漢文帝的這一政令，清代王夫之對此曾有過這樣的評說：“文帝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固自以為利民也。夫能鑄者之非貧民，貧民之不能鑄，明矣。奸富者益以富，樸貧者益以貧，多其錢以斂布帛、寂粟、纻漆、魚鹽、果蓏，居贏以持貧民之緩急，而貧者何弗日以貧邪!”歷史的真相確實是致使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元狩四年(公元前118年)，漢武帝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下詔由上林苑三官負責鑄幣，郡國及個人不準再造，徹底把鑄造錢幣之權收歸國有。此后的兩千多年來，貨幣由國家鑄造已成為不易之論。
西漢武帝劉徹于元狩五年廢除秦“半兩”，改由實物稱量而每枚重3.5——4克的“五銖”錢，此是我國錢幣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貨幣。《史記》載有：“天下非上林苑所鑄之三官錢而不行。”并先后有10多個王朝和政權、20余個帝王鑄行過以“銖”“錙”為計量單位的錢幣，直至唐武德四年隋“五銖”才被徹底廢除，而永遠地退出了貨幣的歷史舞臺。
西漢末年的亂臣賊子王莽因倚仗外戚的身份而以“假皇帝”自居(假：借用之意)，視年僅九歲的漢平帝為“阿斗”而大權獨攬。他在主持朝政初期，表現得十分謙卑敦厚且禮賢下士，并有裝模做樣、收買，被人們稱贊的時候。居攝二年(公元7年。居攝：是西漢平帝劉衎，孺子嬰的第一個年號，計三年。因皇帝年幼不能親政，由位高權重的大臣代居其位而處理朝政事務，謂之“居攝”)，王莽始鑄了“一刀平五千”和“契刀五百”,以此來印證“卯金刀帝出，復堯之常”的這句讖語。同時，也試圖表明自己將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殊不知，因“卯金刀”乃繁體的“劉”字，故，被反對者所利用。
“一刀平五千”中的“一刀”二字系用黃金鑲嵌成，又叫錯金刀。而“平”作“值”解，即：此一枚“金錯刀”可當“小泉直一”五千錢，足見其之珍稀。不知王莽在鑄造這種刀幣時，曾作何感想，是否意味著這形似鑰匙式樣的金錯刀，就能暢通無阻地打開世間一切緊閉之大門?
然而，當他的狼子野心最終暴露，竟冒天下之大不韙，廢劉興王而篡漢自立，即位后改國號為“新”，于始建國元年(公元10年)廢止了金錯刀和契刀。僅七年間就進行了四次幣制改革，另行改鑄并推行“六泉十布”和“貨布、貨泉”。其中，“六泉”是指：小泉直一;幺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壯泉四十;大泉五十。“十布”則是指：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厚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壯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黃千。
“貨布”的制作較“十布”厚實工整，面背及穿孔均有廓，中豎線止于穿下。造型古樸，書法獨特，瀟灑俊逸，且“貨布”二字作懸針篆書體列于兩側而充滿幣面，通長5.6厘米左右，平均重約16.5克。故，“貨布”的鑄行長達十年之久，與“大泉五十”及“貨泉”合稱為新莽王朝所鑄貨幣中的三大“長命錢”。(現今中國人民銀行的行徽，就是以三個“貨布”組合成一個向心式的三角形而成為一個“眾”字，其內空則形成一個漢字的“人”字，構成了一種擴張的動感和穩定發展的態勢。整體地表達了中國人民銀行以人為本的基本屬性，并突顯出中國人民銀行所具有的凝聚力、嚴謹性與權威性。)
“貨泉”是王莽第四次幣制改革中的產物，其形制采用圓形方孔，穿孔兩邊則分別用懸針篆鑄“貨、泉”二字。殊不知，漢光武帝劉秀在南陽白水鄉起兵，自號“真人”，他為了喚起民心，匡復漢朝，特炮制并四處散布“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下”的符瑞圖讖，所以，當“貨泉”一出，就被反對王莽的讖緯家將“貨泉”二字拆解為“泉”為白水;“貨”乃“真人”，暗喻了新莽政權將被“白水真人”所取代的讖言。(讖緯是中國古代文化中的一種現象，讖，就是把自然界中發生的偶然事件而神秘化，并用詭秘的隱語、預言作為神的啟示，將其視為預示社會安危的決定因素，以告人政事，或昭示國運的興衰。亦是方士(又稱占卜者)或巫師假借神明來說吉兇禍福的征兆。表現的形式有語、字、圖、書等;緯，則是用宗教迷信觀點對儒家經典作出的解釋及補充，以便完成對經書的義理和旨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曰：“讖者詭為隱語，預決吉兇;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
因新莽王朝的幣制改革背離現實，嚴重地違反了價值規律，致使錢法紊亂，為了挽回經濟敗局，王莽又出臺了將“貨布”和“貨泉”的后兩字合并，發行了新的貨幣——“布泉”， 即：一枚布泉當二十五枚貨泉，且與“貨布”、“貨泉”并行。
從“黃牛白腹，五銖當復”，這首廣泛流傳于西漢末年的讖語，表明了王莽僅在七年間就進行了四次幣制改革，致使錢法紊亂，他所推行的“六泉十布和刀幣”，亦是一整套不足值的大額虛值錢。其名目之繁雜、版別之多樣、幣制之混亂，在世界鑄幣史上堪稱空前絕后而前所未有。因嚴重地違反經濟規律，商賈不行，通貨膨脹，民不聊生，加深了對老百姓的盤剝。
劉秀推翻了新莽，是為東漢。他即位后更是崇信讖緯并把對其的利用發揮到了極致，宣布“圖讖于天下”，使之成為法定的經典。他在廢除王莽時期的幣制之后，卻唯獨對“貨泉”而情有獨鐘，并將其視為自己受命中興的吉兆，反到把它作為東漢政權的法定貨幣來繼續鑄行。
“桓譚非讖”的著名典故，講述了以博學多才，通五經，知天文，曉音律，善鼓琴的桓譚因受楊雄思想的影響，他所闡發的唯物論和無神論觀點，在哲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并對稍后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有著直接的影響。他直諫光武帝摒棄讖緯迷信邪說，乃致叩頭流血而極言其非。殊不知，竟遭致劉秀勃然大怒且險些被殺。后在大臣們的極力勸阻下，劉秀將桓譚貶為六安郡丞，并同意廢除“貨泉”而恢復了“五銖”錢。桓譚受此打擊，內心“忽忽不樂”，憂郁成疾，在赴任的路上逝世，終年七十余歲。
東漢光熹年間，因“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和“桂陽秋水長沙縣，楚竹離聲為君變”。一場以袁紹、曹操、劉備、孫堅為首討伐董卓的聯盟形成，群雄混戰開始，東漢從此名存實亡，并為后來的三國鼎立而拉開了序幕。
南北朝時期的北周武帝宇文邕于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也曾鑄行了一種以一當十的“布泉”，且與當時的“五銖”錢并行。同時，還鑄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因該三種錢幣的造形及字體尤為顯得清晰俊秀，素為收藏家所鐘愛，歷來被泉界稱為“北周三品”。其錢文俗稱“玉筋篆”，字體較王莽的“懸針篆”粗，“泉”字下之一豎乃一筆貫通，而懸針篆則是斷開的，這是區別二者之關鍵所在。
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中就有：“布泉，世謂之男錢，婦人佩之生男也”的記載。在唐代文學家段成式的詩中就有“詐嫌嚼貝磨衣鈍，私帶男錢壓鬢低。不獨邯鄲新嫁女，四枝鬟上插通犀”的詩句;清未詩人葉德輝在《古泉雜詠》中有云：“布泉徑寸字懸針，鼓鑄難忘居攝年。傳語深閨消息好，佩來個個是男錢。”足見，“布泉”在藝術家和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地位。
中國古代因重男輕女思想嚴重，所以，民間歷來就有“男錢女酒”之說。即：恭賀他人生男孩稱為弄璋之喜(璋：古代玉器名。作朝聘、祭祀、喪葬或發兵時用，表示瑞信);生女孩則自謙為弄瓦之喜，并自釀幾壇酒窖藏，以作待其成長出嫁時之用。
唐玄宗(李隆基)時的著名奸相李林甫，出身于李唐宗室，乃是唐高祖李淵叔伯兄弟的曾孫，他懂音律，而無真才實學，但，卻善于迎奉鉆營且能隨機應變，被人稱為“口蜜腹劍”的陰險之人。時值屬下姜度生有一子，李林甫特手書“聞有弄獐之喜”以示祝賀，見者莫不掩口竊笑(獐 ：哺乳動物，形狀似鹿，毛較粗，頭無角，雄的有長牙露出嘴外，皮可制革，亦稱“牙獐”。成語“獐頭鼠目”形容相貌丑陋而神情狡猾)。宋代大文學家蘇東坡曾寫詩諷曰“甚欲去為湯餅客，卻愁錯寫弄獐書”而以此作為笑談。
唐代詩人劉禹錫有詩云：“天地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故，“五銖”錢能如影隨形地見證了魏、晉、南北朝、隋，前后長達730余年之久的戰爭離亂。
(三)
高祖首創唐開元，棄其錙兩譜新篇。
安史之亂國力乏，肅宗重寶民生怨。
從漢武帝劉徹的“五銖”錢到唐高祖李淵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廢除“五銖”，按照開創富庶，安定生活，以及開辟新紀元之意，一改歷代以“錙”“銖”“兩”為貨幣的計量單位，始鑄了“開元通寶”。所謂“開元”即“開國奠基”之意，典出于《漢書》作者班固的《東都賦》中“夫大漢之開元也，奪布衣以登皇位”。李淵是唐朝的第一位皇帝，亦是“開元”之君，鑄行這種銘文的制錢，恰好符合其開國皇帝的身份。不過，“開元通寶”與唐玄宗李隆基的年號“開元”而雷同卻純屬巧合。玄宗生于公元685年，比“開元通寶”年輕64歲之多。
在中國文字釋義中“開”是萬象更新之意，而“元”乃“一”，即從無到有的起始。所以，這兩個字在中國有著一種特殊的含義，因“通寶”是“流通寶貨”之內涵。銅錢名曰“通寶”，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貨幣作用有了進一步的認知，以錢為寶，意味著貨幣即財富觀念的增強和人們對它的崇拜。在錢幣面文上鑄有當朝帝王的年號，則表明了鑄造時間，這在中國鑄幣史上無疑是一大進步。
“開元通寶”的鑄行，使之錢幣名稱同其重量完全分離，并向符號化、抽象化、信用化演繹，構建了兩座充分表明我國封建社會在鑄幣史上最為強盛的輝煌。自此，中國錢幣進入了一個以年號通寶、元寶及重寶錢的嶄新階段，這在我國錢幣發展史上更是具有一個劃時代的意義。自唐初李淵始鑄“開元通寶”以來， 逐步形成和統一了在“通寶”、“元寶”、“重寶”前冠之于皇帝的年號，由此開啟了錢幣系列化之先河。此后，這種錢幣的形制一直延續到滿清王朝最后的“宣統通寶”。
唐王朝是我國歷史上重要的朝代。其疆域遼闊，經濟繁榮，國力強盛。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朝代，最終也還是免不了被滅亡。發生于公元755年12月至763年2月的一場政治叛亂，即歷時七年零三個月的“安史之亂”。發起叛唐者的是安祿山和史思明，因爆發于唐玄宗天寶年間，又稱之為“天寶之亂”。這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至此，造成了由朝廷委派的原封疆大吏各自鎮守屬地而獨霸一方的狀況。
據《新唐書》載：史思明據東都，亦鑄“得壹元寶”，繼而又惡“得壹”非長祚之兆，故改其文曰“順天”;又有《錢錄》載曰：“得壹為思明銷洛陽銅佛所鑄，賊平之后無所用焉，刀兵之家還將鑄佛。”并另行改鑄了“順天元寶”，導致前者存世稀少。所以，后世有“順天易得，得壹難求”之說。順天元寶形制同于得壹，但錢體較得壹略重。此二錢有唐代姊妹錢之稱，由于見證了安史之亂這段不同尋常的歷史，歷來備受錢幣收藏家青睞。
司馬光在其編修的《資治通鑒》中曾指出：自安史之亂爆發后“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涂炭，無所控訴。”這種藩鎮割據的現象一直維持到唐王朝滅亡，直至五代十國。
中國第一枚“重寶”錢，是唐玄宗的兒子肅宗(李亨)繼位后，因為國家稅賦銳減，為籌措龐大的軍費開支而入不敷出，便在其視為風水寶地的朔方——靈州(今甘肅靈武)鑄行了“乾元重寶”。該幣始鑄之初比“開元通寶”錢略厚重一些，但是，一個卻要抵十個“開元通寶”錢來行用，這使得歷經戰亂的民眾更加雪上加霜而怨聲載道。
(四)
五代十國藩鎮據，鑄幣量少墐泥替。
熙載避禍《夜宴圖》，陳橋兵變趙登基。
宋代著名史學家宋祁在總結李唐王朝復滅的原因時說：“唐亡于黃巢而禍始于桂林!”此言中肯而一語中的。從公元907年朱溫滅唐到960年北宋建立，僅短短的五十四年間，中原地區相繼出現了梁、唐、晉、漢、周五個朝代，史稱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與此同時，除這五朝之外還出現了前蜀、后蜀、后燕、吳、南唐、吳越、閩、楚、南漢、南平(即荊南)和北漢等十幾個地方割據政權，統稱“十國”。這一時期因各藩鎮忙于爭戰而自行鑄幣而數量較少且多為不精。
然而，令人稱奇而絕無僅有的是，一個根本不入史家法眼的小朝廷，據守燕地幽州的節度使劉仁恭父子卻因貪婪腐朽，為聚財斂物而利令智昏地干了一樁為人不恥的“大事”，用一種叫墐泥的黏土，鑄有“永安一十、一百、五百、一千”，可謂無本萬利，這真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創舉”!在中國鑄幣史上堪稱是只此一家，并落下了一個千古罵名。
《舊五代史•劉守光傳》：“……又以墐泥作錢，令內部行使”。并有：(劉仁恭)“盡斂錢于大安山顛，鑿穴以藏之，藏畢即殺匠以滅其口”，以及“是所斂者，皆歷代通用好錢，而以泥錢劣幣，置之市上，強民行之”的記載。墐泥比金屬材料易得，烘烤后會變得堅硬，但卻很難于長期保存，不過，從漢代墓葬中出土的陶質冥幣，卻為后人提供了一個泥錢的實物例證。
泥錢行使，其貽害不難想見。劉氏政權的暴政，錢制的濫惡，國庫的空虛，必然導致國勢衰微。公元913年，后唐莊宗李存勖派兵攻破幽州，生俘劉仁恭、劉守光父子并斬首于太原，建國僅兩年的劉氏政權就這樣滅亡了。后唐明宗李嗣源曾說：“劉仁恭輒造泥錢，號為山庫，珠非濟人，一向害人。”
出身豪族的韓熙載，字叔言，據傳與唐代著名文學家韓愈為同一遠祖。乃是后唐同光年間的進士，集文章、書、畫、音樂一身而名震一時。其父親因事被誅，韓熙載逃奔江南，投順南唐。歷事李升、李璟、李煜三位君主。初時深受南唐中主李璟的寵信，后主李煜繼位時，因北方的宋朝威脅著南唐的安全，李煜一方面向北宋屈辱求和，一方面又對從北方來的官員百般猜疑、致使人人自危，整個南唐統治集團內部斗爭日趨激化，朝不保夕。
身處在這種險境之中，官居高位的韓熙載為了力求自保，便故意裝扮成在生活上奢靡腐敗而醉生夢死的糊涂人，以便讓李后主不懷疑自己是一個懷有政治野心的人。但是，李煜對其卻仍不放心，便派畫院的“待詔”顧閎中和周文矩到韓熙載家，不露聲色地窺探其一切活動，并命令把所見到的一切都如實地畫下來交給他看。大智若愚的韓熙載當然明白二者的來意，便將一種不問政事，沉湎歌舞，醉生夢死的形態來了一場酣暢淋漓的表演。
顧閎中憑借其敏捷的洞察力和驚人的記憶力，把韓熙載在家中的夜宴全程默記于心，回去后潑墨揮毫，潛心作畫，勾勒點染而敷色于濃淡之間。因此而成就了這樣一幅帶有傳奇色彩的丹青精品，并僥幸得于保存并流傳下來。李煜見此畫后，這才暫時放松了對韓熙載等人的猜忌。從1990年我國郵電部發行的T158《韓熙載夜宴圖》五枚連體郵票，其畫作高超技藝之精美，以及珍貴的史料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發生在公元960年2月3日的陳橋兵變(今河南封丘東南陳橋鎮)，是在趙普、石守信等人的策劃下，授意士兵為趙匡胤黃袍加身，擁戴他為皇帝而取代后周并開創了宋朝，史稱宋太祖。趙即位后，改元建隆，定都于開封。
(五)
昌文偃武宋絲瓷，海外香寶市舶司。
銅鐵并用名目繁，交子領引全球冠。
北宋初期太祖為了除卻心中的隱憂，避免“陳橋兵變”會再度上演，且危及到趙氏子孫的安危及江山社稷的傳承。他通過安撫的懷柔政策而巧妙地“杯酒釋兵權”，賞賜給擁戴其登基的有功之臣一大筆錢財，分別打發他們到各地去做節度使，鎮守一方而使之君臣相安無事，以確保其政權的穩固。
宋朝對包括海外貿易在內的商業較為熱切，主要在于其稅收能夠快速地擴張財政。當時，通過官辦和私營兩種途徑與宋廷有海上貿易的國家已達數十個，如：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遼、金、西夏，以及東南亞國家，如：日本、朝鮮、安南(越南)等，甚至遠到非州各國，史稱“海上絲綢之路。”進出口的貨物在四百種以上。進口貨物為香料、寶物、藥材及紡織品之類，而出口貨物則以絲織品、農產品、陶瓷、金屬器皿等為主。
“互市”是對中外貿易船舶交易的通稱;唐代最早設有“市舶使”，即：我國設置專管海外貿易的官職。明初只許外國使節所乘船舶(當時名“貢舶”)駛入，準其附帶商貨，對本國商船則嚴禁出海，至清代“市舶”專指外國來華的商船;而“市舶司”則是官署衙名，是朝廷設置專管海外貿易的機構，其主要職能就是加強對外貿易。它見證了中國自宋、元、明三朝海上貿易的繁榮。
由于“招徠遠人，埠通賀賄”，以利海外通商而雙邊互市的交往，使之市舶之利以百萬計。因此，南宋高宗時期曾立法：“有虧蕃商者，皆重置其罪”，并對在互市中能招徠商舶的有功人員給予獎勵。在福建、廣東沿海的泉州、廣州等地，因是蕃商聚居的港口城市，還建有“蕃坊”以供外商居住，對其生活習慣、風俗、法律，以及宗教信仰等均予以尊重。
北宋末期及南宋中期因鐵錢經朝廷認可準鑄，所以，無論是種類、數量、版別等，均達到了歷史上的一個最高峰。甚至，就連有的母錢都用鐵質，致使鐵錢成為與銅錢并駕齊驅的通行貨幣。為此，朝廷還專門制定出了一整套嚴格的制度，包括：設置專事鑄造鐵錢的錢監、并專門劃定了鐵錢流通區域，其鑄造工藝、幣值、記地、乃至年號錢、對子錢都與所鑄之錢而相對應且流通并行。為了防止銅錢流入北方，宋王朝在邊境路州等地強制推行鐵錢，創建了銅、鐵錢在交往區域的隔離帶，并限制其僅能在流通區中進行交易，以此來減緩因遼、金、西夏對銅、鐵錢需求的壓力，彌補現錢之不足。這在一定范圍和時間內，為抵御外族軍事入侵，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我國古代除了以金屬、皮帛為貨幣外，還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宋廷為緩解內地“錢荒”和面對巨額軍費開支的壓力，發行了大量的紙幣，從北宋的“交子”、南宋的“會子”、到明朝的“大明寶鈔”，以及清代的“順治鈔貫”等，就足以說明。
從張擇端所繪著名的《清明上河圖》可知，北宋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周邊各國互市的貿易往來增多，以沉甸甸的現錢交易不便，由此產生了鋪戶及后來的錢莊、票房，即：銀行的前身。將錢存于柜坊以換取相應等值的信用票據，是為了便于攜帶和大宗買賣的流通。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尤其是南宋的商品經濟發展和文化成就的璀璨奪目，被譽為“東方文藝復興時期。”中國的宋朝被許多海外漢學家認為是“現代的拂曉時辰”。在他們眼里，最為光彩奪目的中國王朝，并非強盛的漢唐而是因昌文偃武后，看似有些文弱的南北兩宋。美國耶魯大學的中國現代史教授喬納森. 斯彭斯，曾在《中國新聞周刊》上撰文評價宋代的中國：“……當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國家，它的領導地位源于一系列因素，從技術上的發明到工業企業的興起和管理良好的農業，從普遍的教育和各種哲學思想的寬容……上一個千年的中國，是世界超級大國，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不難設想，倘若不是后來執行海禁而以天朝自居的閉關鎖國政策，在平等互惠的“互市”交易中，那么，極有可能促成中國初期資本主義體系的建立。
(六)
元泉字現八思巴，幽陰之域忌華夏。
強權推行鴉青鈔，國祚僅存九十八。
元朝在中原地區統治時間不足百年(計9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間，漢人大臣劉秉忠奏曰：“……錢(指：金屬幣)用于陽，楮(即：紙張)用于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漠，君臨中夏，宜用，俾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將不靖……”故，朝廷采納了他的意見“遂絕不用錢”。由于元代早期嚴控并不允許民間使用金屬，以防百姓用作制造刀槍兵器而造反。并于至元二十四年開始向全國發行銀本位的紙鈔，因其顏色青黑，俗稱為“鴉青鈔”，且多在官方之間使用。同時，朝廷卻象征性地用漢文少量鑄行了各種銅錢，但，多為敬獻給寺廟的供奉錢，如“至大通寶”“至正通寶”“至順元寶”“延祐元寶”等。然而，民間仍以大量的唐、宋錢幣來進行市場交易。
元朝統治末期國勢衰微已病入膏肓，各地災荒頻起而賦稅銳減且不知開源節流，仍揮霍無度，致使國庫空虛。加之又時常對宗室貴族、官僚寵臣、寺院廟宇濫行賞賜。為解決日趨加深的財政危機，順帝采納了更改鈔法之建議，于至正十年(1350年)十一月，成立諸路寶泉都提舉司，發行“至正交鈔”，規定新鈔每貫合銅錢千文或“至元通行寶鈔”兩貫，以實鈔法。由于“每日印造，不可數計”，引起了惡性的通貨膨脹，民間視交鈔如同廢紙，物價暴漲十倍，出現“米價貴如珠”的局面。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元代的鑄幣中，尤以一種獨特迥異的“八思巴文”作錢文鑄造的折三“元貞通寶”和當十“大元通寶”，向人們展現了一度輝煌卻永遠定格，而又被廢棄了的文字歷史。因此，現存世的元代錢幣較為少見且珍稀。
(七)
大明規避隱前朝，遵崇祖訓皆通寶。
“放牛洪武”懸疑案，激怒叛將獻邊關。
明朝中期正處在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萌芽階段，但是，其鑄幣的數量卻遠遠不及宋、清兩朝，更無鼓鑄大錢之說。足見，當時幣值恒穩，無通貨膨脹之虞而物有所值，老百姓能安居樂業。另外，在明代所有年號的鑄幣中皆以“通寶”而無“元寶”更無“重寶”之稱謂，此是為了避諱元朝和朱元璋名字中的“元”字所致。
令人費解的是在傳世的“洪武通寶”中，有一種錢背為一形態生動而頭戴斗笠或光頭的牧童，悠然自得地騎在牛背上短笛橫吹。那牛體形矯健地拖著尾巴邊走邊顧首回盼，好像是在尋覓那悠揚的笛聲。整個構圖豐滿，不顯臃塞，牛與人顧盼呼應，栩栩如生，使之充滿了靈動的美感與韻味，體現了該幣設計者的高超技藝。因其形象別具一格且極富情趣，被稱之為“放牛洪武”。
該錢的圖形有多種，大小不一。材質有青銅 、黃銅 、淡紅銅之分;牛有拖尾，搖尾和牧童光頭或戴斗笠之別，既是生辰錢，又是吉祥錢。均不計重、也不計值，更不記地，實屬花錢之列。因正史中對朱元璋的身世并無明確記載，然而，“放牛洪武”錢的圖案又巧合了傳說中他的童年經歷，此幣究竟是官方所制，還是民間私鑄，抑或是后世的偽造?藏界一直頗有諸多爭議，莫衷一是，各有說辭。
竊以為：“放牛洪武”應為后世假托之作的民俗花錢，且出自民間私鑄而決不可能是官方所為，鑄制的時間在明末清初。其意旨在激發并喚起民眾反清復明的民族情緒，為表達意愿而以此言志。究其緣由，因該錢似有譏諷朱元璋出身卑微之意，明太祖在位期間所鑄之錢，決不可能自己犯諱，去揭自己因貧困從小放牛并出家當過僧人的短。不難設想，沈萬三在無意識中挑戰了皇權，不料竟惹卻龍顏大怒，致使本人險遭殺身之禍而被發配且殃及沈氏家族。顯然，朱元璋不會準許發行鑄有牧童放牛圖案的錢幣來自取其辱，這無疑有違于他之本意，更不會是奉其“圣意”所為!試想，又有誰敢虎嘴捋須地去冒犯天威而使自己遭致不測?而清廷因避諱明朝，猶恐不及則更不可能，豈有官方敢鑄制此錢并遍于全國之理?然而，無論是諷或是贊，由民間私鑄而不參與流通的民俗花錢則無所謂，自然也就無此顧忌了。
不過，后人還是愿意將明太祖與放牛娃聯系在一起，有人以“朱元璋簡歷”為謎面打兩個京劇的劇名，其謎底的揭曉就是“小放牛”和“大登殿”。能從一個牧童最終登上皇帝殿堂的寶座，該是何等之不易?這反到使他的形象愈發生動而更加接地氣了。其謎面與謎底十分貼切，對仗工整，畫龍點睛而異常到位。所以，“放牛洪武”錢確也不失是專為這條謎語制作且天造地設的一個實物佐證。
崇禎十七年(1644年)也即：清.順治元年。農民起義軍的闖王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國，國號大順，改元永昌，并率軍攻占了北京，崇禎皇帝被逼殺妻滅子而自縊于景山。僅在這一年之內，紫禁城的龍椅上就曾坐過三位帝王(崇禎、李自成、順治)，而直接促成這一波詭云譎歷史事件的風云人物，就是原駐守山海關的明朝封疆大吏吳三桂。
吳三桂面對銳不可擋的起義軍，本已有了暫時歸順之意。但是，當他聞訊愛妾陳圓圓被李自成的大將劉宗敏所強占，為此“沖冠一怒為紅顏”拍案而起，便決意打開城門，迎請清軍入關而問鼎中原。降清后的吳三桂甘當鷹犬，迫使茍延殘喘的“南明”小王朝永歷帝逃往國外而茍且偷生，隨之又被其從緬甸抓回，處死于云南昆明的郊外。大明王朝(包括南明小朝廷)終歸在其最后建立的“國之一省”落下了帷幕。
平定三藩之亂是發生在清朝初期一件影響重大的事件。三藩的建立及其勢力的養成，原是清廷利用明朝降將平定及鎮守南方的結果。此時，已被清廷封為平西王的“三藩之首”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與靖南王耿精忠三人，早已卵翼豐滿而各自形成了強大的地方勢力，尤其是在所鎮守的省份權力甚大，因直接掌控了當地的軍隊、財政及稅賦等，其權力遠遠超過了由朝廷委派的地方官員。
吳三桂更是不甘寂寞，野心勃勃，思謀自立而蠢蠢欲動，欲與清廷分庭抗禮。他在云南和貴州分別鑄行了“昭武通寶”及“利用通寶”，且與清王朝的“康熙通寶”通用并行。如此之大不敬，乃成清廷最大的心腹之患，直至康熙帝下決心“撤藩平叛”，經過歷時八年的“三藩之亂”才被平定。自此，清王朝才真正在關內完成了統一。為了穩定其統治權，并開始建構從事行政和財政經濟的調整與改革，然后，又致力于解決邊疆等一系列問題。
見利忘義的叛將吳三桂因生性反復無常，與《三國志》中的呂布一樣，實屬“三姓家奴”之列，一直備受世人的譴責和詬病。
(八)
社稷危亡滿清愁，內憂外患困咸豐。
成百上千通貨脹，宣統遜位挽歌唱。
清咸豐帝是清朝入關后第7位皇帝，即位之初，展現在他面前的清王朝是政治混亂、財政匱乏、軍隊頹敗、民不聊生的蕭條景象。咸豐三年(1853年)，因外國列強進逼及國內太平軍的興起，清王朝危機四伏，財源枯竭。為解決國庫空虛問題，朝廷決定鑄行虛值大錢。當時全國28個錢局先后鑄造咸豐大錢，出現了中國貨幣史上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咸豐重寶錢有“當四、當五、當八、當十、當二十、當三十、當四十、當五十”共八種形制。
1851年在廣西桂平金田村爆發的一次農民起義，即太平天國起義。1851年1月洪秀全在其50壽誕之際，率起義軍在金田村向清王朝宣戰，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建號太平天國，自稱天王。咸豐帝立刻派兵遣將，抓緊圍剿。但，令他倍感失望的是清軍連連戰敗，未能實現原就地圍殲的計劃，使得清廷上下大為震驚，惶惶不可終日，統治面臨著一個新政權的直接威脅和挑戰。
正當農民起義軍如火如荼地占領了十八個省區，致使朝廷賦稅銳減，此時，英、法聯軍又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860)。咸豐為之心力交瘁，優柔寡斷的他卻時而主戰，時而主和，并先后派大臣先后與英、美、法、俄等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戰爭中氣勢恢宏的圓明園被燒毀，大火延燒3天，煙霧籠罩北京全城，大量文物珍寶流失，至今不能完璧歸趙。英、美、法、俄等國攫取了最惠國待遇，且享有領事裁判權和降低關稅等優惠，并獲取巨額戰爭賠款，這些不平等條款對中國的危害極大。
但是，咸豐因財力饋乏而飲鴆止渴地采用加大幣值，甚至不惜由原來的“咸豐重寶當十”，改鑄為“當百”乃至“當千”地發行虛值大錢，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并寧愿用免去關稅，以換取外國公使不入駐北京。這不僅表現出了他“華尊夷卑”的傳統觀念之深，還顯現其不顧國家利益而死守個人和“天朝”面子的迂腐思想!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致使社會矛盾更加激化，中國進一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
1911年(宣統三年)10月，革命黨人發動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清廷起用袁世凱，企圖鎮壓。袁憑借手中軍隊，并在各國列強支持下，對革命黨人威逼利誘，當得到由其出任民國總統的保證后，轉而對朝廷施加壓力，令北洋軍將領聯名通電，迫使清廷于1912年2月12日，宣統皇帝下詔宣布退位。
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始鑄方孔“半兩”到清“宣統通寶”，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歲月，亦是我國乃至世界鑄幣史上的一個奇跡。然而，歷史的洪流不可阻擋，可謂“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因“宣統通寶”是我國封建王朝末代年號鑄行的方孔錢，使之終究成了唱響掘墓滿清政府的最后挽歌。
(九)
辛亥“大漢”機制幣，文史價值非可比。
十八星旗迎風飄，終結帝制共和到。
辛亥革命勝利后由江西機制的辛亥“大漢銅幣”有黃、紅銅質之分，亦有背面襯以細密的網紋和無網紋之別。直徑均為29毫米，重7.5克，系用機械沖壓而成。在幣的正面珠圈中央有實心圓內鐫有一陰文的“贛”字，即：江西省之簡稱。周圍對為“大漢銅幣”四字，外環上緣為“江西省造”，下緣為“當制錢十文”，左右分邊則以干支作紀年的“辛亥”二字，字體均為楷書。
背面中央為實心圓形陰刻的太極圖，象征中華民族的五千年文化源遠流長。緊靠其外由一圈小珠圈包圍，周邊則均布有九顆圓星，而與外部的九顆大圓星相互牽連，且成為一體。共計大小十八顆星，代表了當時率先響應并宣告脫離滿清政府的十八個省，寓意了復興大漢民族、團結人民共同締造民主共和國之意。由于辛亥“大清銅幣”早于此前就已面世，故，取名“大漢銅幣”而與之對應，它是當時全國唯一由革命黨人鑄造的流通錢幣。
以致，后來各省所鑄之幣，盡管圖形各異而有所不同，然而，不論是民國早期五色共和的直條旗還是星條旗，都無不以該十八軍星作為國民革命軍的軍旗而鑄在銅幣上，使之烙上了鮮明的時代特征。在武昌首義取得勝利之后，以該圖形為標記的十八軍星旗曾迎風飄揚在巍峨的黃鶴樓前。(由紅、黃、藍、白、黑組成的直條旗，分別代表了漢、滿、蒙、回、藏等五大民族的生活區域，并非指一色為一族，而是涵蓋了該區域內所有的其它民族。“五族共和”是中華民國成立初期提出的政治口號，這一原則強調了中國五大族群的和諧相處)
江西“大漢銅幣”的鑄行是全國最早體現新生革命政權建立的機制幣，盡管，它的問世距辛亥革命不過兩個多月的倉促時間而鑄期短，竟能以一種超凡脫俗的全新面貌出現，其鑄量尤為顯得稀少。因為，該幣在精神層面中的價值，是不能與現實流通貨幣價值而相提并論的，其深遠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使之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不可復制的替代性。
辛亥革命武昌首義成功，徹底宣告了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以及方孔錢在我國貨幣史上的終結。
(十)
銹跡斑駁歷風霜，皇權易主紛登場。
篆隸草行書墨寶，天子重臣幾揮毫。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每一個王朝由興盛到衰亡，都有著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而可供后人借鑒參考，這在所鑄的錢幣中均能得于映證。古人把書寫錢文視為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譽，書法精美而鑄工精良。中國古代錢幣文化在世界貨幣史上獨樹一幟，被譽為東方錢幣的代表。究其緣由，皆因它在文字的獨一性和書法的藝術性中，起到了無可替代的領軍作用。
宋代鑄造多種多樣的鐵錢，錢文藝術可謂登峰造極，大都是極負盛名的權臣名儒用篆、隸、草、行、楷、真等書體皆入錢文，為當時皇帝及許多重臣及書法家所熱衷。自北宋太宗(宋太祖之弟。原名趙匡義，因避宋太祖趙匡胤之名諱，后改名為趙光義)首創了天子親筆揮毫的“御書錢”，如：“淳化元寶”“淳化通寶”及“至道通寶”，乃由楷、行、草三種字體書就。楷書渾厚端莊，行書雋永流連，草書奔放流暢，使得宋代錢幣文字藝術達到了空前絕后的境地。其中，一種因“淳”字的“三點水”偏旁上提，被稱之為“縮水淳化”且較為稀見，并首先賞賜給近臣。宋太宗超人的書法技藝，因此，得到了當時著名書法家米芾對他的大加贊賞：“真造八法，草入三眜，行書無對，飛白入神”。由此可見，能達到這樣的功力與底蘊，決非一日之功所能練就。
北宋文學家王禹偁就曾寫過《謝賜御書字樣表》，當他被貶官時還念念不忘御書錢：“謫官無俸突無煙，唯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趙壹是東漢人，他曾寫詩自遣：“文章雖滿腹，不如一囊錢”)黃庭堅被罷官后，生活十分清苦，他深有感觸地寫道“管城子(毛筆的別稱)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并在《送徐隱父宰余干》中寫到“半世功名初墨綬，同兄文字敵青錢”;而楊萬里因對文人窮愁潦倒且憤憤不平，慨然寫下了“野菊荒苔各鑄錢，金黃銅綠各爭妍。天公支與窮詩客，只買清愁不買田”。
宋徽宗(趙佶)在治理朝政上昏庸無能，但，他卻不愧是一位書法丹青的高手。其字體運筆飄忽快捷，剛柔相濟，秀媚纖細而收折犀利，輕落重收，筆跡瘦勁而不失其肉，轉折處可明顯見到藏鋒，露鋒等運轉提頓的痕跡，給人以輕逸飄宕，云卷霞舒之感，時人稱之為鐵劃銀鉤。他將制錢工藝提升到了夢幻般的高度，并自創了著名的“瘦金體”，由其親筆題寫的“崇寧通寶”“大觀通寶”，不失為古錢幣書體之一絕，俊朗大氣，讓后人更是愛不釋手。可與中國第一造錢高手由王莽創建的“懸針篆”而相提并論，歷來受到文人雅士和書法界的競相效仿
宋代鑄錢的各種銘文形式，表現在：同一年號且同等面值的錢，有篆、棣、楷、行、草的書法之分，俗稱“對子”錢，又有折十、折五、折二之別。其數量之巨，版別之多，為中國古錢幣之最。其中，“元豐通寶”就有隸、行兩種字體，隸書出自史學家司馬光之手，行書乃由大詩人蘇東坡(蘇軾)縱放豪逸，灑脫揮就。
中國歷史朝代眾多，所鑄錢幣的數量浩繁，有如煙海，其錢文有的不易辯識。在我國歷朝各代的錢幣字體中，不乏留有名門大家的書法墨寶。據考，秦篆書的“半兩”二字就出自于宰相李斯之手，字體粗獷有力，氣韻磅礴;而唐朝初期的“開元通寶”，為大書法家歐陽詢用隸書寫就。字體端莊凝重，疏朗崢嶸而儒雅清雋。
古錢幣的字體古雅清潤，有神有骨，情性煥然，字體欹側，結構清減，但，其筆畫協調而牽連映帶，放逸生奇，具有流利灑脫的美韻，輝映成趣的意境能使人俯仰生情而情趣頓生。當灑脫飄逸的書法及特有質感而和諧統一，相得益彰，給人以方寸之間寓藏乾坤的感受，展示了華夏五千年歷史悠久的書法藝術魅力，也反映了各個年號時期的人物心態，使之文化的內涵更加深邃寬博。
(十一)
材質不同形各異，天圓地方千年襲。
國號年號記值幣，市場流通無盡期。
我國貨幣淵源流長，在世界錢幣史上更是獨樹一幟。而歷代錢幣因多姿多彩，有案可稽的就近達萬種，幣材更是五花八門。除金、銀作為上等幣以外、其中，金屬材料最多的有銅、鐵、鎳、鋁、鉛、錫、銻等;還有用貝、玉、陶、骨、獸皮、石、竹、紙等作材料的通行錢幣。由于各個歷史時期封建社會的割據性與分散性，因各地區之間經濟條件的差異，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由此產生并形成了各種類型的貨幣流通領域，創建了不同的貨幣體系。其形制各異而大小輕重不一，材質精粗而優劣有別。
從貨幣的發展史可知：其造型，質地、圖案及年號的字體中，無不反映出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藝術和科技發展的程度，同時又再現和表明統治階級強加給人民的主觀意識。各個不同時期的每一枚錢幣或每一張紙幣，無不以其獨特的面目，反映出生育它的父親(國家政權)的意志，母親(商品經濟)的稟性與教師(科技文化)的修養。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貨幣除具有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貯藏手段，充當世界貨幣的五種職能外，從歷史學的角度考察，貨幣還有第六種職能：由于不同歷史時期的貨幣集合群，匯成了一條源遠流長的文明“銀河”，構成了一部經濟發展興衰更替的史詩。
錢幣不僅僅是一個價值符號和商品交換的媒介，更是一個傳承著歷史文化的脈絡。其材質、形態及文化內涵無不經歷了滄海桑田般的變遷，古錢幣藏品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年代、質地、存世量、藝術性等幾個方面。其中，“年號”為最基礎的要領。它是判別和斷代該幣最為直觀的的載體，充當著“鑰匙”的作用。
考古學家雖然開啟了一道發掘地下墓室之門，但是，卻難以打開研究并詮釋對古錢幣奧秘的解讀，而古幣中的“年號”不啻就是最能明確體現其具體年代的標記與符號。一枚枚不同年號的錢幣，就是那一顆顆連在一起的“珍珠”，正是因為有了它，才能將映證各朝歷代的錢幣有機地串成一條閃爍著光澤而珍貴無比的“項鏈”，如果輕易地拆掉了它們其中的一顆或砸碎并扔掉，就等于把這段歷史給徹底毀了，使之貫穿于歷史的線索也就不再那么完整了。
(十二)
風云際會興轉衰，“銀河”進程脈絡在。
錢財有如雙仞劍，映證世間喜與哀。
當歲月的輪回經過時光流逝的洗禮，歷史的煙云因風云變幻而政權更替，所流傳下來的各朝錢幣歷經不同文化的嬗變與革新而蘊涵了特殊的記憶，這才使得收藏愛好者與之產生了心靈上的交流和溝通，并在古泉情結中睹其物而思人生，并能從中解讀出那些凝聚著一個時代的沉浮、各朝政權的興衰、一個地域厚重文化的滄桑與變化，由此，揭秘出更多鮮為人知的歷史文化信息!
種類繁多的古錢幣，融各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美學、書法及民俗風情于一體，構成了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史，積淀為一片巨大的社會化石，為后人提供了研究、考證的珍貴實物史料。方寸之間寓藏了天地乾坤而愈加顯得深邃寬博，在有限的幅面上展現出意韻無窮的想象空間，這才使得在古樸典雅而鑄行精巧的錢幣藝術土壤中，生長出“映日荷花別樣紅”的“書法之花”，彰顯了華夏五千年來悠久歷史的璀璨文明。
從貨幣文化內涵博大精深的發展史可知：各個不同時期的每一枚錢幣或每一張紙幣，無不以其獨特的面目，反映出了生育它的父親(國家政權)的意志，母親(商品經濟)的稟性與教師(科技文化)的修養。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貨幣具有：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貯藏手段，以及充當世界貨幣的五種職能。但是，從歷史學的角度考察，貨幣還具有第六種職能：由于不同歷史時期的貨幣集合群，匯成了一條源遠流長的文明“銀河”，構成了一部經濟發展興衰更替的史詩，然而，它最終還是客觀地反映了商品生產必須尊重的基本規律——價值規律。
金錢有如一柄雙刃的利劍，其雙重性決定了它與生俱來的兩副面孔。即：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究竟它將給你帶來什么樣的一副嘴臉，那要完全取決于你對獲取并支配它的方式正當以否。雖說“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卻萬萬不能”，不失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形象寫照。人類除了賴以生存的“空氣、水分、陽光”三大要素外，金錢無疑就是生活中最為緊要的必需品。因貨幣是全人類通用的“語言”，所以，人們最愿意并主動承擔的“重負”就是：腰纏萬貫。同樣是對財富的追求，但，在貨幣穿透力的剌激下，卻折射出不同的思維行動和做人的準則。
西諺云：“最后的一根稻草，壓死一匹駱駝”。貪婪是不分階層的，這是人性固有的弱點。由于個人的欲望永遠都處于不滿足之中，膨脹的占有欲，有如堅冰而無法穿透，理性也難以窺測。它必定包含著不少錯雜的病毒，或另一種內心復雜的潛質。試想，金錢著涼的一個噴嚏，將會感染到多少人?同時，又無情地破滅了人們在虛幻中憧憬的美夢?
(十三)
悠悠歲月倏忽過，層層積淀迷團多。
枚枚古泉活史詩，默默后人共求索。
枚枚古錢幣，頁頁活史詩。古錢幣系列是中國歷史經濟現象的載體，亦是承載時代進程的脈絡與腳印。見證了不同時期政權更替的興盛與衰敗。在華夏古代文學寶庫里，有關貨幣的詩話據有獨特的重要地位和意義。寫史在茲。深探其究，不難找出許多有關貨幣變遷及對其功過的評述，細品研讀而回味無窮，至今仍能給人帶來一定的啟迪與教益。
古錢幣是中國經濟進程的腳印，亦是孕育人類在科學技術上無法割斷的一條臍帶，它不僅僅是一個價值符號和商品交換的媒介，同時，也是一個歷史文化的符號，凝聚了大量的信息，清晰地詮釋了在不同時期生產力的水平與發展狀況。伴隨著時代的變遷，歷代王朝的興衰更替，當一種舊的制錢剛剛沉淀，另一種新的制錢又伴隨著新帝王的登基而接踵崛起。特別是自中國錢幣形成較為固定的形制和傳統以來，其風格通體大方有度，錢文圖案蘊涵的內容就愈加豐富，并在華夏文明歷史長卷中占有一席之地。時至今日，世人還在感嘆由于歷史潮流的無情，所導致的政權興衰與更替。
在這浩如煙海的貨幣“銀河”里，歷經千百年的流變，演繹了一個與人相隨而維系國計民生的精彩紛呈之大千世界。作為歷史文化的載體，古錢幣見證并記載了各個時代的興盛衰敗。錢幣作為一種歷史遺存，無聲而秀美，是傳承人類文化的有效載體。它凝聚著設計和制造者的藝術思想、思維特點、行為方式等內涵，亦是不同時代的經濟和科技發展體現在貨幣文化中的一個縮影。
觀賞錢、憶幣史、領神韻、吸精華、究人生，體感悟，能除卻浮躁而清心，可明己之目，正己之為，補自身之笨拙。許多流傳至今的錢幣珍品，其藝術審美情趣與當時人們的價值取向一致，更為后人留下了許多無限想象的極大空間，及其眾多難以解讀出的各種存疑和撲朔迷離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