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道光年間先后有21個鑄錢局開鑄“道光通寶”錢，其中以寶福局所鑄者最為少見，在其原鑄地都已難得一見，已成為收集道光錢大全套的“筋幣”品種。那么為何寶福局所鑄的道光通寶如此稀少呢？
1820年7月25日，清仁宗嘉慶皇帝病逝，同日皇太子愛新覺羅-旻寧繼位，第二年改年號為“道光”，史稱清宣宗。清宣宗道光皇帝在位期間(1821—1850)鑄造有“道光通寶”年號錢。錢面“道光通寶”四漢字，楷書直讀；錢背為兩滿文，穿左為滿文“寶”字，穿右為代表鑄造錢局的滿文簡稱。
據存世實物統計，道光年間先后有21個鑄錢局開鑄“道光通寶”錢，分別為戶部寶泉局、工部寶源局、直隸寶直局、山西寶晉局、江蘇寶蘇局、江西寶昌局、福建寶福局、浙江寶浙局、湖北寶武局、湖南寶南局、四川寶川局、陜西寶陜局、廣東寶廣局、廣西寶桂局、云南寶云局、云南東川局、貴州寶黔局以及新疆伊犁局、阿克蘇局、庫車局、寶新局。有錢幣收藏研究者發現，21個錢局道光錢中，以寶福局、寶晉局所鑄者最為少見。
清代福建寶福鑄錢局開設于福建省城福州。寶福局道光錢就是在福州鑄造的。筆者定居福州，留心搜集本地鑄造的寶福局道光錢20多年，但目前收入錢匣者不超過百枚。雖然寶福局道光錢開鑄時間距今不過200年左右，但如今在其原鑄地也已難得一見，說明其存世數量確實不多。寶福局道光錢為何如此少見呢？這引起了筆者探尋研究的興趣。
寶福局始設于清順治四年(1647，也有認為設于順治六年)，原址在福州城內都司巷，乾隆四年(1739)遷移至衛巷口(今鼓東路)，沿用至清末。據清代《榕城考古略》“坊巷第二”記載：“寶福局在衛巷口，原為觀風整俗使署，乾隆間改為寶福局。”陳壽祺著道光《福建通志》“錢法志”記述寶福局自開鑄以來曾經多次停爐罷鑄，也曾多次復開。
道光初年，寶福局開鑄“道光通寶”年號錢。當時，寶福局鑄錢所需的銅、鉛、錫等原材料均非本省所出，必須預先派員遠赴云南、江蘇、湖北、廣東等地采辦，路途遙遠，運腳盤費等開支沉重，鑄錢成本很高。至道光四年(1824)福建銀貴錢賤，制錢1240文才能兌換一兩白銀。而寶福局鑄錢，主要用于搭放兵餉。
發放兵餉時若以制錢1000文抵白銀一兩搭放，則兵勇拒絕接受，軍心不穩。倘若按照1240文抵銀一兩發放兵餉，則鑄錢虧損嚴重，需地方財政大量補貼，福建財政捉襟見肘。于是閩浙總督趙慎畛、福建巡撫孫爾準等以“福建銀價昂貴，鼓鑄成本虧折”為由奏請自本年夏季起暫停鼓鑄制錢，請求兵餉停止搭放制錢，全部以白銀支付。
據《清宣宗實錄》卷65，道光四年(1824)二月二十七日道光皇帝諭旨：“諭內閣，趙慎畛等奏請暫停鼓鑄一折。閩省寶福局鼓鑄錢文，系為搭放兵餉之用。據該督等查明現在市價銀貴于錢，局鑄成本，折耗甚多，其各州廳縣捐款津貼，需用銅鉛運費，辦理亦多掣肘，且兵丁等領餉后，以錢易銀，核計每兩短錢二百余文，殊形支絀，自應量為調劑。著照所請。
自道光四年夏季起，將局鑄暫行停止。其應搭兵餉，亦自夏季起，停搭餉錢，統以銀兩全支。所有局內現存錢文，并本屆委員所辦，及舊存銅鉛，均著存貯局內。該督等察看情形，如錢價稍貴，即行奏明開鑄。各營兵餉，仍照舊例搭放。該部知道。”于是，道光四年夏季起，寶福局在全國各錢局中率先停鑄道光錢。
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二月，浙江道監察御史張修育眼見各省先后停鑄制錢，錢少導致銀價日昂，上疏提出“欲救銀貴之弊，莫善于廣鑄錢文，請飭各省一律開爐鼓鑄，并將兵餉養廉準以制錢一千五百文折銀一兩，俾各省不致以銀貴錢賤難以搭放為詞”。獲得清廷批準，而后浙江、廣西、貴州、山西、江西、陜西、江蘇、湖南等省相繼開爐鑄錢。
但閩浙總督劉鴻祥與布政使司等各司商量后，上奏朝廷極言福建寶福局鑄錢之難，稱寶福局“每鑄錢千文，應用例銷銀(即戶部所規定的成本費用)一兩三分七厘八毫，外捐津貼銀(即補助費)二兩二厘八毫，共銀一兩二錢六分零六毫。近來銀價愈增，每兩值錢一千六百數十文，核計鑄錢一千，虧折鑄本錢一千一百數十文。
全年額錢四萬三千二百串，計應虧折例銷、外捐錢四萬七千七八百文，為數甚巨”。即寶福局每鑄錢1000文，成本卻要花費2100多文，如開鑄一年將虧本二、三萬兩白銀，負擔沉重，難以承受。于是，寶福局再次暫緩鼓鑄。直到咸豐三年寶福局才復爐開鑄咸豐通寶大錢。
由于道光四年夏季起寶福局即停鑄(停鑄時間最早)，此后又未再恢復鑄造過道光錢，因此寶福局道光錢實際鑄造時間只有三年多，在當時開鑄道光錢的21個鑄錢局中寶福局鑄造時間最短、鑄造數量最少，因此，現今存世的寶福局道光錢較為少見，成為收集道光錢大全套的“筋幣”品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