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能清楚地闡明原因，請大家跟我來一次狂想之旅，我們的目的地是兩座與世隔絕的小島──“揮霍島”和“勤儉島”，這兩座島面積相同，左右相鄰。在這兩座小島上，土地是唯一的固定資產，而小島的社會結構也非常原始，居民們需要的只是食物，而且也只生產食物。事實上，島上的每位居民每天工作八小時就能創造出足夠維系自己生活的食物。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他們就一直這樣生活著。兩座小島上的所有人都按照規定每天工作八小時，這也就是說每個社會都能自給自足。
但是，勤儉島上勤勞的居民有一天做出決定，他們要多儲存一些食物并利用這些食物進行投資，于是他們開始每天工作 16 小時。在這種模式下，勤儉島的居民繼續依靠八小時工作所生產的食物維持生計，與此同時他們把相同數量的食物出口到揮霍島上，這也是他們唯一可以出口的地方。

揮霍島的居民對這一變化感到欣喜若狂，因為他們從此以后可以不再依靠辛苦勞作為生，而且還能享受到與以往一樣的食物。當然，這一過程中自然還需要等價交換物──但是對揮霍島的居民來說，這種交換并無大礙：勤儉島居民只是想用自己的食物交換揮霍島的債券（這種債券自然是按照“揮霍島幣”計價發行的
一段時期以后，勤儉島的居民積累了大量此類債券，而持有這些債券就意味著，勤儉島的居民可以憑借債券索取揮霍島未來的生產成果。揮霍島上的一些權威人士發覺到危機的降臨。據他們預測，對揮霍島居民而言，這種既要維持他們的食物所需又要償還他們所累積的債務──或僅僅是償還債務利息──的交換活動最終將迫使他們每天工作八小時以上。但是，揮霍島的居民根本沒有興趣聽這些權威人士的逆耳忠言。

與此同時，勤儉島上的居民開始感到緊張不安。他們問：拿著一個懶惰的小島發放的債券能有什么好處？于是勤儉島的居民改變了他們的戰略：他們繼續持有部分債券，但他們把大部分債券都賣給了揮霍島的居民以換取揮霍島幣，隨后勤儉島居民利用這筆收入去購買揮霍島的土地。最終，勤儉島的居民完全擁有了揮霍島。

從那一刻起，揮霍島的居民不得不面對等價交換的悲慘結果：現在他們不但每天必須工作八個小時以維持生計──他們已經沒有東西可供交換了──而且還要加班加點地工作，以償還債務利息并向勤儉島居民支付土地租金，因為他們當初一時大意，把這些土地都賣給了勤儉島的居民。結果，勤儉島居民利用收購而不是征服的手段使揮霍島淪為了自己的殖民地。

當然，有人會爭辯說，揮霍島居民未來的生產成果必須長期運往勤儉島，但這些生產成果的現值只相當于勤儉島居民最初放棄的產量，因此從這點來看這是一項公平交易。但是，由于揮霍島上的一代居民不勞而獲，揮霍島未來的若干代居民就得用畢生的時間來還債，這種情形如果用經濟學家的話來說，就是頗為戲劇性的“隔代不平等現象”．
且讓我們以一個家庭為例來考慮這個問題：假設我沃倫?巴菲特使用到期可支付的巴菲特家族借據來購買我一生所需的所有消費品，而這些債務及利息將由我的子孫后代以貨物和服務的形式償還，人們可能會把這種情形看作是巴菲特家族與債權人之間的平等交易。但是，自我以后的幾代巴菲特家族的成員可能都不會贊同這項交易（他們甚至有可能試圖賴帳，但愿他們不要這么做）。

讓我們再考慮一下那兩座小島的情形：面對著有史以來數額最龐大的債務利息，揮霍島政府遲早會做出決定，實施有可能引發嚴重通貨膨脹的政策──即發行更多的揮霍島幣以沖減每張貨幣的價值。揮霍島政府的理由是，畢竟那些令人不安的揮霍島債券只是索取相應數目的揮霍島幣而已，而非這些貨幣的相應價值。簡而言之，讓揮霍島幣貶值可以緩解揮霍島的財政危機。

正是因為看到了這樣的前景，所以如果我是勤儉島的居民，我會選擇直接擁有揮霍島的土地而不是該島政府所發行的債券。大多數政府都認為，強制沒收外國人的資產在道義上令人難以接受，而如果采取措施沖減外國人所持債券的購買力則相對穩妥一些。畢竟，在掩人耳目情況下的偷竊要好于強取豪奪。
　
說了這么多島國間的事情，那么這些事與美國之間究竟有何干系呢？簡而言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初的這段時間里，我們一直是按勤儉島的方式辛勤工作，通常情況下我們出口的產品遠多于我們的進口量。與此同時，我們把富余的產品投資海外，結果我們的凈投資額──即以我們持有的外國資產減去外國人持有的美國資產──從 1950 年的 370 億美元增長到了 1970 年的 680 億美元（這是根據政府當時使用的計算方法得出的，當然政府后來又對計算方法進行了修改）。當時，我們國家的“凈資產”總值既包括了國內的所有財富，同時也包括了我們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相當一部分財富。
　
另外，對世界其他地區而言，當時的美國完全處于凈所有人的地位，所以我們意識到建立在貿易盈余之上的凈投資收入已經成為了投資資金的第二大來源。我們國家的財政狀況與個人的情況相類似，個人一方面會把自己的部分工資存起來，另一方面則會利用從現有儲蓄中得到的分紅進行再投資　

20 世紀 70 年代末，這種貿易形勢發生了逆轉，貿易逆差出現了，最初的逆差額約占 GDP 的 1%。這種情況并不算糟，尤其是考慮到我們的凈投資收入仍然是正值。實際上，如果以復利方式計算我們仍然在盈利，我們的凈資產結余在 1980 年達到了 3,600 億美元的峰值。
　
然而，從那以后我們就走起了下坡路，而且在近五年中下降之勢還在迅速加快。如今，我們的年均貿易逆差額已經超過了 GDP 的 4%。同樣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世界其他地區擁有的美國資產已經比我們擁有的其他國家資產多了 2.5 萬億美元，這個數字大得驚人。這 2.5 萬億美元的資產中，有一部分投在了索賠憑證──即美國的債券，其中既有政府債券也有私營企業債券──上，還有一部分資金則投入了地產和股票等資產。
實際上，長期以來我們國家的做派就有如一個擁有萬頃良田的大富之家。為了能消費我們生產能力所不能滿足的這 4% 的商品──也就是我們的貿易逆差──我們每天都在出售農場的土地，而且我們拿現有資產所做的抵押也在一天天增加。

為了能正確審視外國人擁有的這 2.5 萬億美元凈資產，我們拿它與價值 12 萬億美元的公開發售的美國股票，或者是具有相同價值的美國住宅用房地產，再或者是我所預計的總額達 50 萬億美元的國家財富相比較。比較的結果顯示，已經被轉往海外的資產非同小可──以國家財富為例，它占到了其中的 5%。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按照貿易逆差目前的發展速度來看，外國人擁有的美國資產將以每年 5,000 億美元的速度繼續增長，也就是說這種逆差每年都會使外國人手中的美國國家財富增加 1 個百分點。隨著這種凈資產的逐步增加，我們的年均凈投資收入也將不斷流失。結果是，我們得向世界其他地區支付越來越多的股票分紅和利息，而不是像以往那樣收取分紅和利息。我們已經進入了綜合收入出現虧損的階段──再見，快樂時光；你好，艱辛歲月。

經濟學的基礎知識告訴我們，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長期承受數額巨大、持續增長的貿易逆差。當貿易逆差積累到某一點時，清算的時刻也就到了，我們國家無節制的快樂消費將因為匯率的調整，以及債權國不愿接受揮霍無度者無限制簽發的借據而終止。而這種情況實際上已經在世界其他地區發生過，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許多肆意揮霍的國家由于突然失去貸款，已經苦苦掙扎了幾十年。　

然而，美國的情況卻非常特殊。實際上，我們今天能為所欲為是因為我們過去的財政狀況非常好──而且因為我們富甲四方。我們的債權人既沒有懷疑我們的償債能力，也沒有對我們的還款意愿產生疑忌，而且我們還有無數令人滿意的資產可供我們交換消費品。換言之，憑著我們的國家信用卡，我們可以購買數量驚人的商品。但是，這張信用卡是有最高貸款限額的。　
這種以資產換消費品的交易現在就該停止，而且我還為終止這種交易制定了計劃。我的解決辦法非常巧妙，其實它就是一種關稅，只是名目不同而已。但這是一種吸收了大部分自由市場精髓的關稅，它既不對具體行業實施保護，也不懲罰某個國家，更不會引發貿易戰。這項計劃將擴大我們的出口，同時還很有可能增加全世界的貿易總量。按照該計劃，我們可以在美元不貶值的情況下實現貿易收支平衡，否則的話我相信美元幾乎注定要貶值。

為了實現貿易收支平衡，我們將向美國所有的出口商發放一種我所說的“進口許可證”（Import Certificates），其數額與他們以美元計的出口額相等。每個出口商將相應地把進口許可證賣給那些希望把商品進口到美國的相關各方
──外國的出口商抑或是本地的進口商。例如，進口商要進口 100 萬美元的商品，他就需要有進口許可證，而這個許可證正是 100 萬美元出口商品的副產品。如此一來，貿易平衡自然也就得以實現。由于我們每月的出口總量大約為 800 億美元，因此我們就要發放巨額的等量進口許可證──即每月 800 億份進口許可證──而且人們肯定會把這些許可證拿到極其活躍的流動市場中進行交易。至于哪些希望把商品出口到我 們國家的出口商將得到這些許可證，以及他們愿意以多高的價格購買許可證，都將由市場競爭來決定（在我想來，許可證的使用期限應該要短，大概在半年左右，這樣投機分子就不會有興趣囤積居奇了）。為了能形象地說明這個問題，讓我們假定每張進口許可證的售價為 10 美分──即每一美元出口商品的背后都有 10 美分的盈余。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個數字就意味著，美國的生產商把自己的商品拿到出口市場上銷售所獲得的收入要比在國內市場上銷售多 10%，這 10% 的盈利即來自出售進口許可證。

在我看來，許多出口商會把這筆收入看作是成本的削減，這樣它們就會降低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售價。日用類產品將尤為支撐這種措施。例如，如果鋁在國內市場上的售價是 66 美分 / 磅，而進口許可證的價格是鋁價的 10%，那么國內的鋁生產商在國際市場上能夠以 60 美分 / 磅的價格（加上運輸費）銷售，與此同時生產商還能獲得正常的利潤率。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產品將變得極具競爭力，出口也將擴大。照此發展，美國的就業機會也將有所增加。
當然，那些向美國出口商品的外國廠商將面臨更加艱難的經濟形勢。但是，無論采取什么樣的貿易“解決方案”──毫無疑問，解決方案必將出臺──它們都得直面這個問題 [正如赫伯　斯坦（Herb Stein）所言：“如果某件事情無法永遠運轉下去，那它終將停止。”] 采用進口許可證的方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讓那些向美國出口商品的國家獲得極大的靈活性，因為這項計劃并沒有使某個具體行業或某種具體產品處于不利的位置。自由市場將最終決定哪些產品會銷往美國，以及由誰來銷售。而進口許可證只是決定了所售產品的美元累計總量。
　
為了清楚地說明在進口方面究竟會出現哪些情況，我們以進口商按 2 萬美元的價格進口的轎車為例。按照新的計劃并且假設進口許可證的售價為車價 的 10%，那么進口商的成本將升至 2.2 萬美元。如果市場對這款轎車的需求非常旺盛，進口商則能夠輕松地把這筆成本轉嫁給美國的消費者。然而在通常情況下，市場競爭的作用會要求外國制造商即便不承擔 2,000 美元進口許可證的全部費用，也要分擔一部分相關成本。
　
當然，在這個進口許可證計劃中并沒有免費的午餐：美國公民也必將為此承擔部分負面后果。絕大部分進口商品的價格將會上漲，而且那些具有競爭力的國產商品也將漲價。無論是從整體利益來看，還是從局部利益來看，進口許可證的成本都會像稅收一樣作用在消費者身上。 這是個嚴重的倒退。然而，不論是讓美元不斷貶值，或者對具體產品加征關稅，抑或是對進口商品發放配額（在我看來，借助這些措施取得成功的幾率很小）都同樣存在著缺陷。我們會因為目前進口產品的漲價而承受一定的痛苦，但如果我們聽任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額度，拿自己國家的凈資產去做交換，我們同樣會承受痛苦，而且與后者相比較，前者的痛苦幾乎算不了什么，而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認為，進口許可證很快就會讓美國走上貿易收支平衡的軌道，盡管與當前的進口水平相比較，這種收支平衡會有所下降，但它卻優于當前的出口水 平。雖然說哪個行業最終能夠通過“比較優勢”的考驗是由自由市場來決定的，但是進口許可證仍將適度幫助美國的各個產業提高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

這種方法不會被那些凈出口國所效仿，因為它們采取進口許可證制度毫無意義。那么主要的出口國會在其他方面采取報復性措施嗎？這個計劃會引發另一場史慕德－哈利（Smoot-Hawley）關稅大戰嗎？（美國總統胡佛于 1930 年6 月簽署“史慕德─哈利法案”，觸發了全球貿易報復行動，導致世界貿易迅速滑落──譯注。）幾乎不會。在“史慕德－哈利法案”的時代，我們享有不合理的貿易順差，而且我們希望予以維持。如今我們遭受著嚴重的貿易逆差，而且世界各國都認為我們應該糾正這個錯誤的局面。
幾十年來，世界各國一直在與形式多樣、錯綜復雜的懲罰性關稅、出口補貼、配額和盯住美元的匯率等現象做斗爭。長期以來，那些試圖積聚巨額貿易順差的出口大國都采取了許多抑制進口、鼓勵出口的措施，但是至今仍未爆發過大規模的貿易戰。一項促使全世界最大的貿易債務國實現收支平衡的建議肯定不會令某個國家陷于經濟崩潰。世界出口大國在過去一直表現得較為理智，它們將來仍會如此──但與以往一樣，它們也會試圖讓我們相信，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它們會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動。

實行進口許可證計劃后可能出現的結果是，出口國──在經過一些初期的調整后──將把它們的聰明才智用于鼓勵從我國進口商品。讓我們從中國的角度出發來看看這個問題，目前中國每年向我們出口價值約 1,400 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而僅從我們這里購買 250 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一旦實施了進口許可證制度，中國可能采取的措施之一是每年購買 1,150 億份許可證，以彌補這個缺口。但是，它也可能做出另一種選擇，即減少對美國的出口以降低對進口許可證的需求，或者增加從我們這兒購買的商品數量。而后一種 選擇對中國來說可能最為適合，而且我們也希望它實施這一舉措。

如果我們的出口得以增加，進口許可證的供應量將因此而擴大，那么進口許可證的市場價格也將隨之下降。實際上，如果我們的出口能夠顯著增加，進口許可證就會變得毫無價值，而這個計劃也將因此而失去存在的意義。當世界出口大國意識到這種情況的發生已經在所難免時，它們可能會立即取消正在實行的抑制從我國進口商品的機制
一旦我們開始實行進口許可證計劃，我們也許要經歷幾年過渡期，在此期間我們會故意制造小額的貿易逆差，當我們逐步向著自己的目標邁進時， 這種貿易逆差將幫助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做出調整。在執行這項計劃的同時，我們的政府可以每月公開拍賣一些“獎勵性”的進口許可證，抑或是直接將它們贈與那些需要擴大出口額的欠發達國家。我們可以把第二種選擇看成一種對外援助，這種形式的對外援助可能會取得明顯成效，而且會很受歡迎。

在結束本文之前，我需要再次提醒諸位，我曾經喊過狼來了。一般來說，美國的災難預言家的平均成功率很低。我們的國家一直都嘲笑那些對國家經濟潛力和我們的活力持懷疑態度的人。許多悲觀的預言家完全低估了激發我們克服困難的動力，而這些困難一度顯得非常兇險。實際上，我們的國家依然 非常強盛，而我們的經濟也同樣欣欣向榮。
但我同時也認為，在貿易逆差這個問題上，我們正面臨著困難，它將全面考驗我們尋找解決辦法的能力。美元逐步貶值并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不錯，美元貶值會在某種程度上減少我們的貿易逆差，但它卻不足以阻止我國的凈資產外流或是減少我們的投資收入逆差。

也許還有其他解決辦法比我的更合理。但是，那些癡心妄想──以及時常與它做伴的各種幼稚想法──卻不在我們的考慮之列。從我現在的觀點來看，采取行動阻止國家財富外流勢在必行，而進口許可證計劃似乎是實現 這個目標的最有效辦法，而且我們因此所承受的痛苦也最少。我只請大家牢記，這并不是個無所謂的小問題：舉例來說，按照目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在美國進行凈投資的速度，我們公開交易的股票中，每年會有 4% 被它們購買和儲存起來。

在評估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商業選擇時，我的合伙人查爾斯?芒格（Charles Munger）提出建議，他詼諧的祝愿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我所要知道的只是我將葬身何處，這樣我就永遠也不會走去那里。”我國的貿易政策制定者應該把他的警告引以為誡──請勿重蹈揮霍島的覆轍。看了這篇還怕通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