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物價大幅上漲，都免不了扯上農業與農民。上世紀80年代我在杜潤生領導下做調查研究工作，就受到過這個“聯系”的困擾。最近物價趨緊，相關論調又起，似曾相識，決定為文略加分析。 　　以今年11月份的物價為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指標數據是這樣的：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5.1%，其中，消費品價格上漲5.9%，服務項目價格上漲2.6%。在消費品八大類商品中，食品價格同比上漲11.7%，居住價格同比上漲5.8%，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類價格同比上漲4.0%，其余漲幅不高，有兩類的價格還下降了。統計局發言人因此說，11月我國物價指數上漲的主要推手是食品，因為“11月份全國食品類價格同比上漲了11.7%，拉動CPI上漲3.8個百分點，貢獻率是74%”。
　　此條新聞，大有講究。我注意到，央視在播發國家統計局發言人公布并解釋上引用物價指數的時候，屏幕上顯示的“貢獻”一詞，被打上了引號。各家平面媒體的報道，我看到的也一律給“貢獻”打引號。很可能，國家統計局發出的新聞通稿就是這樣處理的。
　　很明白，對物價上漲做出了 “貢獻”，可不算什么好事情。不打個引號處理，似乎就把通脹之責歸給了食品和農產品。農產品又是農民生產的，于是，通脹責任的鏈條就追到了農村、農業和農民，似乎通脹由農產品推動，通脹的受益人就是農民。現在，“貢獻”加上了引號，追究農業和農民責任的含義減輕了不少，但農民與通脹究竟是個什么關系，還有不小的模糊。在城鎮居家過日子的，菜籃子、米袋子之價漲了，錢袋子就癟了。漲癟之間，居民罵商人，商人說成本，幾下子就追到了農業和農民。
　　那么，農業和農民對物價總水平到底有沒有貢獻呢？看來是有的。原因簡單，離開了物價統計，誰也無從觀察物價總水平。成千上萬的消費品和服務，林林總總要在限定的時間內公布出一個物價指數，可行的辦法只能分類加總。目前我國就是把八大類消費品外加若干服務項的價格變動，合成出一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統計局另一位發言人今年6月講過，中國目前CPI中，食品占比在40%左右，居住類的權重約為15%。食品占比最高，變動一小點的影響就很大。像今年11月份的情況，食品本身漲價幅度最高（11.7%），又是物價指數里最高的權重 （40%），一起拉動了CPI同比上漲3.8個百分點，占整個消費者物價指數同比上漲5.1個百分點的74%。此貢獻，真材實料，應該不需要加引號的。
　　但是，說食品和農產品價格上漲對物價統計指數做出了貢獻，絕不等于說食品價格就是CPI上漲的原因，更不等于說食品和農產品是通脹的禍首！問個小問題吧：食品價格又因何而漲？農產品價格又因為什么而高？按照很流行的“成本決定價格”的思維，農產品價格上漲是被農產品的成本上漲“頂”起來的——生產農產品的人工、化肥、農資、燃料、物流等等的成本，今年以來不也是升得很急嗎？
　　是的，在市場之中每個人的產出都構成別人的成本。要追通脹的源頭，買米的舉報賣米的，賣米的舉報賣化肥的，賣化肥的舉報賣化肥原料的，賣化肥原料的說人工貴啦，因為他們吃的米貴啦！這樣來回轉圈的游戲，我從上世紀80年代就經歷多回。反正每遇物價上漲、人言滔滔之際，各部門的眾君子都非常謙虛。轉來轉去，查成本的成本——哪項生產是沒有成本的呢？——才發現每個環節都很 “無辜”，所有產出品的價格上漲是因為各自上游的成本價格在上漲。
　　把所有供求連到一起，也許從另外一個方向比較容易走出來。試試看：米價上漲是因為買米者互相競爭，你不出價我出價，斗來斗去就把米價拉上來的。買米者敢出價是因為他自己的收入漲，那又因為是雇工的需求旺盛，誰在“招工難”中出價高，誰就得工人。再追上去，是市場的訂單多，才拉動了多招工；訂單多又是因為市場需求的拉動。如此一律向下游產出品的方向追，追來追去就發現每一個環節都是因為需求的拉動——別人對你產品的需求旺，導致你對上游產品的需求也旺。這樣看，所有成本之價都是被需求拉起來的。
　　那么，何謂“需求”？我喜歡用的定義是“以貨幣表達的需要”。人類的需要永無止境，受到的實際約束主要就是貨幣購買力。照此定義，貨幣才是需求的要害，也是物價總水平變化的真正關鍵。個別商品的價格上漲是因為對此商品的需求超過了它的供給，物價總水平的上漲是因為——也只因為——總需求的上漲超過了總的供給。任何一個經濟，貨幣供應量高于商品和服務量的增加，總會帶來通貨膨脹。說什么 “成本型通脹”或“輸入性通脹”，離開了貨幣和需求都是天方夜譚——橫豎口袋里沒錢，或有錢也死不購物，那是任什么價也是漲不起來的。
　　忍不住再次肯定中文 “通脹”這個詞的準確性。通者，流通中的貨幣也。沒有貨幣過多這個條件，物價總水平不可能上揚。英文的inflation不過是說膨脹，至于究竟是物價膨脹，還是貨幣膨脹，可以見仁見智的。中文的通脹，有助于直指根本，發現流通中的貨幣偏多就可定斷通脹的出現，并從貨幣層面采取措施。要知道，價格漲起來的時候像發疹子一樣，這一點、那一點的，開始都是個別的、少數的，各有特別的成因，或按流行之說，是所謂“結構性”的。但是，只要流通中貨幣總量偏多，早晚會把物價拉上來。到了能夠“看見”的時候，常常火就上房了。
　　因此，說農民、農業和農產品對通脹做出了貢獻，是無稽之談。加引號也不行，因為含義還是含糊。準確地說，農產品和食品的價格上漲反映了通脹，因為在現行的物價統計體系里，食品價格占CPI的比重高，一旦食品價格上漲較快，物價指數就顯著上漲。食品價格像任何其他商品價格一樣，是市場供求在競爭中決定的。總的貨幣供給偏大，會一個接一個地把物價拉上來。在任何情況下，農產品和食品本身都沒有能力推動通脹。
　　以上分析也反對另外一個論斷，即通脹有利于農業和農民。雖然可觀察的通脹與農產品和食品的價格上漲有關，但并不意味農民可以在通脹中受益。第一點理由上文講過，農產品的成本在通脹中也在漲，農民也要承受生產成本上漲的壓力。第二點理由以前講過，由于今天不少農民也在市場上買米、買菜、買肉，所以農產品價格漲得兇，農民的實際收入還有下降的一面。11月份的數據說，城市CPI上漲4.9%，農村上漲5.6%，其中食品和農產品的“貢獻”也不小就是了。
　　要補充的是第三點。在經驗上，通脹下貨幣貶值，人們可以持有實物資產——特別是土地資產——來趨利避害。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當年“通脹有利于農民”的立論基礎，是英國農民擁有土地財產權，所以通脹下市場對土地的需求上升，農民作為土地的所有者或有利可圖。今天的中國農民雖然也擁有土地房產，但財產權利還不充分，特別是合法轉讓權遠沒有發育起來，享受“李嘉圖效果”又從何談起？什么時候，像成都那樣高舉“還權賦能”改革綱領、系統確立農民土地轉讓權的地方多了，我們再討論這個問題也不遲。     周其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