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多證據和跡象顯示，在全球率先復蘇的中國經濟正面臨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新的多重嚴峻挑戰。預料這個位列全球三甲的開放型新興經濟體將主動靈活應變，以防范重大挑戰、化解潛在風險，確保實現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目標。 最新、最大的外部挑戰是，美聯儲日前推出的總額達6000億美元的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它無疑會進一步加重美元發行的泛濫程度，為仍處羸弱中的世界經濟又抹上一層濃重的陰影。
熱錢沖擊、資產泡沫、通貨膨脹、匯率爭端、貿易摩擦等等，都位列美國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很可能產生的全球性惡果的名單。美國的第一輪量化寬松釋放出至少1．7萬億美元的流動性。
駐北京的經濟學家說，在經濟全球化的態勢下，沒有哪個經濟體可以不受其任何影響而“獨善其身”，特別是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等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更將深受其害。
10月出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金融穩定報告》指出，若發達國家1％的資產外移至新興市場國家，就會帶動約500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后者，這比2007年金融危機之前新興市場國家吸收的4240億美元外資總額還要大，“熱錢”吹大資產泡沫將無法避免。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指出，可以說，國際貨幣金融環境正在進一步惡化。由于當前對外依存度高達60％以上，動蕩的外部環境、匯率水平和國際市場價格顯然對中國的宏觀經濟運行極為不利。
大宗商品和資產價格以及中國的生產成本，今后極可能被推高，而隨著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持續上升，千方百計尋找獲利機會的“熱錢”也會加速涌入，中國穩定國內物價、抑制通脹勢頭的難度正在加大，從而挑戰中國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目標。
在美國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出臺后，紐約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貨應聲上漲，結算價觸及兩年高位；紐交所黃金期貨再度創下歷史新高；中國三大商品期貨交易所上市商品價格也全線收高，9大上市商品主力合約收盤均出現了漲停，棉花、白糖、石化類及油脂類等商品價格也均大幅上揚。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所副研究員楊斌警告說，目前世界經濟復蘇勢頭仍不穩定，二次探底的風險猶存，美國濫發貨幣的做法除了給各國帶來輸入型通脹外，還有可能將世界經濟拖入衰退型通脹甚至崩潰型通脹的深淵。
“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有半年左右的傳導期，其影響一旦從企業生產蔓延到日常消費領域，物價上漲勢必過快，出現消費萎縮，最終影響企業生產，重創實體經濟。”他說。 除了向世界輸出通脹外，美國的量化寬松還將推動美元進一步貶值，對包括人民幣在內的全球各主要貨幣構成升值壓力。2001年以來，美元已經累計貶值了31％。另外，中國等國擁有的美元外匯資產也將遭到嚴重“稀釋”。
楊斌指出，美國的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實質是“有意識的”濫發貨幣，是典型的人為操縱匯率，促使美元大幅貶值增加出口競爭力，并使各國美元外匯資產縮水以化解美國的天量外債。當前美國海外債務余額達13萬億美元，占其GDP的90％以上。
美國濫發貨幣還將嚴重影響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中國面臨熱錢壓力正在空前積聚，只能收緊資本項目，這與人民幣國際化目標背道而馳。
除了美國濫發貨幣的外部挑戰，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又出現了新的惡化，愛爾蘭的主權信用評級面臨調低風險，并很可能步希臘后塵，成為新一輪歐洲債務危機的“燃點”。這使本已脆弱的全球經濟復蘇前景更加不確定。
由于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其房地產泡沫破裂，愛爾蘭金融體系嚴重不穩。9月底，愛爾蘭政!府宣布，救助本國五大銀行可能耗資500億歐元，預計今年財政赤字會驟升至GDP的32％，這一比例遠遠超過希臘，高居歐盟榜首。
而歐元區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也存在嚴重的債務和財政問題，預算赤字占GDP比重均嚴重超出歐盟規定的3％上限。葡萄牙主權信用評級被惠譽下調至AA－，前景被定為負面，成為繼希臘之后又一個信譽受損國。 英國和日本政!府的債務問題也不容樂觀。目前英國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12％，公共部門凈債務總額達到8485億英鎊，相當于GDP的59．9％。去年日本的主權債務規模則是GDP的201％。
盡管中國今年前10個月的出口量已超過去年全年，但是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外部新的經濟增長點還未形成，國際市場需求難以實現較大擴容，中國出口將受到嚴重削弱，而從長期來看，中國向“零順差”轉變的趨勢似乎已經不可避免。
作為當今世界的第一出口大國，中國已經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目標。據不完全統計，僅今年一季度，中國遭遇貿易救濟調查就達19起，涉案金額同比增長達93．5％。
今夏，歐盟針對中國數據卡同時發起反傾銷及保障措施調查，涉案金額約41億美元，成為迄今為止中國遭遇涉案金額最大的所謂貿易救濟調查。歐盟貿易委員德古特最近還表示，歐盟有必要考慮阻止中國企業參與歐盟政!府采購項目。
10月份，美國先后宣布啟動對中國涉及清潔能源的法律、政策和做法進行“301調查”，并對中國產的特殊鋁制品征收59．31％的“懲罰性關稅”。
另外，還有來自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大量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行動正在加緊推進中。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所所長陳鳳英表示，美歐必須為自己的經濟疲軟尋找一個外部原因，于是便把中國當做“替罪羊”，在人民幣匯率、貿易等問題上有失理性地大肆攻擊，這實際上是將經濟問題政治化了。 中國經濟面臨的內部挑戰也是顯而易見的。今年以來，中國諸多農產品成為“游資”瘋狂炒作的目標，價格輪番出現上漲。流動性過剩的形勢嚴峻。分析人士指出，必須對流動性過剩進行有效控制，以防通脹風險的范圍和程度持續擴大、加深。
官方數據表明，10月CPI年內首次突破4％同比上漲4．4％，創下24個月來新高；截至10月末，中國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19．3％，狹義貨幣（M1）同比增長22．1％。
分析人士預料，防控日益嚴峻的通脹壓力將被放在現階段中國宏觀調控的更靠前位置，中國政!府將打出更多的政策“組合拳”，而貨幣政策逐步收緊也是大勢所趨。
預料，中國有關部門將嚴格區分貿易項下和資本項下的貨幣流動，以嚴防熱錢的沖擊，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為熱錢設立專門賬戶，對資本項目下資金收取準備金，加強對結匯和售匯等各環節的管制等等。
中國還將繼續改善外匯儲備的使用方式和途徑，進一步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并及時根據國際金融市場變化調整外匯的結構，以最大限度規避外匯資產面臨的安全風險。
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傳統的發展方式已經到了必須轉變的關口”。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APEC領導人橫濱非正式會議上講話指出，應推動平衡增長、包容性增長、可持續增長、創新增長和安全增長。
當前，中國的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約束強化，節能減排任務艱巨；國際收支不平衡，外貿增長方式粗放；投資和消費關系失衡，消費率偏低；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協調，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產業結構不合理，科技創新能力不強，許多核心與關鍵技術受制于人。
在生產率、投資、消費、金融、資源、產業、貿易等諸多具體領域，中國經濟都存在著“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
中國的消費支出占GDP比重過低，消費率從2000年的62．3％持續下降到2008年的48．6％，低于巴西、俄羅斯、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 以投資占GDP的比例衡量，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國，但是，這意味著中國投資率提高的空間已經不大，未來經濟增長勢必更加依賴生產率的提升，需要由資本積累推動的增長向勞動力質量提高的方向發展。
與經濟起飛時期的日本和韓國相比，中國的低工資、高投資率、高貿易順差、低消費率的特點更為明顯，但隨著中國經濟的日趨成熟以及廉價勞動力等原有優勢的逐漸喪失，這種模式的可持續性越來越面臨挑戰。
預料，自“十二五”開始，中國將開始步入后工業化時代，工業化的方式及比重將發生質的轉變。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速，勞動力工資增長的要求趨強，以及碳減排的全球共同行動約束，“中國工業品制造”的國際競爭優勢將趨于弱化。
分析人士表示，未來數年內，中國必須努力推動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投入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的全方位調整，在經濟轉型升級方面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中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文宗瑜認為，中國今后應探索一種與工業化時代完全不同的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在需求、供給、增長、配置、思維和改革六個方面進行全面轉變。
例如在需求方面，非物質性需求要逐漸增加，一般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要求提高文化和精神附加值，提高服務業比重；在配置方面，自然資源、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應統一配置；在增長速度方面，注重經濟、環境、自然和經濟、社會、政治的協調發展，增速指標適度調低。
ZG十七屆五中全會強調，“十二五”時期發展“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
全會通過的《ZG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首次將“科學發展”作為主題納入五年規劃，并明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五年規劃的主線，還首次將“擴大內需”單獨成章加以強調。
優化對外貿易結構，積極創造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也將是未來數年內中國經濟的主要改革方面。
經濟學家們說，根據歷史的經驗，所有從中游國家向富國轉型的經濟體，都發生過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中國能否擺脫這一“宿命”，取決于中國能否處理好所面臨的各種內外風險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