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改能否解決醫生的心結——“先富”還是“待富”

關于新醫改，有許多說法了，草民想說的是另外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似乎無人在討論，就是醫生的切身利益問題，再深入一點，就是醫生應該是“先富起來”還是“后富起來”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天天都在刺激著醫生們，不夸張地說，已經到了引起“心結”的程度。

現在中國的貧富分化程度是個什么樣子呢，還是引用一組數據：

根據2005年《中國證券報》援引波士頓咨詢公司(BCG)在發布的《中國理財市場》報告稱：“在中國，財富的聚集程度很高，不到0.5%的家庭擁有全國個人財富的60%以上。即使在這些富有的群體內部，也有大約70%的財富掌握在資產超過50萬美元的家庭手中。”，意即千分之五（5‰）的家庭，占有中國個人財富的60%以上，就是說，99.95%的家庭，才擁有個人財富的40%，而且，“中國富有群體持有的現金水平很高，大約占他們全部財富的71%，而全球平均水平是34.6%”，就是說，個人金融資產的大部分在極少數、極少數人手里。

根據3月31日《每日經濟新聞》的一篇報道，“招商銀行聯合貝恩管理顧問公司對外發布了《2009中國私人財富報告》，到2008年末，中國內地高凈值人群達到了約30萬人，而這里所說的高凈值人群就是指個人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其持有的可投資資產規模將超過9萬億元。”，而所謂“可投資資產”不包括未上市企業股權、自住用房產、耐用消費品、藝術收藏品等。而32萬人，只相當于中國總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二（0.2‰），卻持有“可投資資產9萬億”，相當于全國城鄉居民存款余額20萬億的近一半。

99.95%的家庭，才擁有個人財富的40%，千分之零點二（0.2‰）的人口，卻持有“可投資資產9萬億”，相當于全國城鄉居民存款余額20萬億的近一半。但是且慢，在剩下的99.95%的家庭中，“可投資”財富擁有狀況肯定又是一個金字塔型，比如從百萬資產、十萬資產、萬資產、千資產、零資產這樣的分布。

而醫生所面對的病人當中，也是兩極分明的，比如，在各大醫院的VIP病區，來看病的富豪賢達，出手就過萬，據說的有的進口針劑，一支就上萬，住套間，跟賓館似的，如果是私家貴族醫院，比如北京的“和藹家”，住一夜據說要上千美金，服務當然沒的說。

而窮人呢，就比較窘迫了，2005年12月15日，北京某報以《無錢治病死于同仁醫院》為標題，報道了齊齊哈爾市來北京打工的王建民，在北京同仁醫院就診時，因無錢治病，死在醫院急診一樓男廁所門口的慘劇。報道還說，北京站值勤的民警經常會遇到一些民工或者旅客因突然病發，需要送去醫院救治，很多時候都因患者無錢交付高額診療費用，而被醫院拒收。

醫生們在目睹了這些現實情況之后，心理上肯定有一個標準，就是作為世界上職業責任重大大、技術要求很高，服務對象最精細的人體結構的醫生職業，肯定不能拿低水平的工資，哪怕是數倍于那個水平也不行，至少，在網絡上發言的自稱醫生的網友，持這個觀點。恐怕醫生會自己琢磨，假如醫生自己病了，盡管有基本醫保，但是要享受更好的治療，就沒有足夠的錢，醫生自己的心理恐怕是不能接受的。

關于這種思維，草民很理解，因為在目前的社會價值觀和實際的需要上看，沒有錢寸步難行，錢少了步履艱難，只有錢多了，多到可以笑傲眾人的程度，那才叫進入了“自由王國”。

所以，盡管醫生們要進入32萬富豪和0.5‰富豪家庭的行列不太現實，但是，進入99.95%的家庭的上層還是比較現實的。而且，一些中心城市、沿海地區、發達省份的職稱職務比較高醫生的確也進入了“富起來”的行列。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草民，請一些全國一流的知名度的專家的會診費，有時候高達10萬/次，草民的一位朋友的親戚，到省城大醫院看病，給科主任的“見面禮”是一萬，一位朋友的親戚，找一位業內具有“良知代表”稱號的專家看病，“見面禮”也是一萬，當然，這種價碼受到的服務，肯定與門診掛專家號不一樣，一分價錢一份服務么。

幾年前，獲得過國家級科技大獎的醫學泰斗裘法祖教授在央視10套《大家》做訪談節目，說現在他們醫院的年輕人生活“很好”了，醫院院子里的私人轎車都停滿了。草民的幾個醫生朋友，也是這些年快步進入了有房有車有存款的“大康”或者說比一般人要“先富”許多的行列。

那么，醫生的錢從何而來，國家據說撥款嚴重不足，就只能從病人身上來。比如，有一次草民愛人去醫院看病，在一位女大夫連勸帶威脅之下買了一個自費的“不買不行”的小器械，幾百元一個，還沒有現貨，一禮拜拿到手之后，很無奈的是一件“三無產品”，草民想想多費口舌去交涉也無益，就算了。草民在醫院看到一個做微創手術的老太太，第一日的檢查費用過萬，指標有好幾百，單子好幾頁，上面的一些檢查項目草民找業內人士打聽過，根本可以不做。

“新醫改方案”千呼萬喚始出來了，草民尋覓了一遍，說了好多怎么“解難”、怎么“降低”、怎么“監管”的話，就是沒有怎么讓醫生“先富起來”的舉措，說句公道話，如果允許黑礦主可以“先富”、洋行買辦可以“先富”，憑什么為黑礦主、洋行買辦們看病、動手術的醫生就不能“先富”？如果醫改的結果是，病人的看病成本降下來了，醫生的收入沒有保持住甚至有所下降，甚至極端的變成了“待富”，高年資的擁有一定積累了，低年資的積累之路被切斷了等等，這就有個醫生的職業積極性問題了。

這個問題不解決，新醫改的效果恐怕要打折扣。能不能用“救死扶傷”的使命感和境界去調節醫生們的心態呢，在貧富差距如此巨大的時候，恐怕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