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如何處理好新時期的中美關系？--兼談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思路

如何處理好新時期的中美關系？

——兼談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思路

余 云 輝

 

內容提要：知己知彼是處理好新時期中美關系的前提。“知彼”意味著應該充分了解美國的核心利益并避免與之發生直接沖突；“知己”意味著應該明確中國自洋務運動以來的自強追求。目前經濟領域表現出來的現狀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以至于陷于復雜的國際國內局面卻找不到有效的解決方案，而新的政策措施往往屈從于國際利益集團的強大壓力和國內利益集團的投機要求，從而進一步背離中國所追求的長治久安的根本目標。為了及時扭轉中國經濟和社會滑向系統性危機的趨勢，我們需要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制定出處理好新時期中美關系的對策，同時，按照實現國家工業化的標準和國防現代化的要求，全面調整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農村發展政策和城鄉流通領域政策，使中國經濟和社會逐步轉入可持續發展的安全軌道。）

第一部分

美國的核心利益和中國的自強追求

 

中美關系無疑是中美兩國之間最主要的國際關系，但是，處理中美關系的主導權并沒有在中國手中。這是中國政府處理中美關系必須面對的現實。在這種格局之下，中國政府必須牢牢把握處理國內問題的主導權，并在此前提下，圍繞著實施正確的國家戰略，主動調整國內經濟關系和產業結構，從而使中國在中美兩國的戰略博弈過程中處于有利的地位。如果中國政府在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不斷喪失處理國內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的主導權，同時，美國利用中美之間的各種利益關系操縱著中國的內部關系并不斷地侵害中國的核心利益和長遠利益，那么，中國將面臨著極其被動的局面。這種被動局面主要表現為，如果順從美國的意志則喪權辱國；如果逆其利益則可能爆發直接或間接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沖突。從目前的局面分析，中國已經陷入了這種尷尬和被動之中。

知己知彼是處理中美關系的前提。中國在處理中美關系過程中之所以陷于尷尬和被動，原因在于既不知彼、也不知己。

“知彼”就是要清楚美國現階段的核心利益。美國從一個英國殖民地發展成為獨霸全球的超級大國，其核心利益在不斷地演化。美國的核心利益已經遠遠超越了二百年前追求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的目標。從尼克松時代開始，美國的核心利益已經上升到美元、上升到維護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上升到維持美元的全球霸權。從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到引爆希臘債務危機，都是為了鞏固美元的全球地位，維護美國的核心利益。因此，任何挑戰美元的國家和地區都構成對美國核心利益的挑戰。美國對此決不會視而不見。遺憾的是，中國在基本條件尚未具備的情況下，試圖以人民幣挑戰美元。

當前，盡管人民幣有了一定的國際信用基礎，但是，人民幣的國際信用基礎并非來自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軍事實力，而是來自于中國的美元儲備。因此，以人民幣挑戰美元，實質上是以中國的美元儲備挑戰美國的美元地位。在此情況之下，人民幣挑戰的不是美元，而是人民幣本身。人民幣挑戰美元的政策后果是暴露了中國挑戰美國核心利益的意圖，但是對美元卻不構成任何威脅。在未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的經濟、科技和軍事等力量所形成的綜合實力和國家信用還無法挑戰美國的地位。基于這一現實，中國應該默認美元的國際地位，謹慎發布人民幣挑戰美元的觀點和政策，不再公開地、直接地挑戰美國的核心利益。在目前的狀況下試圖挑戰美元，屬于不了解美國的核心利益，屬于“不知彼”的表現。

妥善處理中美關系不僅需要“知彼”，而且需要“知己”，尤其需要站在中華民族全局的高度和長期生存發展的角度，充分了解決定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需求。決定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需求是什么？對這一根本問題的不同回答是檢驗我們是否真正做到“知己”的試金石。

決定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需求不是GDP和GDP總量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1840年之前中國GDP遠超過現在的比重而達到當時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但是仍然沒有逃脫戰敗國破、賠款割地、淪落為半殖民地的命運），也不是各級政府追求的GDP的增長速度、更不是眾口一詞的所謂城市化、城鎮化和“世界工廠化”，而是實現新型工業化，實現工業現代化。

新型工業化或工業現代化的內涵及其衡量標準是：

1、每一個產業的龍頭企業由本國資本控制，本國資本控制著產業鏈的主要環節，并擁有產業發展的主導權，產業發展的主導權不受外資控制；

2、本國裝備工業可以提供各個產業部門開展工業化生產所需要的核心裝備和核心技術，這些核心裝備和核心技術不受外國政府和企業的控制；

3、本國所有的工業部門擁有強大的技術創新機構并形成可持續發展的技術創新能力；

4、本國產業部門的主要企業擁有國際和國內各類原材料采購的定價權和產品銷售的定價權，他們牢牢控制著國際和國內的各層次流通渠道，各種流通渠道和商品定價權沒有被海外資本所控制；

5、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創造的財富以利潤、工資、利息和稅收的形式主要由本國資本、勞動者、金融機構和政府擁有，而不是由海外資本和海外組織所擁有；

6、本國資本控制的工業企業具有良好的國防裝備生產的轉換能力，國防工業實力強大。

7、金融監管部門、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可以為國家實行工業化和工業現代化提供強大的金融支持，而不是急于通過設立A股國際板等輸出國內居民儲蓄而為境外企業提供資本支持。

對照上述標準，中國哪些行業和部門已經達到或正在達到這些標準？還是相反地遠離或正在遠離這些標準？

中國已經是產品的“世界工廠”，也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世界工廠”，但是，“世界工廠”并不意味著中國工業化已經達標，并不意味著工業現代化已經實現。伴隨著無序的對外開放和盲目的招商引資，海外跨國資本乘機迅速完成了中國諸多工業部門的“斬首行動”，中國的工業體系逐步被外資控制和肢解，核心技術和市場網絡已經控制在海外資本手中，而中國的大部分產業離上述工業化的內涵越來越遠。這正是威脅著中華民族長期生存發展基礎的致命問題所在。

當我們偏離了工業化的目標和工業現代化的內涵而去追求世界GDP排名、追求經濟增長率、追求外匯儲備、追求城市化和城鎮化擴張、追求人民幣挑戰美元之時，我們已經偏離了國家和民族生存的根本，遺忘了自洋務運動以來幾代人追求的工業裝備自強的目標，沉陷于價值迷失、目標迷失、使命迷失的狀態之中。我們追求浮華、崇尚浮夸，自視甚高（GDP世界第二），其實毫不“知己”。可見，達到“知己”的境界所要求的智慧決不亞于“知彼”。

反觀美國對華政策可謂“知己知彼”、攻防兼備、循序漸進、始終如一。美國國會、政府、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上下配合，在中國有條不紊地從工業到農業、從生產到流通、從實體經濟到金融部門、從商品定價權到貨幣發行權展開滲透、瓦解、操縱和控制的活動。他們沒有對人民幣挑戰美元的言論、提議和政策動作提出反擊（在美國看來人民幣挑戰美元霸權屬于天方夜譚），而是將矛頭直指人民幣匯率、政府采購、自主創新、市場開放等等對中國實現工業現代化具有重大影響的政策。他們知道人民幣無法抗衡美元，但是，控制中國的市場空間、打擊本土資本的創新能力、抑制裝備技術的進步、轉移中國的資源和財富，才是削弱中國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根本，才是阻止人民幣挑戰美元、維護美元全球第一儲備貨幣地位的關鍵。

海外資本已經有效地把中國的民間資本和國家資本從產業實體部門逐步驅趕出來，并將這些資本驅趕到房地產領域、虛擬經濟領域、奢侈品消費領域和海外移民市場。我們的裝備工業甚至無法為地處南部新疆輪臺縣的民營企業提供加工果醬的自動化生產線。

中國的本土資本從其誕生的第一天開始，就在本土遭遇了國際競爭，遭遇了國際資本近乎毀滅性的打擊。走進各地沃爾瑪和家樂福的超市貨架，民族品牌產品的比例不斷在下降。寶潔洗發水的市場份額居然高達70%。這種現象即使在所謂高度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日本都難以想象。但是，這卻構成了中國各地無序開放模式的主要特色。這種以追求“世界工廠化”來代替工業現代化的模式在世界經濟史上沒有先例，更談不上成功的先例，在現實中也沒有找到成功的蹤影。美國蘭德公司已經預測到20年之后中國將再度陷入貧困和混亂。中國經濟政策的搖擺和跟風源于價值、目標和使命的迷失。當西藏、新疆、黃海和南海重新燃起硝煙，已經預示著現行發展模式的終結，于是，反思和調整成為當前的主題。

第二部分

解決中美經濟沖突的主要策略

 

當我們看清了美國的核心利益并看清了美國主導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格局的情況之后，當我們重新認識到自洋務運動以來中國始終在追求實現工業化、而現實狀況卻離工業化的內涵和標準甚遠的情況下，中國需要避免與美國核心利益的沖撞；需要抗拒GDP、增長率、工廠化、城市化、城鎮化、房地產、招商引資等等短期利益的誘惑；需要頂住外國政府和跨國公司的各種壓力，加大力度支持本國企業自主創新并保護好國內市場的；需要集中政治力量、政策手段和經濟資源，重新聚焦于新時期工業化的目標和內涵，迅速完成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為此，圍繞著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千秋大業，中國對外經濟政策和對內經濟政策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

在處理中美關系問題上，應該采取以下策略：

第一、在國際政治言論和國際經濟關系方面，避免人民幣直接挑戰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不要試圖與日本、韓國等美國軍事力量存在的國家結成貨幣聯盟來推行所謂的“亞元”從而謀求削弱美元在亞洲的地位；不要為爭取中國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點無關緊要的話語權而付出太多的代價和承擔太多的責任，更不要試圖利用美國控制的國際組織挑戰美元。

第二、不要因為國內經濟和政策因素被動地增持美國國債，也不要因為美國國債行情看漲而主動地增持美國國債。

目前，美國國內的稅收收入只能維持它國內的各項支出，而美國海外龐大的軍事支出則是通過發行國債來維持。事實上，美國是通過發行國債吸收包括中國在內的美元來維持海外的軍事布局，包括對中國的軍事合圍。中國拒絕購買美國國債并尋求機會逐步拋售美國國債，是一種減輕美國對華軍事壓力的釜底抽薪的策略。我們不選擇主動與美國進行直接的軍事對抗，但我們一定不能在資金和資源上支持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合圍和挑釁。

第三、利用非匯率手段減少中美貿易順差。美國始終以貿易順差為借口逼迫人民幣升值，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達到多重目的。人民幣升值必然導致中國海外資產貶值、必然導致熱錢在國內升值并造成國民財富流失、必然導致在華跨國企業更具競爭力（人民幣升值可以有效降低跨國企業進口國外配件的成本）從而進一步擠壓本土資本生存空間等。因此，解決中美貿易爭端只能利用匯率之外的其它手段：

1、取消所有對美出口補貼。

2、通過提高國內資源價格（如水、電、煤、油、礦產等價格）、糧食價格和勞動力價格，提高出口產品成本，有效保護本國資源。主動提高資源價格、糧食價格和勞動力價格必須與通貨膨脹在概念上區分開來。二者存在著本質的差異：前一類的漲價是價值規律使然，后一類的漲價則是貨幣超發使然。

3、進一步減少稀土等礦產資源的出口配額，大幅度提高各類礦產企業的環保標準。礦產企業的環保投資必須達到甚至高于國際標準。目前，國內礦產企業的環保投入僅僅相當于發達國家的三分之一。

4、主動提高中國出口美國商品的出口關稅，根據出口產品的資源消耗情況和重要性確定出口關稅的提高幅度。

上述措施，可以達到以下目的：

1、有利于提高中國商品在美國的銷售價格，從而推高了美國居民的生活成本，甚至引發美國的通貨膨脹。

2、有利于減少中國產品的出口，從而減少這些低附加值商品所附帶的資源出口和能源出口（中國因出口產品所消耗的原油就達到每年3億噸）。

3、有利于減少貿易順差，從而減輕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堵住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借口。

4、有利于減少外匯儲備并由此有利于減少外匯儲備對人民幣的占款，從而減少美元政策對中國貨幣政策的干擾，使中國貨幣政策可以走向獨立自主。人民幣不受美元政策的干擾和操縱是人民幣逐步走出國門的重要條件。

5、可以取得正當的理由拋售美國債券，不再影響中美關系。隨著貿易順差的減少，甚至逆差的出現，人民幣不僅沒有升值的壓力，而且可能產生貶值的趨勢。海外熱錢將聞風而逃（此時，應該注意：在人民幣貶值到位之前，必須采取有效措施，擋住熱錢外逃，逼迫其接受人民幣貶值的趨勢）。隨著貿易順差的減少和熱錢的撤離，中國需要大量美元用于支付，這樣，可以名正言順地拋售美國債券。

如果主動減持美國國債，則可能被美國理解為中國的不友好；相反，如果因為貿易逆差和熱錢出逃而被動地減持美國債券，則顯得順理成章，甚至美國因此不再擔心人民幣挑戰美元霸權了。

第三部分

全面調整各項經濟政策、發展自主創新型經濟

中美之間經濟關系的調整及其相應的政策主張的實施，必然造成出口的減少和與出口有關領域就業崗位的減少，因此，對外政策調整必須制定出相應的國內政策進行配套，以便實現整個產業結構的有效轉變。這個轉變意味著自對外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結構開始從“傭人經濟”向“主人經濟”的轉變。

為了理順中美經濟關系、調整經濟結構、增加國內就業，化解轉型過程中的增長壓力、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中國的對內經濟政策需要進行一系列的調整：

1、各級政府和企業必須明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途徑和內涵，改變空談的現狀，真正實現中國經濟健康穩定的發展

幾十年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概念已經成為陳詞濫調，但轉變發展方式的目標始終漂浮不定、內容始終變化不斷。從“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到“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從“堅持外延型型擴大再生產”到“發展內涵型擴大再生產”，從“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到“發展內需拉動型經濟”，可以發現，發展方式一直在改變、宏觀經濟一直在調控、現代化的目標一直沒有實現。迄今為止，我們仍然沒有明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和途徑。因此，所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首先需要明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內容和途徑，并糾正有關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面的錯誤理解和錯誤認識。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只有一個目標：更好更快地實現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而不是把工業化理解為“工廠化”和“開發區化”、把現代化理解為城市化、城鎮化和房地產化。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只有二條途徑：一是讓本土資本擁有各個產業、各個行業的技術創新主導權，并利用技術創新主導權開展引進、吸收和自主創新，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競爭力；二是讓本土資本能夠有效控制流通領域的渠道和網絡，從而能夠擁有原材料采購定價權和產品銷售定價權，并利用流通領域的定價權提高產品附加值。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容是五個方面：其一，本土資本主導或控制著國內所有的產業部門；其二，主要的產業部門擁有國內技術話語權甚至全球技術話語權；其三，主要工業原材料的采購和主要產品的銷售，擁有擁有國內定價權甚至全球定價權；其四，出口產品具有較高的科技含量和產品附加值；其五，國家、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擁有可持續的良好的經濟回報。

迄今為止，全國上下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途徑和內容并沒有清晰的認識，以至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再次淪為空泛無物的黨八股口號。我們需要在明確了經濟發展轉變的目標、途徑和內容的前提下，制定產業振興計劃和政策、開展產業投資和結構調整。

2、通過加大投資，大力發展國民經濟體系中滯后的產業部門來增加社會就業。

目前中國發展最滯后的地方是農村、最滯后的部門是農業、最大的低收入群體是農民。我國學者蔣慶在貴州鄉村感嘆道：“我也沒有想到農村會這樣凋敝，這里的村寨已經有初中生吸毒了，已經沒有什么社會組織了……”(詳見李響的《一個儒者的現代突圍》，《文化縱橫》2010年8月)。面對這種局面，有關政府部門試圖投資5萬億發展所謂新能源產業，顯然是十分錯誤的。如果正視現實，可以發現，日益嚴重的“三農問題”不僅造成巨大的城市就業壓力，而且使中國未來進一步實現工業化缺乏堅實的農業基礎。長期來看，“三農問題”不僅屬于直接影響工業現代化的發展問題，而且屬于直接影響人民生活的穩定問題。

與中國的做法恰恰相反，美國聯邦的財政資源不是傾注于“鐵公基”和所謂的新能源，而是傾注于農業部門和軍事部門，以此獲得全球農產品話語權和全球能源話語權。農業同樣是美國經濟的基礎、是美國工業體系的基礎、也是美元的信用基礎之一。美國農業屬于高耗能、高耗水、高效率的石油農業，其生產的產品和轉基因種子屬于非綠色、不健康、環境隱患巨大的產品。中國既沒有條件發展美國式的石油農業，也沒有必要犧牲自己的資源和耕地去生產低附加值的工業品來進口美國的轉基因產品、更不應該支持美國的農業產業集團打敗自己的農業產業和剝奪本土的農民。

中國必須放慢城市化和城鎮化的步伐。大躍進式的城市化和城鎮化一方面造成農業勞動力的匱乏、大量耕地撂荒或被擠占、農業資金轉移到城鎮房產等領域，另一面造成城鎮就業壓力增大、環境治理壓力增大、教育衛生醫療壓力增大。

大豆、玉米、大米已經開始依靠進口。中國糧食和油料作物開始依靠進口，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這意味著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城鎮化是建立于流沙之上的海市蜃樓，隨時可能坍塌。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一種因果關系，其中，工業化是因，城市化是果。假如背離了中國工業化的發展水平而為了房地產商利益、建筑商利益、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利益而大躍進式地盲目推進城市化和城鎮化，那么，中國必將逐步陷入就業危機、能源危機、環境危機、糧食危機和社會危機之中。其實這些危機已顯端倪。

今天我們已經發現以往的經濟發展模式出了偏差。我們把追求工業化和工業現代化的歷史使命誤讀為那些缺乏核心技術的世界工廠化、房地產化、城市化、城鎮化和市場自由開放化。現在地方政府高舉著城鄉一體化的大旗，懷著增加土地財政收入、大搞政府形象工程的企圖（實際上，多數政府形象工程就是“洗錢工程”），試圖通過消滅農村、消滅農業、消滅農民的方式解決“三農問題”。這無疑是自私、短視、后患無窮的做法。解決“三農問題”對于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具有戰略性意義。為此，各級地方政府和商業機構必須停止一切掠奪農民、破壞農業、消滅農村的做法，同時，應該通過“農民組織化、農業科技化、產品分類化、服務網絡化、鄉村宜居化”等政策措施來減輕城鎮就業壓力、增加農村和農業的就業機會，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1）改變農業補貼模式，引導農民重新組織起來。1978年開始的農村改革是一場解散農村生產組織的“去組織化”改革，而不是一場以新的生產組織替代舊的生產組織的改革，其改革的結果是農民重新成為無組織的個體。隨著農業市場的對外無序開放，中國農業部門已經面臨著毀滅性的不公平競爭。農民無組織、農業無保護、農村無宜居的現狀，怎么可能形成與全球四大糧商和孟山都等國際公司進行競爭的競爭力？怎么可以避免中國的農業、農民、農村被海外資本控制的命運？怎么可能能夠形成中國農業的自主權？怎么可能為中國經濟的自主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因此，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前提、是提高農業競爭力的前提。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需要改變現有的農業補貼模式，即取消現有的“國家—農民”的補貼模式，改變為“國家－農業合作組織”的補貼模式，引導農民重新組織起來，以農業合作組織代替農民個體作為中國農村的基本生產經營單位。

（2）利用農業合作組織興修水利、改善土壤、保護環境。我國農村水利失修、土壤惡化、環境破壞與農業“去組織化”的改革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果沒有屬于農民自己的合作組織，那么，國家用于興修水利、發展農業方面的財政撥款勢必更多地將轉變為項目承包商的收入，同時留下一大批的豆腐渣工程。歷史已經證明，存在農村合作組織的情況下，國家花小錢甚至不花錢可以辦大事；解散農村合作組織之后，國家花大錢卻難辦事。這就是有組織與無組織之間的差異。歷史上，中國社會變革的成功和早期工業化的成功，其根源在于把農村和農民組織起來；未來中國因就業危機、能源危機、環境危機、糧食危機而導致社會動蕩和工業化中斷，其終極根源也在于“三農”的“去組織化”。因此，應該在恢復農村合作組織、發展本土農業企業的基礎上，通過對農村合作組織和農業企業的扶持與投入，提高財政資金投入的效率，修復和建設水利設施、保護好耕地和環境，同時，增加農村就業崗位。

（3）以國有資本為主、民間資本為輔，通過整合現有資源和渠道，投資成立不同類型的、專業化的、覆蓋全國農村的農資銷售連鎖企業、農副產品采購連鎖企業、日用品零售連鎖企業（農村超市）。全國性的農資銷售連鎖企業必須控制農村主要的種子、化肥、農藥和農業機械的銷售，通過農村的渠道控制來有效阻止海外各類轉基因種子在中國的傳播。

政府決策部門必須清楚，在農業武器化、糧食武器化、種子武器化的時代，控制糧食和作物等種子的傳播權比控制土地的所有權還要重要。只有利用本土資本的力量控制了農村各類商品的采購和銷售的渠道，才能控制農村市場，才能避免海外跨國資本對中國農村和農業的滲透、操縱和控制，才能落實中央政府的農村經濟政策，才能有利于農民的再組織化，才能提高中國農業的定價權和競爭力。

當本土的優質大豆產業被進口轉基因大豆打垮，當國內玉米產業正在重復著大豆產業的命運，當國際跨國資本開始落子布局和控制東北、華北和中原等中國傳統糧倉，當急于招商引資的地方官員對跨國資本的錯覺和對農業戰略地位的無知，還等同于十六世紀美洲印第安土著酋長對待那些手持彩色玻璃珠用于交換他們的土地、珠寶和香料的西方侵略者的認知水平，中國農業正在走向深刻的危機之中。中國的廣大農村是被國家資本和國資委遺忘的領域，這一情景正如當年廣大的農村被蔣介石政府遺忘了一樣。當海外資本開始重復著我們所熟悉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誰將失去中國經濟的永久控制權呢？答案不言自明。

各級政府應該了解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常識而擺脫類似于土著酋長的蒙昧，政府必須覺醒，國資委必須覺醒，央企必須覺醒（當中糧集團旗下的企業還在投入巨資在城市爭當地王的時候，正說明一些央企已經丟失了它本該承擔的歷史使命）。國有資本必須大規模進入農村和農業。這本身也是新時期內減輕城市就業壓力、增加社會就業機會的客觀需要。中央和國務院已明確要求國家資本“要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農業就是重要行業，農村就是關鍵領域。國家資本必須首先投資、整合、建設和控制全國農業生產資料的供應渠道、全國主要農副產品的收購渠道、全國農村日用工業品的零售渠道等“三大渠道”。現代互聯網技術和連鎖經營模式完全可以實現上述全國性的流通網絡建設。這是國家資本大規模進入農業產業和農村領域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全國性的農村“三大渠道”建設有利于扶持和推動農民合作組織和農業生產企業的有序發展，有利于農民的再組織化，有利于優質良種、無毒低毒農藥、先進生產工具、農業科技知識的傳播，有利于避免海外資本的滲透、操縱和控制，有利于提高支農、富農政策的落實，有利于提高中國農業的全球話語權和定價權，有利于增加全社會的就業機會，也有利于國家資本的保值增值。如果把投入于外貿出口和海外債券的各種資源轉投于中國的“三農”領域，那么，將帶來中國整體經濟結構的根本性轉變，其戰略意義非同一般。

（4）通過農村“三大渠道”的建設，借助現代信息化的產品識別技術，建立農副產品差異化的定價機制，提高農民收入。不同的地域、氣候、土壤、水質、污染度、種子（非轉基因種子或轉基因種子）、施肥（有機肥或化肥）、防蟲與種植方法（殺蟲劑、除草劑的使用）等因素，決定著相同的產品具有不同的產量和不同的品質。因此，需要建立起差異化的農副產品識別體系和差異化的定價機制。

政府對于食品安全的管理需要從目前的產成品終端管理模式（即“終點管理模式”）轉變為源頭管理、過程管理和終端管理相結合的模式（即“全程管理模式”）。這樣才能徹底克服目前廣泛存在的大米、食用油、乳制品、豬肉等食品的質量危機和聲譽危機。全行業的質量危機和聲譽危機就是產業危機和政府監管危機。

國有資本為主的本土資本必須控制全國農產品的采購、倉儲、運輸、銷售等渠道，同時，將全國各地不同的農業合作組織和各類生產企業，組織和控制在全國性的不同的專業化的流通渠道之內，克服目前小規模、無序化、低品質的生產經營狀況，實現信息化、規模化、有序化、高品質化的生產和流通。政府應該以國有資本為主導，建設大網絡、組織大生產、覆蓋大農業、服務大農村。

建設專業化、信息化、規模化、有序化的農產品的生產與流通體系，是有效控制農產品質量和食品質量的基礎、也是建立農產品差異化定價機制的基礎。這將有利于組織農村專業化的生產，有利于農民的再組織化、農業的再組織化和農村的再組織化，有利于提高好環境中生產的好產品的價格，有利于提高農民的收入，有利于提高各地農村保護生態環境的積極性，有利于提高本土農產品抵御外來農產品的競爭力，也有利于增加農業產業鏈的就業機會、減輕城鎮的就業壓力。

（5）建設宜居化的新農村。農村是水和食物的源頭，而不是電子垃圾和城市生活垃圾的填埋場。鄉村宜居化不是城鄉一體化，也不是農村城鎮化、農民居民化、居民無業化，更不是農村經濟的房地產化。宜居化的新農村是指：國有資本主導的信息化網絡、產品采購和銷售網絡、生產資料和農資供應網絡、農業科技服務網絡、鄉村金融服務網絡以及公共財政支持的醫療教育文化衛生方面的網絡，可以全面覆蓋中國農村；差異化的農產品定價機制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廣大農民的收入；中國農產品和食品以良好的質量控制體系和良好的品質聲譽贏得了國內外市場；農村的生產和生活被組織在信息化、有序化、規模化的生產、銷售、服務的體系之中。達到宜居化目標的社會主義新農村表現為：鄉村環境優美、居住條件良好、農民收入與城市居民持平甚至更高，城市人才和資金開始流向鄉村。

中國環境與資源的約束以及全球石油能源的日益緊張，決定著中國不可能復制美國式的高耗能、高耗水農業。如果中國追求美國模式而將13億人口中的98％轉變為城市人口和城鎮人口，那么，必然引發環境危機、資源危機、糧食危機和就業危機，最終爆發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基于基本的環境條件和資源約束，中國必須走也只能走生態化農業和田園化生活的道路，把大部分人口留在農業和農村。這是維持中國農業低能耗的需要、也是保證中國人自己能夠養活自己而不受制于人的需要。從這一角度看，保護農村、保護農業、保護農民就是保護中國長治久安的根基。

3、深刻理解工業化的目標和內涵，重塑中國的工業體系。在夯實農業基礎的同時，必須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聚焦于工業化的目標和內涵，重塑中國的工業體系。

（1）國有資本和國內民營資本應該主導或控制生產領域、流通領域和服務領域中各個行業的前三名公司。2010年度國務院國資委把企業劃分為10個大類、47個中類和97個小類。本國資本應該在每一個行業門類中主導或控股前三名的企業，改變目前大部分產業部門的前三名公司由外資控股的局面。

國家開發性金融機構和國家大型投資公司應該通過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等方式，向不同領域的國有控股公司和民營控股公司提供資金，幫助后者通過自身發展或兼并收購等途徑取代外資企業，成為所處行業的前三名企業。對于進入行業或子行業前五名的企業，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禁止被外資控股和并購。本土資本必須成為各個產業、各個行業的主導性力量。

在劃分自主創新型企業方面，科技部等政府部門需要糾正把注冊在國內的外資企業當作本土企業的錯誤做法。在華外資企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不屬于中國企業和中國公民，因此，在和平時期，外資企業所有權轉移所產生的稅收收入不屬于中國政府；在戰爭時期，外資企業技術資產也不屬于本國政府的征用對象。可見，外資企業要求政府給予本國自主創新型企業的待遇顯然無理且霸道，而各級政府給予外資企業平等的國民待遇甚至超國民待遇顯然短視且無知。如果外資企業和跨國公司在華研究機構可以當作本土自主創新企業，那么，只要每個行業引進幾家全球技術裝備最先進的外資獨資企業或外資控股企業，中國豈不是可以一夜之間就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了？

任何一個大國經濟體必然有“骨干”與“皮肉”之分，其中，本土資本必須充當骨干，外來資本只能充當皮肉。如果外來資本主導了各個產業的骨干部分，那么，這個經濟體將成為“無骨經濟體”或“軟骨經濟體”，這種經濟模式必然屬于附庸經濟模式；同時，基于這種經濟體特征和經濟發展模式而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所展示出來的大國政治必然是“無骨政治”或“軟骨政治”。因此，中國經濟必須警惕“無骨化”或“軟骨化”的趨勢，某些政府部門必須改變“無骨化”或“軟骨化”的現狀。

（2）認真總結我國在水泥裝備、高速鐵路、第三代核電設備等少數領域在引進、吸收和自主創新方面的成功經驗，同時借鑒日本韓國的引進技術的模式，制定切實可行的、相互配套的裝備工業振興計劃。每一個行業領域的對外開放和技術裝備的引進，都必須堅持“三項基本原則”，即對等開放原則、統一談判原則、國內資本主導原則。必須避免裝備和技術的重復引進；在同等技術水平下，鼓勵優先使用國產設備，切實保護好國內裝備工業產品的市場。

自由貿易理論僅僅是經濟強國搶占弱國市場的洗腦工具，WTO規則不過是西方工業國推行貿易霸權的對外手段。在世界經濟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信奉自由貿易理論和遵守WTO規則而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國無一例外是依靠提高關稅、貿易保護來扶持本國幼稚產業的發展、培養自主創新能力、在首先完成本土市場的占領之后再走向國際化。美國第25任總統威廉.麥金利道出了美國成功工業化的秘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靠的是我們堅持了幾十年的關稅保護政策”。美國著名政客帕特里克.布坎南總結說：“在由華盛頓、漢密爾頓、克萊、林肯以及追隨他們的共和黨總統們所建立的關稅高墻后面，僅用了一個世紀的時間，美國就從一個海邊的農業共和國變成世上前所未有的最大工業強國”（詳見王榮軍《美國有貿易保護的傳統》一文）。時至今日，貿易保護主義的各個顯性手段和隱形手段仍然構成各個工業強國保護本國產業利益的有效壁壘。中國應該放棄自由貿易的幻想，悄悄拿起貿易保護主義的武器，加快自身的工業現代化進程。

4、通過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等多種手段向本土商業企業尤其是各類本土商業連鎖企業投放資本金和貸款，迅速占領城鄉商業流通渠道，同時，設置各種有效壁壘，阻止外資在中國城鄉商業渠道的布局。

市場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前提。沒有渠道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沒有市場經濟。各級政府不計后果地招商引資，鼓勵外資商業企業在中國城鄉攻城略地，搶占渠道。在他們狂熱追求GDP的大腦中已經遺忘了一個簡單的經濟常識：丟失了中國的市場，就無法發展中國的市場經濟。這是一個渠道為王的時代，渠道資源決定著中國產業的生存空間，決定著子孫后代的生存空間。

很難想象西方國家能夠像中國一樣如此放任外國商業資本在本土的瘋狂布局。當中國商業資本走到歐美日本，發現處處是銅墻鐵壁。

因此，政府應該從推進中國工業化戰略的角度，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高度，推動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迅速搶占城鄉渠道資源，主導國內商品流通渠道，避免商業渠道進一步落入外資的控制之中。外資控制并主導了中國本土的商業渠道，將意味著中國本土工業企業和農業企業各類產品的國內定價權的喪失、意味著外資實現了對中國經濟的“拉美化”改造，意味著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將陷于無解的困境。

為了重新掌控國內流通渠道和商業網絡，確立和鞏固中國商品在本土市場的競爭力和定價權，政府、企業和金融機構應該做好以下工作：

（1）外資商業企業在國內設立商業連鎖網點的權限上收至商務部，各級地方政府無權審批流通領域的引進外資項目；商務部將根據我國商業企業在海外有關國家設立商業網點的數量極其難易程度，給予對等的審批條件和數量。商業領域的開放必須遵循對等開放的原則。

（2）政府通過加大國有資本直接投資、放松商業貸款條件、降低商業企業股票發行與上市以及并購重組等要求，迅速完成國內各個商業業態的企業在全國城鄉的布局，并形成強大的競爭力。

（3）、鼓勵生產型企業自建銷售網絡。

（4）建立全國性統一的政府采購平臺，將各級政府的采購納入有序的管理，并利用全國統一的政府采購平臺扶持民族產業的發展。在同等條件下，政府應該優先購買本國資本控股類公司的產品。

（5）外資投資企業不得享受流通和定價方面的超國民待遇。比如，跨國醫藥企業不得享受超國民待遇的特殊的定價優勢；除非存在不可替代等特殊原因，外資企業生產的藥品不得進入醫療保險目錄；外資企業藥品進入中國醫保的數量與程序，應該與外國政府部門批準中國醫藥產品進入該國市場的數量和流程保持對等和平衡。

5、圍繞國家新型工業化的發展戰略，理順和重建立法機構、政府機構和企業組織之間的關系，形成立體化的全球競爭與全球博弈的優勢，扭轉被動、盲從、迷信的狀況，以科技創新能力、工業裝備能力、市場定價能力、自然資源的儲備能力（而不是GDP總量、城市化人口和外匯儲備數量）打造中國參與全球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領域競爭與博弈的主動權和主導權。

（1）全國人大及其專業委員會需要進入主陣地，主動而積極地參與全球競爭和全球博弈。全球博弈和全球競爭的最高形式是法律、規則、標準之間的博弈和競爭，這也是最高層次的博弈和競爭。如果海外政治勢力和經濟實力及其在華的代理人影響、操縱甚至控制了中國的法律、規則和標準，那么，中國的工業化和對外開放已經摔倒在起跑線上。

因此，首先，全國人大應該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增設和調整各類專業委員會。各專業委員會成員主要由專門領域的法律專家和行業專家組成。原則上，行政官員不得成為全國人大專業委員會成員。全國人大各專業委員會的法律素養和立法能力應該足以抗衡美國國會及其專業委員會的對華干預。

其次，全國人大及其專業委員會應該及時糾正各級政府有關部門自我授權、自我擴權、自我越權的狀況，防止有關行政管理部門和地方政府基于部門和地方的權利、基于官員的尋租私利而出臺損害國家利益和產業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各地方和部門出臺的規章、制度，需要經全國人大專業委員會審核并出具無異議函之后方可頒布和實施。

（2）重新梳理政府職能、重新調整政府部門制定政策的流程。行業管理部門和地方政府在制定行業管理政策和地方發展政策方面，必須充分征求和尊重國內骨干企業的建議和意見，充分體現保護民族產業的意志和要求。在和平時期，民族產業是納稅和就業的主要力量；在戰爭時期，民族產業是戰爭動員和戰爭支持的主要依靠。因此，圍繞民族的發展、借助民主的方式、體現民生的利益，應該成為政府部門立規定制的基本原則。

各級政府制定的產業發展政策和行業管理制度必須上報全國人大相關專業委員會，在獲得“無異議函”之后方可頒布實施。在此之前，行業協會和國內企業可以就上述有關產業政策和行業制度發表意見或向全國人大有關專業委員會提交修改意見或反對意見，以便修改不合理的條款、或阻止不合理制度的頒布。

全國人大、政府部門和國內企業之間必須建立起有效的互動流程、科學的制衡機制、及時的糾偏制度。這是保證中國經濟少走彎路、不走錯路、最終完成新型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制度前提。

（3）進一步明確和強調國家資本和國有企業的目標、任務和使命，充分發揮國家資本的主導性功能和國有企業的骨干性作用。

第一、，應該糾正理論界和輿論界對國家資本和國有企業的幼稚理解和片面認識，創造一個良好的思想輿論環境。如果中國歷史可以倒退300年，在國際壟斷資本尚未形成的情況下，強調國退民進、發展自由資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在招商引資和無序開放的背景下，國際壟斷資本滲透并控制了國內大部分產業部門之后，所謂國退民進的政策主張只能導致國有資本退出、海外壟斷資本進入，最終導致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拉美化”。國內經濟思想界的混亂和新聞輿論界的無知已經登峰造極，使得國家資本的壯大、國有企業的發展處于不利的“軟環境”之中。這種狀況需要糾正。

第二、在國內所有產業和行業中，國家資本必須發揮主導性作用。在能源、石化、通訊、鐵路、國防等領域中，應該進一步擴大國家資本對這些領域各個產業鏈的控制力。在汽車、電子、機械、醫藥、物流、連鎖商業、食用油、日化等國際壟斷資本占據主導地位的領域，國家應該對該產業和行業中排名在外資之后的國有企業或民營企業進行資本性扶持和政策性扶持。國家資本可以直接向這類國有企業或民營企業增加資本金，也可以定向購買這類企業發行的債券和可轉股債券，以此壯大企業的資本實力和競爭力。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是發揮國家資本主導性功能的載體。吉利汽車通過多種渠道利用國內資本的支持完成外收購，這一經驗值得推廣。

第三、國有企業經營權應該由行政性授權方式轉變為市場化授權方式，使國有企業成為擁有人事自主權、經營自主權和資本自主權的市場競爭主體，有效地發揮國有企業的骨干性作用。在體制改革方面，既要反對政府的企業化、也要反對企業的政府化。反對企業政府化和行政化就需要通過科學的途徑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所謂“兩權分離”就是要做到：所有權歸屬于國家并由國有資產管理機構代表國家負責行使；經營權必須以信托契約的方式和市場化競標的方式，授予專業化的產業管理公司或信托公司并負責行使。只有實施信托化的國有企業管理模式，才能避免那些變賣企業所有權的改革，才能有效地實現“兩權分離”，才能避免國有企業的政府化和行政化，才能提高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才能更好地發揮國有企業的骨干作用。

 

第四部分

改革開放：只是動作，不是意義

 

30年前，我們在危機中孕育著繁榮；30年后的今天，我們在繁榮中孕育著危機。當這種危機從產能過剩危機升級到貨幣主導權危機，從城市的醫療、衛生、教育、就業、住房等危機擴展到農村的環境、土地、水利、種子、勞動力、糧食、油料等危機，這表明，我們繁榮背后孕育的危機正在走向系統性崩潰的邊緣，宛如舟曲泥石流爆發前的暴雨之夜。在這個關鍵階段，美國開始主動調整中美關系，開始主動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方面的收網。我們仿佛手持氣球，需要與軍艦博弈。在此，我們不能過分地責備“裸官”和明星們移民海外行動所表現出來的江水寒暖的先知先覺，也不能責備城鄉層出不窮的抗議、上訪和群體性事件，而應該更多地反省我們長期以來執行的開放戰略和改革政策。改革和開放只是兩種施政動作。任何動作本身沒有意義，動作必須賦予意義。遺憾的是，長期以來，我們把這兩個動作使命化甚至宗教化。必須認識到，中國改革開放的火車頭不能偏離“兩根軌道”：其一是堅持民族、民主和民生，其二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其動力越大，破壞力就越大；其速度越快，危機來臨越快。

因此，在新的歷史時期，處理中美關系需要了解美國現階段的核心利益，避免發生直接沖突；同時，重新回歸自洋務運動以來的工業化追求和國防現代化追求，明確新型工業化的目標和內涵，正確認識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途徑和內容，避免GDP、增長率、城市化、城鎮化、工廠化、房地產化的誘惑，在民族、民主、民生和四項基本原則的架構之內，清理、整頓、調整和設計改革開放的政策和組織，力求在不多的所剩時間里，扭轉國內經濟社會爆發全面危機的趨勢。

      2010年8月23日完稿

      2010年9月10日修改

（作者簡介：1994年獲得廈門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長期工作于國內投資銀行業務領域，擔任過證券公司總裁等職務，現為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中材國際獨立董事和華安財產保險獨立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