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內需的另一個問題是內需增長點，90年代的消費需求較大（至少還有個住房改革對消費需求的拉動），投資需求較小。現在的問題倒過來了，消費需求并不高，投資需求卻很高。于是就產生了矛盾：投資需求的增長需要經濟增長預期的支持，而消費需求的減少恰恰阻礙了經濟發展預期的上升。解決之道恐怕還要從擴張型的財政手段尋找突破口，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并以此帶動整個需求鏈的運行。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這個過程中，還得充分考慮政策項目的資產頭寸關系，以防止凱恩斯主義“舉債建國”理論的盲目擴張所可能帶來的與資本市場本質南轅北轍的錯誤傾向。實際操作確實存在很大難度。

　　二是提高國用上市企業經營效率問題（這是一記勾拳）。上市國企在滬深股市權重最大，對大盤的影響力舉足輕重。但由于發改委和國資委的某些規定，國有上市公司在過去幾年里的主要精力幾乎全都花在了做大、做強上，從結果看好像是成功的，但不能否認資源配置的優先權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實際情況是，國企的外形日益碩大，其內部效率卻在財政補貼的呵護下仍保持低水平運行。從各國發展的軌跡看，經營效率是企業市值的重要構成要素：日本企業的優勢在于極高生產效率，而美國企業的優勢則在于其“辦公室效率”遠在其他國家企業之上。因此同樣情況下，美、日企業的市值往往高于其他國家。所以說，要想進一步提升滬深股市這些大藍籌的價值，提高其經營效率是必由之路，這就客觀要求決策部門盡快理順資源、能源的市場價格，取消國企在資源配置上的“特權”，通過市場的力量來“強迫”國企不斷提升效率水平。盡管這會增加企業成本壓力，但通過配置權交易體系的構建，這種矛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綜上所述，擴大內需這記直拳可以利用攻擊距離短的優勢迅速擊中問題的要害，但受威力所限恐難擊倒“對手”。這時如果能緊接著打出一擊威力巨大的勾拳（盡管攻擊距離稍長），這場戰斗就有希望提前結束了。也許到那時再來談牛市，我們才會胸有成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