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高明編著

　　一、人民幣誕生的歷史背景

1946年12月30日，中共晉察冀中央局致電中央，建議中央：“召開華北經濟工作會議”，以研究華北各解放區“統一對付國民黨”和解決“貨幣不統一”等問題。中共中央接受了這個建議，并于1947年1月3日，向滕代遠、薄一波等同志發出“關于召開華北財政經濟會議的指示”。指示說：“會議的議程，應為交換各區財經工作經驗，討論各區貨物交流及貨幣、稅收、資源互相幫助、對國民黨進行統一的財經斗爭等項，并可由各區派人成立永久的華北財經情報和指導機關。”此會于3月中下旬左右在河北邯鄲召開。參加會議的有：晉察冀邊區代表團及其團長南漢宸，晉冀魯豫邊區代表團及其團長楊立三，華東代表團及其團長薛暮橋。會議開始后，又有陜甘寧邊區的白如冰、晉綏邊區的陳希云及中原區的劉子厚等同志來參加會議。其中還協議“統一貨幣發行”等問題。會議決定，議決事項等董必武同志到邯鄲審議后，再報中央。

1947年4月16日，華北財經會議期間，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華北財經辦事處及任命董必武為主任的決定》表示：“為了爭取長期戰爭的勝利，中央決定，在太行成立華北財經辦事處，統一華北各解放區財經政策，調劑各區財經關系和收支，并決定以董必武為辦事處主任，由華東、五臺（即指晉察冀邊區）、太行（即指晉冀魯豫邊區）、晉綏各派一得力代表為副主任，并經常參加辦事處工作。”5月下旬，董必武同志到達邯鄲，在聽取匯報后，對會議打算于1947年底前“統一貨幣發行”一事認為有點操之過急，他說：“財政上有統一的必要，特別是在支持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的長期戰爭，更有統一的必要。…但具體把財經事項統一起來，有許多基本問題，主客觀條件都未成熟。
  主觀上各區的、甚至各區內各部門和各單位的本位主義和山頭主義尚待克服。客觀上許多必需的物質基礎，如機關人事及其它許多東西都毫無準備，財政統一不可能很快就實現。統一貨幣發行是財政統一中一個重要的環節，與各區收入、支出、銀行、貿易、市場有密切關系，單獨抽出發行票幣問題來，是不能得到解決的。”最后，大家又協議各區票子仍實行“相互支持，互不流通，及按自然比價兌換的原則，以便相互間的物資交換”的政策。

雖然董必武同志對創建全國統一的銀行和發行統一的貨幣是慎重的，但態度卻是非常積極的。1947年9月，董必武同志在晉察冀邊區財經會議上說：“成立中央銀行，發行一種通行各區的鈔票，這莊事雖然不能立即辦到，但大勢所趨，也不容我們延不進行。”他做了以下工作：

（一）1947年8月1日，董必武同志擬定了《華北財經辦事處組織規程》，并上報中央批示；8月16日，即獲中央批準。其中第五條是：“籌建中央財政及銀行”。

（二）1947年中秋節前一天，董必武同志到晉察冀邊區印刷局了解該局的造紙、印刷設備、票版設計、制版技術、生產能力及生產等情況。

（三）1947年9月14日，中共華東中央局工委書記張鼎承、鄧子恢同志致電華北財辦，建議立即成立聯合銀行或解放銀行，以適應戰爭，愈快愈好。董必武接此電后，立即派華北財辦副主任南漢宸赴渤海找張、鄧商建銀行具體辦法。而晉察冀邊區銀行副經理何松亭同志建議名稱為：“中國人民銀行”。

（四）1947年10月2日，董必武同志經劉少奇同志同意，致電中央，建議成立全解放區銀行。銀行名稱擬定為中國人民銀行，是否可以，請考慮示遵。關于銀行名稱希望早定，印鈔時要用。

1947年10月8日，中央回電，提出幾個情況問題，認為目前建立統一的銀行是否過早一點（進行準備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銀行名稱可以用中國人民銀行）。華北財辦根據中央成立全國統一銀行為時過早，但可進行準備的電示，很快成立了以南漢宸同志為主任的中國人民銀行籌備處。隨后將晉察冀邊區銀行副經理何松亭同志（被董必武同志稱為懂銀行業務的人）和發行科長石雷同志調中國人民銀行籌備處來工作。1947年年底，又從晉察冀邊區銀行調來武子文、秦炎、孫及民、王厚溥四位同志。1948年2月，從北海銀行調來趙善普同志。前后八位同志，負責辦理籌備人民銀行的具體事宜。

1947年12月，董必武同志在《關于華北財經辦事處工作向中央的報告》指出“為什么要買鈔票紙和定統一銀行的名稱呢？原因是這樣的：在土地會議中各區代表談到解放區財政問題時，都異口同聲說，統一發行票幣好。邯鄲因山東戰局轉變，陳（毅）粟（裕）大軍轉入冀魯豫，北海幣在冀魯豫市場起了擾亂作用。華東工委張鄧（指張鼎丞、鄧子恢同志）因渤海財政困難，提議財政趕快統一，立即發行統幣。我和華北財辦的幾個同志想，財政統一終究是必然要實現的。問題是實現的時間要選擇得適當。當時考慮發行票幣從物質條件方面來看，我解放區最困難的是鈔票紙。聽東北來的同志說，東北已和遠方開始通商，下一次買賣契約就要定。我們想紙總是要的，所以打電報給東北。請代買鈔票紙一萬令。當時又估計到關內印刷機關和彩色油墨的困難，在電報中問明那里能否代印。東北不久就回電說，紙可以代買，也可以代印。要印鈔票，必須要印出發行銀行的名字和票面額。票面額我們可以自定（注：此即1947年12月30日董必武致電中共中央東北局，并委托其代印一萬令紙五百元和一千元兩種面值人民幣的緣由），銀行的名字則報請工委和中央核定。這是十月初所以電請中央核定銀行名稱的情形。東北買的紙要明年一月才能到達，印成票幣還要五個月的時間，哈市印好后何時能運過來？簡直無法判斷。…。統一發行對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對于軍隊轉移地區的便利，以及最高領導機關容易控制發行額，和財政統一道路的開拓等等，都是有絕大積極意義的。所以華辦仍在這里努力籌備統一發行諸工作。如發行統幣，就要買鈔票紙，要印刷費，要運輸費。這要相當可觀的一筆錢才能夠開銷。前在東北買紙和印刷就要15000兩黃金，合現時西北農幣300億以上。所以我向各區要了一筆基金，希望各區在其預算中抽出1%來給華辦，華辦就可做不少的工作。晉察冀已答應了糧食3萬大石，渤海答應了鹽1000萬市斤，也合糧食3萬大石，邯鄲答應了2000萬市斤糧食，合6萬大石多一點，西北也答應了，算起來各區都在其預算1%以下抽了一筆款子給華辦，這筆款子不能解決任何軍費民用的急需，但在華辦本身便有了一種資本為籌備統一工作做很多的事。在這里我還想到另外一個問題。統一發行即令實現，那種統幣雖然我們在開始要給以實物保證，還不可能即成為永久的通用貨幣，那還是一種戰時過渡的貨幣。因為我們處在戰時，發行必然是帶適應戰爭需要的性質。本位值不能定，票面額太大，均與永久通用貨幣不適。這說明我們將來要發行的統幣，在貨幣史上還是一個閏位，還要準備下一次的幣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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