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幣的鑒定與辨偽
（一）中國紙幣發展簡況
紙幣稱得上現代金融業的血液，是當今世界上必不可缺的東西，它起源于古老的中國。錢幣界有人認為唐代的“飛錢”是紙幣的濫觴，但這種觀點還值得商榷。“飛錢”起始于中唐時代，當時實行兩稅法，以征收銅錢來代替實物賦稅，但大量的銅錢由地方運至京城費用甚大，而京城巨賈外出經商帶上大量銅錢又有諸多不便，于是出現了“飛錢”，即商人先將銅錢交納給政府有關部門，相當于現在的某省駐京辦事處，拿到憑證后輕裝去該地提款購貨，這樣雙方都可以省卻一筆可觀的運費。所以“飛錢”實質上只是一種匯兌業務，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貨幣的職能。我們認為直至五代時期才出現了紙幣的雛型——契券。當時中原戰火不絕，割據湖南地區的馬殷政權缺乏銅源，于是鑄大鐵線流通，但鐵線量大值小，攜帶不便，民間貿易改用一紙契券來代替鐵錢。“契券’即存放鐵錢的憑證，它具有支付能力及流通手段等貨幣職能，其價值則視鐵錢的多寡而定，因此說獎券已是一種原始的紙幣了。
北宋初年，王全斌等率軍平蜀后將所有銅錢搜括殆盡，帶回汴京上貢，當地只得改行鐵線，所以四川在兩宋時期一直流通鐵錢。民間由16家富戶自發組成集團，發行“交子”代替鐵錢，交子的性質和五代的契券相似，宋仁宗時因經營不善而改由官方發行，這種官營的交子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正式紙幣。當時規定每交面值一貫，隔三年換一次，稱為一界，每界發行125萬余貫。按理講這種交子可以兌換現錢，但官方儲錢不足，導致文子貶值。北宋后期，交子改名為錢引，同時還兼用鹽鈔及茶引等。鹽鈔、茶引即取鹽茶的憑證，也可代替紙幣流通。
南宋時國力衰弱，各地都流通紙幣，其名稱有交子、川引、公據、關子、會子等多種，“會子”是南宋時期最主要的一種紙幣，面值除一貫外，更增加了五百文、三百文及二百文等，印數也遠遠超過了北宋。乾道四年（1168年）達到一千萬貫，慶元元年（1195年）更增至三千萬貫。與北宋同樣的原因，南宋紙幣仍是不斷貶值，每至換界時，舊鈔只值新鈔的一半不到，如嘉熙四年（1240年）新發十八界會子時，與十七界會子的兌率是1：5。然而和金代相比，宋代紙幣的貶值只是小巫見大巫了。金代通行的“交鈔”，至貞佑二年（1214年）時每貫僅值一錢，還不及本身的紙墨工費。貞佑三年金人改“交鈔”為“貞佑寶券”，但二年后，每貫寶券只值幾枚小錢，于是在興定元年（1217年）再行貞佑通寶紙幣，每頁抵“貞佑寶券”一千貫。元光元年（1222年）又改行“興定寶泉”，每貫當貞枯通寶四百貫。其后又造“無光珍貨”、“天興定會”等紙幣，連續貶值之巨為歷朝所罕見。
元代紙幣的發行可以上溯到成吉思汗末年的蒙古汗國。史載1227年何實在博州地區印置“會子”，流通于一方。窩闊臺八年（1236年）正月，下令印造“交鈔”。忽必烈在1260年造“中統元寶交鈔”，有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貫、二貫共10等。1982年在內蒙古呼和浩特東郊白塔積土中發現的壹拾文“中統元寶文鈔”及1986年在寧夏回族自治區賀蘭縣拜寺口雙塔中發現的伍佰文和三百文“中統元寶交鈔”都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紙幣實物，它們的時代下限不晚于1287年。
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改造“至元通行寶鈔”，自五文至二貫共11等，也有實物存世。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時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厘至二兩共13等。元順帝至正十年（1350年）時因財政狀況惡化，舊鈔貶值，遂在原來的“中統元寶交鈔”背上加蓋“至正印造元寶交鈔”八字印文，稱為“至正新鈔”，每貫當至元鈔二貫，但隨即貶值，幾同廢紙。
明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令中書省印造“大明通行寶鈔”，面值有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至洪武十三年，中書省廢，造鈔改屬戶部，所以由中書省簽署的“大明通行寶鈔”存世極為少見。洪武二十二年更造十文至五十文的小鈔。永樂以后因紙幣貶值，小鈔基本失去作用，僅印造一貫的大鈔，并繼續沿用洪武年號，這件寶鈔長33厘米、寬22厘米，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紙幣。明代的紙幣政策更劣于元代，不僅濫印濫發，而巨人為堵塞回籠渠道，導致紙幣的嚴重貶值，明中期后，紙幣已喪失信用而退出流通領域。
清順治八年（1651年）因軍費不足，發行過順治鈔貫”，10年后停廢，今無實物留存。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已占領了長江中下游地區，滇銅返京受阻，寶泉、寶源局鑄錢發生困難，面對龐大的軍費河工支出，清廷只得發行“戶部官票”及“大清寶鈔”二種紙幣以渡過危機。官票以銀兩為單位，有一兩、三兩、五兩、十兩、五十兩5種；寶鈔以銅錢為單位，有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二千文、五平文、拾平文、五十于文及百千文共8種。這些紙幣不能兌現，又無法償還支付保證，所以在同治初年即以貶值告終。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設立“大清戶部銀行”，三十四年改名為“大清銀行”，發行了面額為一元、五元、十元的兌換券，其上加蓋流通區域地名。宣統時為統一幣制，擬發行有飛龍圖案及載灃像的“大清銀行兌換券”，面值更增百元一種，此幣由美國海趣技師雕板，圖像精致生動，堪稱杰作，然未及發行，清朝已亡。
晚清時各省大多設立官銀錢局并發行紙幣，而官商合辦及私營的銀行、錢莊、票號發行的鈔票更是多得不可勝計，這類鈔票在名義上都可以兌換銀洋和銅錢。早期票多直式書寫，并留有存根，鈔票及存根上的編號數值系臨時用毛筆填寫，在騎縫上蓋章及簽押，以杜絕偽造，稱之為“書章式銀錢票”。光緒以后橫式票開始出現，印刷技術也有了明顯提高，有些鈔票還請國外代印，民間偽造不易，留存根驗證的方法被逐漸淘汰。
清末民初是中國紙幣史上最為復雜的一頁，當時發行紙幣的銀行大致上可以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國家銀行，如清末的大清銀行在民國時改組成中國銀行；成立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的交通銀行在民國五年時也被確定為國家銀行，1935年實行法幣政策，銀元退出流通，規定以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銀行發行的紙幣為法定貨幣，具有無限支付能力。這四大國家銀行簡稱為“中、中、交、農”，發行紙幣數量極大。
第二類是各省地方銀行，如東三省官銀號，吉林永衡官銀號、奉天興業銀行、山西省銀行、山東省銀行、河北省銀行、河南省銀行、湖北省銀行、江西裕民銀行、云南富滇銀行、陜西富泰銀行、熱河興業銀行、西北銀行、殖邊銀行、邊業銀行、勸業銀行、中國絲茶銀行等等。
第三類是商業銀行，最早是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創辦的中國通商銀行，加上其后相繼成立的七家大商業銀行，稱為：八行商業銀行”。這其余七家是浙江興業銀行、四明銀行、中國實業銀行、農商銀行、中南銀行、中國農工銀行、中國墾業銀行。此外還有不少小型的商業銀行。
第四類是外商在華銀行，如英商的麥加利銀行、匯豐銀行、有利銀行，美商的花旗銀行、福建美豐銀行，德商的德華銀行，比利時的華比銀行，荷商的荷蘭銀行，日商的橫濱正金銀行。還有中法合辦的中法實業銀行、中法振業銀行，中美合辦的中華樊業銀行，中日合辦的中華匯業銀行，中意合辦的震義銀行，中挪合辦的華威銀行等。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政權也發行過多種紙幣，如瀏東平民銀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閩浙贛省蘇維埃銀行、湘鄂贛省工農銀行、鄂東南工農兵銀行、陜甘寧邊區銀行、晉察冀邊區銀行、鹽阜銀行、江淮銀行、大江銀行、北海銀行、華中銀行、長城銀行等都發行了數量可觀的紙幣。
研究紙幣除了了解它們的時代背景、沿革過程外，還必須知道它們的多寡及在歷史上的地位，以有利于將最珍罕的紙幣妥善保存起來。凡珍品紙幣一定稀少，但稀少的紙幣不一定是珍品，如一些地方性私家發行的代價票券，盡管存世只有一、二件，但它們在貨幣史、經濟史上的地位很低，所以不能稱為珍品。而一些國家發行又具有歷史意義的紙幣，只是因為某些原因，或是距今年代久遠、或是流通時期極短、或是尚未正式發行，所以存世極罕，這樣的紙幣才可稱得上珍品。以辛亥革命時期的紙幣為例；民國元年時南京中國銀行發行的一元、五元紙幣，至今僅在第二歷史檔案館發現了幾張，他處均無收藏。北京發行的中華民國度支部兌換券仍沿用宣統大清銀行兌換券票版，只是將載灃頭像改為數行文字：“此票在度支部委權之銀行銀號支取現銀準完納丁漕厘稅一切官款”。這種兌換券的存在說明民國財政部的前身也一度沿用清代度支部舊稱，因為時極短，所以民國史料中往往不載。這些紙幣都是極為稀罕的辛亥革命文物，是當時的歷史見證，所以彌足珍貴。
由于珍罕紙幣具有相當高的價值，所以就出現了偽造及伴隨而來的鑒定工作。鑒定紙幣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綜合多方面的知識及長期積累的經驗，才能真正洞悉毫厘、去偽存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