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下旬，一個史無前例的郵界高層論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然而令很多與會集郵代表感到失望的是，會上既沒有聽到郵政當局扭轉低迷郵市的實質性回答，也沒有看到振興中國郵市的長遠規劃。

　　“銷毀，也是治標不治本。”集郵愛好者、郵評專家許少懷老先生接受筆者采訪時說。

　　他指的是，9月27日，國家郵政局公布清單——4月至7月，國家郵政局共銷毀了1992年至2001年10年期間全國各地郵政局、集郵公司庫存的紀念特種郵票32．2l億枚，面值金額34．41億元，占同期庫存總量的94％。這是近年來最大的一次郵票銷毀行動。

　　國家郵政局有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出人意料地承認，近10年的郵票發行政策存在失誤，并提出今后“官不與民爭利”的說法。此言一出，引起巨大波瀾。

　　惡炒新郵，深幅打折，就連政府發行數量都沒個靠得住的譜兒……昔日繁榮一時的集郵行業，咋變成今天這般混亂？

　　銷毀是個利好 政府救市能走多遠

　　32．2l億枚，面值金額34．41億元，占同期庫存總量的94％。一次銷毀如此規模的庫存郵票，國家郵政局重振郵市的用心可謂良苦。但銷毀清單公布至今一個多月，低迷了7年的郵市，似乎并沒有回暖的跡象。

　　對這次大規模的郵票銷毀行動，雖有個別人士冷眼旁觀，但大多業界人士認為，這是一項具有特殊意義的政策利好，至少可以認為是對今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上30多位人大代表“解救郵市”議案的一種善意回應。

　　郵評人士張健初認為，近10年來，我國的郵市已多次走入新郵印量擴容、減量、再擴容的怪圈。

　　現任安徽省安慶市收藏家協會副會長的張健初認為，郵票發行政策上出現的偏差和失誤，導致了10多年來國家發行的大量編年票、小型張超過了社會需求，大量沉淀，進而以低于發行面值的價格長期在市場上打折傾銷，導致群眾集郵活動萎縮、集郵愛好者大量流失，郵市蕭條，影響極其惡劣。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成了擺在郵政主管部門面前最棘手的難題。現實中，郵政主管部門往往會以政府身份介入，以政策來挽救郵市，而對庫存郵票進行集中銷毀則是其中一個重要手段。

　　近年來的幾次郵票銷毀事件都對郵市行情產生過影響。1996年的銷毀行動，使1997年郵市行情出現暴發性反彈；而2002年的銷毀行動的效果卻不盡如人意，此后的郵票市場行情持續低迷，直至今日。

　　有關人士指出，對郵票行情而言，郵票銷毀行動總體上是利好，但其實施時間與落實程度，卻會對結果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在幾年前，政策對郵市確實起著決定性作用，只要一項利好政策出臺，郵價就能連上幾個臺階，人們戲稱為“政策市”。因此，每當郵市低迷時，一些市場人士都會眼巴巴地期盼著政策救市。

　　可是從1997年下半年起，政策的作用就不再那么靈了。利好消息頻頻出臺，卻未能再次激起郵市的波瀾，反而呈現日趨衰退的趨勢。

　　張健初認為，郵市畢竟是市場，郵票市場問題的解決，不僅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更需要穩健的市場調節與規范。

　　部門利益左右打折票 郵票期待價值回歸

　　郵評人士長弓認為，銷毀工作不是萬能藥。“原來打折的仍在打折，新出的繼續在打折，銷毀的是1992年至2001年的郵品，熱鬧的卻是2003年至2004年發行的郵品，郵市存在的問題并未得到徹底解決。”

　　打折票為何對郵市打擊如此之大？筆者了解到，集郵者購買郵票，是因為郵票具有儲值、增值功能，但這種功能的實現，需要有相關郵票發行政策的保證。按照國際慣例，一年發行期后，郵政部門對剩余庫存郵票均要銷毀，以保證一定的郵票存世量和市場流通量，使郵票增值成為可能。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規范發行政策的保障，特別是如果發行量沒有限制，郵票儲值、增值將成為泡影，郵市也將陷入蕭條。

　　可最近10年來，我國紀特郵票的發行已遠遠超過市場承受能力，而且一直沒有按國際慣例進行及時銷毀。這導致了大量積壓，打折郵票大量出現，低于票面價格的郵票在郵市長期傾銷，不僅打擊了集郵者的信心，侵害了他們的合法利益，也影響了中國郵政的信譽和形象。

　　有消息稱，我國自1992年至2001年間發行的編年票總值有300多億元，而國家郵政局這次銷毀的34．41億元只是其中的10％，而且這次銷毀的都是庫存貨，數量有限，對目前郵市結構的改變不會起到什么作用。

　　四川集郵愛好者許少懷認為，1997年之后，郵政高層把發行郵票、郵品作為扭虧創收的重要手段，制定了一系列違反市場經濟規律、違反法律法規的錯誤政策，直接導致郵票深幅打折，郵市幾乎崩盤，集郵隊伍日益萎縮。

　　據許少懷介紹，長期以來，紀特郵票一直被排斥在寄信使用大門之外，實際喪失了郵資憑證的功能，就連正常郵票可貼包裹的政策落實起來也舉步維艱，許多高面值郵票沒有合適的消費途徑，郵票本身的價值得不到回歸。

　　郵票發行依據遭質疑

　　張健初指出：“中國郵市出現今天的局面，完全是郵票發行部門的失誤造成的。”南京郵票研究專家李茂長也撰文指出，此次郵票行動，絕非常規意義上的銷毀行動，因為這次銷毀的，并不是剛剛超過發行期的2003年的郵票，而是1992年至2001年的庫存積壓郵票，是“10年超量發行，一次算總賬”。

　　郵政管理高層人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承認：發行量過大，對市場需求的判斷有誤。此番講話引來一片噓聲，人們紛紛對我國郵票發行依據的標準進行質疑。為何會積壓這么多郵票？當年剩余的郵票緣何沒有及時銷毀？郵票發行量到底誰說了算？

　　業界經常提及的一個例子就是1997年發行的香港回歸金箔小型張。郵政部門預測市場需求量會很大，一口氣印了2000萬張，每張面值50元，總面值就是10億元。結果郵票市場在重壓之下驟然崩盤，一蹶不振。

　　張健初認為，發行量的不可遏止，完全是利益趨動。造成當前郵市低迷的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打折票泛濫，二是郵政信函業務的減收，三是集郵公司違規放貨。

　　他舉例說，2002年，國家郵政宣布贏利6000萬元，而實際上經營任務沒有完成，于是增發了不在發行計劃之列的“青藏鐵路開工紀念”小型張，發行量1450萬枚，面值8元，總價值1．16億元，郵政就從這1．16億元中順利完成了“扭虧為盈”的目標。張健初當時就很疑惑，青藏鐵路在此半年前開工，這時來個半周年紀念有何意圖？

　　據了解，我國紀念郵票和特種郵票發行量一向很大，從1996年起，國家郵政局連續4年平均發行量在2000至3000多萬套，遠遠超過我國集郵人數不足1000萬(現已不足200萬)人的承受量。即使在郵迷人手一套的情況下，仍有大量郵票集中在郵商手中或郵政局的庫房中。一旦行情有所轉機，這些“垃圾票”便大量涌出，成為摧毀此輪行情的“定時炸彈”。

　　郵票的發行量如此混亂，難道郵政部門就不擔心后果嗎？張健初指出，郵政部門根本就不怕發行過量，大不了一“銷”了之，這是郵政部門慣用的手法，反正郵票成本不值幾個錢。

　　他認為，郵票就像人民幣一樣，發行量應該由市場決定，郵政部門應科學地判斷市場需求量和郵票發行量，而不是要發多少就發多少。否則，只能是打折郵品泛濫成災、集郵者和消費者埋怨、郵市低迷，還會殃及郵政信函業務，“喝自釀的苦酒”。

　　再者，由于郵市交易不規范，沒有成熟的交易規則，使得某些地方的集郵公司違規放貨，郵商蓄意炒作，加劇了郵市的動蕩和混亂。

　　近兩年，郵政高層接連出臺了一系列拯救中國郵市的利好政策，給市場注入了一針“止痛劑”。9月15日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加強紀特郵票銷售管理工作的通知》就受到行業人士的肯定。

　　郵票發行體制已成頑疾 政企分開何時實現

　　今年3月的人大會議上，楊先龍等30多名代表聯名提出議案，提出7項挽救中國郵票市場的具體建議，第一條就是“從根本上改革郵資票品的發行體制，集郵公司和郵政部門應該實行政企分開”。他們同時指出，集郵公司應當脫離郵政部門，同廣大消費者一樣向郵政部門購買郵票，而不得享受任何打折優惠。

　　據了解，楊先龍代表曾收到過國家郵政局的書面回復，但楊對回復內容并不滿意。因為議案中要求郵政部門進行體制改革、實行政企分開這一核心內容，并沒有得到實質回答，更沒有看到郵政部門的具體行動。

　　楊先龍曾表示，郵政部門應當標本兼治，銷毀郵票是治標，體制改革才是治本。這期間也曾有媒體指出，郵政部門對體制改革的不動聲色是“郵政行業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沖撞時的一種痛苦和無奈”。

　　那么，沖突的原因何在？張健初認為，官商一體、政企不分是造成“官與民爭利”的根本原因，這無異于直接從用郵者和集郵者口袋里掏錢。

　　他還指出，國家郵政部門有關負責人提出“官不與民爭利”的說法，把集郵公司說成是“官”，足見郵政體制方面政企不分的事實。

　　根據我國《郵政法》規定，郵票應由國務院郵政主管部門發行，而集郵公司只是郵政衍生出的商業機構，政府只是將部分業務轉授給集郵公司代理。但事實上，“集郵公司卻成了郵票發行權的主宰者”。張健初指出，集郵公司只是一個企業，沒有資格涉及發行，更沒有資格壟斷發行。他還指出，目前全國其他行業幾乎都已政企分開了，惟獨郵政等極少數行業沒有改變。

　　張認為，今年以來，郵政部門進行的一系列努力，讓許多集郵者又看到了希望。先是規定郵寄包裹可貼用郵票，然后是銷毀大量庫存，進而又出臺了整治內部紀律的文件。但是，有關全局的郵票發行體制改革卻進展緩慢。

　　郵市將向何處去？張健初認為，一要看國家郵政局對代表們的議案的落實程度，二要看2005年以及以后幾年的新郵發行情況，三要看國家郵政部門能否真正啟動郵票發行體制改革并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