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怎么賺錢就怎么印郵票，一邊是看到有適合賺錢的題材就籌資炒作。中國的郵市在這樣的軌跡上瘋狂了很久，但今天，很多郵人都會感慨：郵市快死了。
27年前，首枚生肖郵票“庚申猴”橫空出世。在眾多集郵者眼中，它是生肖郵票的成功策劃，也是郵票收藏走向平民大眾的切入點。
“庚申猴”自問世以來，由面值0.08元一路飆升，當時最高突破2000元，漲幅2萬多倍。它創造了中國郵市投資的經典神話，同時也成為牽動郵市神經的一面大旗。在這面旗幟的引領下，千軍萬馬闖進郵市淘金。這里是一個誕生了不少百萬富翁和千萬富姐的地方，也是一個讓成千上萬郵人窮盡畢生財力的地方。
1997年，一股前所未有的郵市狂潮退卻之后，“庚申猴”的價格開始走下坡路。與此同時，1992年以后發行的郵票大多都陷入了打折的悲慘境地；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郵市數量從1000多家迅速減少至北京、上海的四五家，而其他省市的郵市已處于“半癱瘓”狀態；集郵會員人數更是從2000多萬人萎縮至200萬人。郵市從盛世輝煌跌入了萬丈深淵。
27年后，郵市寂寞無聲，一片蕭條。但“庚申猴”神話卻依舊在郵市續演。在大多數郵品從高峰價上極度縮水的情況下，“庚申猴”雖有調整，但落至1280元附近就不再下行，并在近年穩步攀升，目前已達3200元左右。許多集郵者認為，與郵市更注重的投機炒作相比，以“庚申猴”為代表的經典老票走的是緩慢、穩健而踏實的理性投資之路。
有人說，中國郵市從風光走向蕭條，27年的發展興衰為其畫了一個極為清晰的、命運輪回的圓圈。炒作之風使郵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輝煌”， 而炒作的市場只有死路一條。只有擠去郵票中的炒作成分，實現其價值的回歸，才是郵市發展的正道。
炒作市場死了嗎？
中國郵市誕生于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在郵市開放的初期，到郵市購買郵票的大部分是收藏者。由于當時投資渠道少、文化單一，一部分想富裕起來的群眾進入了郵市，并將郵票作為一種投資品種。隨后，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相繼出現了較大規模的郵市。
北京集郵者劉先生回憶說，那時候，中國還沒有股票，銀行利率又很低，所以集郵就成了當時惟一可以投資的行當，“集郵可以發財”的思想迅速在人們中間傳播。劉先生還告訴記者，1989年以前，郵品供不應求。1985年4月《梅花》小型張發行時，郵人紛紛搶購。一米寬、幾公里的隊伍從北京和平門中國郵票總公司的營業部一直排到宣武門，約有3萬人之多。公安部門害怕出事，出動了100多名警察維持秩序。在上海、南京等地，郵票公司的門窗被擠破、柜臺被擠翻……
此后，國家郵政局逐漸加大郵票發行量，三五千萬的發行量很常見，有的甚至發行了上億枚。例如1985年發行的《熊貓》小型張1200多萬枚，對于以前僅幾十萬到上百萬發行量的小型張來說，絕對是個“天量”，而與1997年發行的5000多萬枚的《香港回歸》小型張相比，又是小巫見大巫。
與此同時，集郵者人數迅速擴容。一組數據顯示，1980年全國集郵協會會員只有十多萬人，到了1985年已增到了500萬人，1990年時達到800萬人，1994年更猛增至1500萬人。
然而，伴隨其中的還有愈演愈烈的炒作行為，1985年、1991年和1997的三次郵市高潮便是最有力的明證。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郵票的價格。1979年發行的《荷花》小型張，面值1元，1985年時只有25元左右，1991年漲到250元左右，1997年則達到了1800元左右。
如今，許多郵人對郵市三次高潮時的場面仍記憶猶新。據他們描述，每一次狂潮，郵市爆棚，幾近瘋狂。眼前只是郵品狂炒，鈔票漫卷。大戶們為運送郵品，甚至動用了微型汽車。而郵票價格卻被嚴重扭曲。其結果是少數投機者賺了錢，大多數中小戶資金被套牢。在這樣的混亂中，那些真正的集郵者遠離了市場。
有50多年郵齡的北京集郵家蘇慎余，已有十多年沒有踏進郵市的大門了。蘇先生說，郵市買不到他想要的郵票！現在的郵市早已成了新郵的天下，要買民國等早期郵票、實寄封卻十分困難。蘇先生將這種形態的郵市比喻成了“批發市場”，這個市場最大的特征就是以新郵為主的“批發”交易形式，郵票也可以像賣白菜那樣百斤千斤地叫賣，這在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奇觀！蘇先生十分不解：郵票怎么變成批發了？集郵者買個四方連，買一個整版就綽綽有余了，整封整包的新郵賣給誰？
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郵票越印越多，它們的實際價值也越來越低。與此同時，國家郵政也推出了四次銷毀郵票的舉措。1996年，中國郵政第一次銷毀郵票。這種看上去頗有一些壯士斷臂意味的舉動著實讓郵市振奮不已，1997年郵市大行情便由此而生；2001年，郵政再次舉起了銷毀大旗，但銷毀數量和品種依然未公諸于世；2003年上半年，郵政第三次舞起銷毀大旗，據悉此次銷毀了總面值11.9億元的庫存郵票；2004年，面值高達30億元的庫存紀特郵票被銷毀，成為了中國郵政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銷毀舉措。
然而郵人發現，雖然郵政推出的銷毀規模不斷加大，但每一次銷毀之后所刺激的行情波瀾卻一次弱于一次。有集郵者指出，所謂的銷毀郵票根本不是從集郵事業的角度出發而做出的決定，郵政管理部門只是在為自己修理郵市這臺破敗不堪的“提款機”而已。
“中國郵市實質上就是一個炒市，有炒作，郵市就活了；沒有了炒作，郵市就死氣沉沉。”湖北集郵者吳榮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分析說，與股票等其他炒作品種相比較，郵票炒作具有三個顯著特征。首先，主觀性更強，獲利大小不是以你對郵市的把握程度，你對集郵知識了解多少，甚至不以你炒郵的技巧來決定，更多的是憑關系、靠運氣；其次，資金需求量少，如2003年發行的“羊”小版，面值22.4元，發行量80萬版。除去打折消耗的約30萬版和沉淀在收藏者手中的約30萬版，那么真正在市場的流通量估計約20萬版左右，總資金量約400多萬元。按照現在每版21元的價格，如果莊家手中有100萬元資金，那么就能輕而易舉地操控“羊”小版的行情，假如你用這100萬炒作一周時間，然后拋貨走人，得到的可能就是幾倍的利潤。但如果你想操縱一只股票的價格，沒有幾億元資金想都不要想。第三，規范性更弱，市場上的郵票可以在短時間內十幾倍、幾十倍地上漲，漲到天上也沒人管。如果股市里哪一支股票當天上漲到10％即漲停，而誰若敢一連拉上幾天的漲停，證監會的人說不定會出來問一問，是不是有人在坐莊。從這一點看，郵市缺乏公平的程序和完善的監管制度，也正是這一點，使其更具誘惑力，風險也更大。
投資方式今非昔比嗎?
1991年11月，全國最大郵市之一的北京月壇郵市停辦整頓，令海內外輿論大吃一驚。當時英國路透社記者立刻向全世界發出電訊說：11月9日，月壇公園大門外貼了一張正式通知，告示上說，進行郵票投機買賣活動是非法的。這則電訊還說：在中國，郵票買賣是最佳的證券投資方式。正如上個世紀80年代的華爾街一樣，它成了富裕的象征。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把他們的積蓄投入了郵票買賣。它成了中國發展最快的金融市場。
據當時媒體報道，1991年，中國各大銀行的私人存款有1500多億美元。由于通貨膨脹遠遠超過了銀行6％的利率，人們急于尋找其他投資方式。郵票便成了最佳選擇。所以，許多集郵愛好者在得知月壇郵市將停辦的消息后都頗感意外。
月壇郵市被封的直接后果是大批郵迷離開郵市，郵價進一步下滑，郵市上出現了大批“跳樓者”，極大地動搖了郵票投資者的信心。此外，南京、南昌等地郵市也被整頓。但是中國輿論界對封閉郵市的做法提出了質疑，并最終動搖了“禁止在北京的任何地方進行郵票交易”的禁令。1991年底至1992年初，北京琉璃廠郵票市場誕生了。
1992年5月以后，上海、深圳股市火爆起來，吸引了大批資金投入股票市場，許多人從郵市抽出資金投入股市。郵市資金開始短缺，郵票價格開始下滑。1992年7月4日，月壇郵市正式啟封，但此時郵市火爆局面大勢已去。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經濟的持續發展，人們的文化生活越來越多元化，投資渠道也越來越多。股市、房地產都曾掀起過聲勢浩大的投資或投機熱潮。眼下，書畫、瓷器等收藏品投資也吸引了更多人的眼球。
北京萬家馬甸郵幣卡市場管委會主任常連成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娛樂設施多了，投資渠道多了，郵票的角落也就逐漸變小了。就收藏投資而言，如今的老百姓手里頭有錢了，他們可以買書畫，也可以玩古玩，選擇的范圍要比以往大得多，這已經完全不同于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投資環境了。
還有郵人指出，與郵市三次高潮時期相比，現在無論是房地產、收藏品等投資都更加有序。盡管這些市場也有風險，但其運行的軌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經濟規律。相比之下，郵市的發售方僅靠沒有風險的一級市場擴容，對集郵者則不聞不問，郵市投資也缺乏行之有效的法規和公正的管理機構。郵市長達10年始終行進于持續下跌或低迷的通道，便是這種矛盾的直接反映。
郵政改革有效嗎？
1998年，郵政與電信分家。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自1997年第三次郵市高潮結束至今，一些郵人仍寄希望于郵市能夠來個大翻身，重現一次“’97輝煌”。然而這種愿望顯然已不切實際。因為他們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1997年高潮過后的第一年，郵政便與電信分家，郵政改革從此起步。
有數據顯示，1998年郵電分家之初，中國郵政虧損高達179億元，虧損額列全國各行業之首。因此，當郵電分家后，國家不得不出臺“8531”計劃，即自1999年起國家逐年向郵政補貼80億元、50億元、30億元和10億元。到2003年，郵政“徹底斷奶”。在這一過程中，郵政為了實現“扭虧增盈”的目標，采取了增大郵票發行量等舉措。而郵品收入又一向是郵政資金的重要來源之一。根據國家郵政局1999年的統計報告顯示，集郵收入占郵政全部營業收入的22.4％。與國外票品發行收入只占全部郵政營業收入的3％至5％相比，這一數字實在是很具誘惑力。
一些資深郵人將1998年看作是郵市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從郵市的幾次行情中就能窺見一斑。1985年、1991年的郵市高潮都是以國家郵政局擴大郵票發行量而結束。之所以這樣做，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遏制當時過熱的郵市，或者說是出于一種社會的、政治的考慮。而1997年的郵市高潮則是以2000萬枚印量、面值50元、發行價120元的《香港回歸》金箔小型張落幕。這一次，郵政有關部門一次性就從該枚小型張中“提取”了20億元的資金。到了2001年，郵市又有了一次行情，但最終被集郵公司“開閘”放貨的洪流所淹沒。如果說1985年、1991年郵政打壓行情主要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慮，那么1997年和2001年則明顯偏向于自身的經濟利益，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郵政“扭虧增盈”目標的影響。
還有一些郵人提出，自1998年之后，郵政一方面打壓郵市行情，另一方面也在積極培育一個炒作的市場。為了刺激京、滬兩大郵市，時不時出臺一點利好，時不時來一個縮量。各種不干膠、小版等新品種的推出、各種花樣翻新的促銷方式，都無不沖擊著市場。然而郵票卻上不了郵政窗口，得不到消耗，從而越積越多直至打折。
上海郵評人士寶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中國郵市實際上是為郵政部門而非集郵者設立的，郵市成了郵政部門大宗交易郵票的地方，而郵市變成批發型、炒作型的格局也完全是郵政部門暗中促成的。他說道，上個世紀80年代初，市場上根本看不到整盒小型張交易。但后來《紅樓夢》、《長城》等小型張都能夠看到整盒的，這種批量貨源哪里來？只能是從集郵公司流出來。另外，細心的人還會發現，起初郵票都是500版一包，可近幾年，變成了200版一包。以往的郵資封都是1000枚一包，后來變成了500枚一包，這不是人為地幫炒作者提供方便，助長炒作嗎？所以說，這個炒作的市場是政策所允許的，郵政與炒作者之間一定程度上又是互利互惠的。
從中國郵政體制看，本該和民間郵商處于同一起跑線上的各級集郵公司，卻是郵政的組成部分。他們不僅擔負著國家郵政應該擔負的郵票發行職能，而且還承擔著為郵政增收的任務。由于這一職能的存在，各地集郵公司在新郵發行期，便享受了從郵政按額度拿到新郵，而到年終按比例結算的待遇。由于內部結算率低，許多集郵公司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并獲取一定的利潤，便虛報冒領而囤積郵品，與郵商勾結，不惜違規低價拋售新郵。由于郵品印刷、發行成本遠遠小于其面值，所以一枚新郵即使打個三折四折，集郵公司也能從中獲利。這種政企不分的體制一直為眾多老百姓所詬病。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面對國外競爭對手咄咄逼人的攻勢，中國郵政在科技水平、人員素質、服務質量等方面都難以與國際先進郵政匹敵。因此，對郵政體制改革的呼聲越來越大。
2004年3月和2005年3月，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楊先龍等全國人大代表兩次提出了關于解決中國郵資票品長期深幅打折問題的議案，其核心直指郵政政企不分的體制。與此同時，由發改委等參與制訂的郵政改革方案也上報國務院。至2006年底，郵政體制改革終于落定。
炒作消亡是歷史進步嗎?
一位老集郵家說得好：現在是該還郵票本來面目的時候了 ！如果說實現郵票價值的“回歸”是郵市發展的必然的話，那么如今郵市的衰落與消亡便在情理之中。隨著時代的進步，炒作將隨之消亡，而炒作消亡則是歷史的進步。
郵票的根本屬性在于文化，最終的歸宿應該是集藏。在集郵者看來，郵票的收藏價值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權威性。郵票作為預付郵資的有價憑證，只能由國家郵政部門或由政府許可設立的郵政機構發行；二是遵循“物以稀為貴”的價值規律。只有通過正常的渠道使用消耗，逐步達到供求平衡，再過渡到供不應求，才能引發大家的收藏熱情；三是文化藝術內涵。郵票已經成為反映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的袖珍“百科全書”。
中華集郵聯合會名譽會士趙人龍曾告訴記者：如果把集郵當作一種樂趣，能從中汲取知識，那么新郵同樣是值得大家收藏的。可現在，很多玩新郵的人，都希望通過搗騰郵票能一夜暴富。這樣的集藏還有什么意義？即使再有文化的東西也都淡然無味了。
此外，許多郵人對近年國家郵政發行的“有害郵品”十分不滿。在他們眼中，“有害郵品”支撐了集郵市場的惡性炒作，造成郵票長期深幅打折。而根據國際集郵聯的有關規定，“有害郵品”嚴禁在國際集郵聯合會贊助的任何正式郵展中展出，正式發行的郵票目錄中也不予刊登。因此，人們極少看見新郵用于集郵展覽。
常連成一針見血地指出，正因為郵票發行部門的一系列弊端和郵票市場的不規范以及一些投機心理的存在，才使郵票炒作之風盛行。他表示，目前這種形態的郵市最終將會走向消亡，但這種消亡不是說郵票交易不存在了，而是走上了回歸集藏的軌道，但它又不同于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郵市。畢竟時過境遷。走入集藏軌道的郵市在規模上、形態上以及經營品種上都會有變化。
蘇慎余則表示，目前這種形態的郵市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據他了解，國外沒有“郵市”一說，在這些國家，郵票商鋪比較分散，一條街道上有五六家，一個跳蚤市場里有十幾家。郵商懂集郵，重誠信，是實實在在地為集郵者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與馬甸、盧工這類郵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不少以集藏為目的的市場越來越受到集郵者的追捧。如北京報國寺文化市場里，就有好幾處專門經營清代、民國、“文革”等早期郵票的商戶；上海的外票市場“靜工郵市”，每到周末，都有上百名集郵愛好者到這里“淘寶”；還有成都的凍青樹郵市三樓，每個周六，這里就成了集郵愛好者交流老郵品的場所。有郵人指出，當以炒作為生的郵市日漸消退的同時，以為收藏愛好者服務的集藏市場，將成為眾多集郵愛好者的新去處。
但目前形態下的中國郵市何時消亡？它又將在何時走上集藏之路？受訪者均表示，這在很大程度上取絕于郵政部門。在他們看來，只要郵政部門堅持現在的郵票發行政策，堅持把紀念郵品作為一種創收渠道，堅持郵政用郵與收藏用郵的雙軌制，那么中國郵市的怪異現象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轉變，中國郵市也根本不可能走上集藏的正道。
據了解，郵政改革方案的核心是“重組”結構，國家郵政局剝離企業經營職能，把經營管理權交給新組建的中國郵政集團公司，郵政管理局則對這個集團的運作進行監督。但這份改革方案是否會真能對中國郵市產生正面影響，也成為了廣大郵人關注的焦點。
許多郵人指出，中國郵政集團公司將如何經營集郵業務，怎樣劃定新郵的發行渠道，不同的方案將會對郵市產生不同的影響。但有一點是最關鍵的，那種盲目炒郵就可大賺鈔票的狂潮不會重演，集郵活動將逐漸向收藏文化回歸。此外，如果郵票在未來仍被發行部門視為賺錢工具，集郵活動繼續蒙難，管理部門也最終自食惡果。
無論如何，改革要持續下去取得實效，郵政就必然要承受一次次“陣痛”，要有一批人失去其賴以生存的特殊環境，要承受部分市場的萎縮和倒閉，要承受由此而來的許多利益的損失等等。但是，從我國郵政事業和集郵事業的長遠發展角度，這樣的“陣痛”不可避免。
（原作：方曉。注：內容和數字有少量適當改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