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負責城市停車、節水、環保、無照攤販處理等麻煩問題的管理任務，并擁有一定的行政處罰權。城管的“不文明執法”，屢被曝光，某些城管成為“土匪”的代名詞。

2006年8月，北京37歲的城管李志強，在取締無照攤販的過程中被殺死了，兇嫌是現年23歲的崔英杰。李志強是一個孝順的好兒子，疼愛女兒的好爸爸。 而兇嫌崔英杰也并不是壞人，他曾經入伍當兵，獲得“優秀士兵證”光榮退伍。退伍后為了謀生，他一天廿四小時都在工作，晚上在大樓當保安，白天在路邊擺攤賣烤腸。 “城管”過頭導致了無數悲劇。

有鑒如此，城管遵照有關領導“不妨給小販一些合理空間”的指示，對下崗的擺攤小販網開一面，不再生硬地強制管理。

“給小販一些合理空間”隱含的是主政者思慮方向的轉變，“弱勢群體”開始得到主政者及社會輿論的關懷，“特殊利益集團”開始成為打擊的對象，人民的幸福、社會的和諧開始成為主政者關注的焦點，而不再只是GDP掛帥。中國這種社會心態的轉變，是從胡錦濤主政之后開始產生的。六中全會的“和諧社會”像是一個萬流歸宗的匯聚大潮，它將胡錦濤主政以來的各種思維聚攏一起，并將從六中全會后開始漫向中國各界，估計它未來的改變范圍，既將包含中共執政意識形態、施政方向，也將包含中國社會意識的人道化、非功利化。

郵政部門由于長期壟斷，已經形成巨大的“特殊利益集團”，包括對郵品的隨意定價，控制緊俏郵品，或交給中國集郵總公司加折子溢出高價轉手賣給集郵者牟取暴利，例如香港回歸金箔張，面值虛高定價50元，總公司再加折賣120元；或由省市縣級公司層層炒作數次盤剝，類似傳銷——金箔張最高炒到500元，中間盤剝10個億。還有控制特快與包裹使用郵票權。對特快，是赤裸裸的不準使用郵票，對包裹，這是以“假票”為由阻攔，結果都是導致郵票無法使用而不斷打折、貶值，“特殊利益集團”從黑白二道謀取了巨大的利益，而廣大集郵者、投資者甚至跟風的投機者成為被宰或待宰的羔羊，成為告狀無門的“弱勢群體”。他們的吶喊，最后匯成了人大代表楊先龍的三次提案，70億郵品的銷毀，郵市的小變。

國家打擊郵政“特殊利益集團”，包括大規模銷毀庫存的過剩郵品，懲治放貨者，中央電視臺曝光等，多年收效不大，打折問題一直無法解決（因為“特殊利益集團”頂著不干，一拖二賴三叫窮），不得不采取釜底抽薪的辦法——徹底改制，把郵票發行權與經營權分開，使依賴國家資源生存的集郵公司徹底下海自己造飯吃，讓國內外快遞與郵政競爭，必要的時候，采用“雙規”上海陳良宇的鐵腕，叫做“敬酒不吃給罰酒”，以收和諧郵政、和諧郵市之效。

舊的習慣勢力仍然十分強大，決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放棄他們的特殊利益，因此，郵市的春天到來，仍有時日。

文章來源：吳榮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