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政推出的2006年新郵預訂的苛刻要求，再怎么想不象是開門歡迎集郵者，倒象是公安局對危害社會者的監控措施。實名制，身份證號碼，聯系電話等預訂者的信息，雖然是有利于監控內部和預訂戶的聯系。當然比文革對待地、富、反、壞、右寬松得多，卻謹防被人利用。

　　這還是集郵嗎？要集郵者透明，為什么不把郵票發行，集郵公司訂了多少票，到了多少票公布出來讓集郵者監督呢？這才是應該要求公司做的。公司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二00五年十月十四日《中國郵政報》發表的署名文章《集郵經營管理改革之我見》一文，雖然在網上一貼出就引起一片嘩然。筆者卻以為，該文章不失為一篇好文章！成為郵人窺視郵政的一扇窗戶。試想多年以來，在郵資票品打折如黃河決堤時，郵人的呼聲，人大代表的提案，媒體的監督有．誰回應過？給過解釋？對人大代表的提案也是例行公事，敷衍了事。因此該文章好就好在說了真話。

　　《集郵經營管理改革之我見》開宗明義指出：“集郵經營目前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集郵隊伍嚴重萎縮，郵票低面值銷售現象屢禁不絕，集郵收入持續下降等。存在這些困難的原因，既有社會環境變化這一各國普遍存在的客觀原因，也有我們內部管理方面的主觀原因。因此，國家郵政局正在醞釀對集郵經營管理工作（包括紀特郵票銷售方式等）予以徹底改革，這是解決困難的出路所在。”最后這半句雖有外交辭令之嫌，但總體上沒有回避要搞好集郵比總理要解決的國內外大事還難的意思。

　　在后來的“中國的國情”一章中，作者又提出了我國的國情及郵政體制制約放開預訂，敞開銷售，收回銷毀的種種放不開，又管不了的理由。作者在比較了我國郵政和國外財務體制的不同后寫到：“具體到集郵經營來說，由于實行塊塊結算的體制，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經濟手段，各地出于完成兩項考核指標的考慮很可能不愿上繳郵票，郵票發行期后統統收回銷毀的規定未必能嚴格執行。”第三點在比較了“我國的集郵經營現狀與國外不同”后，又具體指明了三點，（一）我國集郵收入占全部郵政收入的比例大大高于國外；（二）我國集郵收入的大頭是郵品而不是郵票；〔三）我國郵政內部存在著從上至下各級集郵公司來承擔集郵收入的繁重任務。由于以上情況，如果一下子采取敞開銷售的方式，各級集郵公司從人員安排、經營理念、財務制度等各方面難以立即轉型（例如制作郵品所需新郵票的長期儲備問題的解決等），很可能嚴重影響集郵經營收入的完成，甚至影響其生存。這些話任何一個局外人和局內人也難通透了解，但只要換一種說法就能知道其暗箱操作的實質了：如果沒有訂出去，沒有賣出去，對外說訂出去了，賣出去了不就得了嗎。

　　不是嗎？該文章發表一個星期后“鄭州會議”就召開了，鄭州會議好象來了個180度大轉彎，但范云操作為郵政局中有實權的中層官員，提出的問題一夜之間能夠解決了嗎？前面的打折問題，郵票使用問題沒有解決，2006年訂郵票就能解決了？郵政局做為一個國家部門不實行公開公正公平的政策，讓預訂者公開，我們還是小心為妙。小心我們的身份證被人利用，不知什么時候象綿陽的信函一樣被人當廢品賣了。

來源：北京郵聲/陳秀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