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亂反正與郵票事業的崛起（上） 孫少穎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1979年，國家郵票工作的撥亂反正全面啟動，進而推動了中國郵票事業的再一次復興與崛起。

　　這一過程，我是從開始就參加了的，我親身經歷了中國郵票事業進人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的重要時期。

　　百端待舉，首先抓的是機構與班子

　　在郵電部鐘夫翔部長、王子綱副部長和趙志剛副部長的重視與支持下，把已經恢復、成立的郵票發行局與中國郵票公司合并起來，成立了中國郵票總公司。

　　雖也是一個機構兩個牌子，但與“文革”前的郵票發行局與中國集郵公司已大不相同。首先，它由處級升為局級，直屬于郵電部。其二，北京郵票廠劃歸郵票總公司直接領導，這與“文革”前也不相同。過去郵票廠歸郵電部工業局，郵票的印制事宜，是兩個獨立單位的合同關系。現在成了一個單位，是隸屬關系，工作起來更順手了。

　　中國郵票總公司，在全國建立了郵票管理與經營的三級企業機構。財務、營收雖歸各級郵政部門，但郵品調撥，企業經營管理制度，卻由總公司統一制定，統籌規劃。

　　郵票的出進口國際貿易，仍執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郵電部與對外貿易部的協議、法規，由中國郵票總公司統一辦理，各地方郵票公司無權經營郵票出進口業務。郵電部屬下的中國郵票總公司是這樣一個機構，它包括了郵票發行方針的制定，郵票的選題、設計、印制、發行、管理，直至郵票進出口貿易，全由中國郵票總公司擔綱總攬，得心應手，運轉自如。國家的郵票發行與郵票商品的企業經營是一個機構，對外兩個牌子。中國郵票總公司的總經理宋興民，同時也是郵電部郵票發行局局長。

　　當時總公司的主要辦事機構有業務處、設計室、宣展處，以及發行管理、計財、辦公室等。業務處，主管集郵業務經營與郵票出口貿易，處長薛鐵，副處長吳鳳崗、胡譽淳。郵票設計室，主管郵票的設計、雕刻、組稿、攝影，圖書管理，以及編制選題計劃，主任孫少穎。宣展處，主管業務宣傳、郵票展覽與《集郵》雜志，處長王庸聲，兼雜志總編。

　　撥亂反正，關鍵是解決認識上的是非問題

　　階級斗爭、路線斗爭、批“文藝黑線”，“文革”確實把人們對郵票、對集郵的看法搞亂了。這包括郵政、郵票主管部門的干部、職工，包括社會美術界，包括廣大集郵愛好者，六十年代以來的是與非，真把人弄糊涂了。宋興民認為，對郵票與集郵認識上的大是大非問題不弄清楚，要想把郵票、集郵復興起來，將寸步難行。

　　抓這件事的撥亂反正，必須有個辦法，有個舉措當時看到了電影界恢復“百花獎”評選活動，很受啟發，我們決定舉辦一次全國范圍的群眾性的“建國三十年最佳郵票評選”活動。評一年？不行，只評文革前十七年？也不行，只有評建國以來三十年，才有比較。

　　立即行動。以《集郵》雜志的名義，搞宣傳，發選票，實際是郵票總公司全力組織。不僅是宣展處、《集郵》編輯部，連郵票設計室、郵票資料室，也都是全力以赴。

　　這場聲勢浩大的“建國三十年最佳郵票評選”活動，在全國集郵界，在愛好郵票的群眾中，在參與過郵票設計的社會美術界，都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首次舉辦，即收到選票57326張，港澳地區和日、美、英、德等國的華人、華僑，也寄來369張選票。

　　對選票的統計、整理、計算，當時還是手工操作，設計室臨時組織了干部子女中的十幾個中學生，完全是用手繪圖表、手抄筆算統計出來的。在整理港澳地區選票時，也發現了不少熟悉的名字。當時向選中者贈送的齊白石加蓋紀念小型張，也是我們帶一班人，一枚一枚用手工加蓋上紀念圖章。

　　這次群眾評選，對1949年10月至1979年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十年發行的郵票，評出的最佳郵票有：紀念郵票14套，特種郵票14套，普通郵票2套。同時，郵電部還為紀70“國慶十周年”、特59“熊貓”、編57——62“熊貓”和特72“林業建設”的郵票特約設計者周令釗、吳作人、黃永玉先生，特別授予榮譽獎。

　　1980年7月1日，發獎大會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宋慶齡副委員長特為題詞：“發展集郵，豐富文化生活，傳播友誼。”郵電部現任和已退下來的新老部長全部出席。

　　會前，宋興民同志說：“一定要把在京的凡是為中國郵票做過貢獻的老藝術家都請到，我們要感謝他們，要派車、派專人去請。”一聲令下，設計室的郵票設計師幾乎全體出動，分頭去請這些老師輩的藝術家。吳作人、張仃、鐘靈、周令釗、黃永玉、劉繼卣、田世光、胡絜青等都來了。其中最年輕、剛接觸郵票設計的是范曾，他剛完成“齊白石小型張”的白石老人畫像與第三組古代科學家郵票圖稿創作。這些我國著名的美術家，三十年來與郵票藝術結下了深厚的情緣，在“文革”十年的批“文藝黑線”的劫難中，他們設計的郵票也成了“封資修黑貨”，心情無比壓抑。現在被群眾評為最佳郵票，真是百感交集。幾十年來，老中青幾代郵票設計者，第一次歡聚一堂，樂何如之。暢談三十年經歷的榮辱，訴說中國郵票的美好前程。激動喜悅的淚花，詼諧幽默的話語，感染了全場。他們當場作畫題字，個個抖擻精神，愿為國家的郵票事業再盡心力。

　　當時我負責接待這些美術界名人，深受感動。在以后的1981年至1985年的最佳郵票發獎大會上，劉凌滄、王叔暉、俞致貞、蕭淑芳、韓美林，以及遠在上海的劉旦宅等，也都先后應邀參加。

　　建國三十年最佳郵票評選活動，可以說一舉四得：一是，使上上下下對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郵票，有了一個正確地認識，明辨了是非，分清了好壞。二是，大大激發了廣大群眾的集郵興趣，使老集郵家心中有了底，對發展中國集郵事業有了信心。三是，使美術界和專職郵票設計師，凡是參與過設計、雕刻、印制郵票的人，心情振奮，信心十足。四是，引起了郵電部領導和全國文化、教育部門，以及工青婦各界，對郵票、對集郵的重視。

　　1980年后，最佳郵票評選活動年年舉行，已成慣例。1983年的最佳郵票發獎大會，改在容納數萬觀眾的首都體育館舉行時，黨和國家領導人習仲勛、薄一波、鄧力群、張愛萍、何長工、程子華等都親臨大會。薄一波同志走出會場上汽車時，對宋興民同志說：“想不到小小郵票會產生這么大的影響。你們做了一件大好事！”

　　八十年代后，朱學范、薄一波、錢偉長等老同志，都愉快地應邀擔任了集郵聯合會的名譽會長。影響所及，全國各級黨政領導，不少人都非常關心、支持郵票工作與集郵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