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不能缺少市場派經濟學家，市場派經濟學家不能不挨罵。理由很簡單，經濟學家是中國社會利益分裂的象征，也是專業素質受詬病的典型一族。

專業素質要求經濟學家堅持效率優先的原則，不止一個經濟學者說過，自己的惟一職責是判斷怎樣的經濟手段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并提出相關的建議。這與社會的道義要求有萬里之遙，這個轉型期的社會要求經濟學家不僅指出什么是高效的資源配置，還要求他們在效率與公正之間作出正確選擇——經濟學家如果不愿意成為倫理專家，就可能被口水淹沒。口水戰的結果是兩敗俱傷，經濟學家喪失了尊嚴與道義，而社會喪失了經濟效率的理性探討。

茅于軾是經濟學家分裂癥的典型人物。這位年長的經濟學家一直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他幾乎在房地產、社會保障等各個領域遭遇炮轟。不要說，不能說，一說就是錯，他倒也十分坦然，達到這種境界的經濟學家不多。

從實踐角度來看，茅于軾先生是個身體力行的無可挑剔的窮人的經濟學家。1992年開始，他聯合同道中人在山西創辦“龍水頭村民互助基金”，以具有尤努斯鄉村銀行特征的小額貸款試點開始摸索中國特色。2003年，74歲時又創辦了北京富平家政培訓學校，以后又在北京嘗試為民工辦理小額信貸支持創業。就是茅于軾理論的反對派也承認，這是一個品格端方令人敬重的人物，正因為如此，茅于軾的不識時務讓人頭痛之極。

前兩年，他支持鐵路票價上漲以緩解春運壓力，支持油價上漲以緩解交通運輸壓力，貫穿2007年與2008年初是“替窮人辦事，為富人說話”的主張，而后提出“經濟適用房不應該繼續建設”和“限價房太多的確會搞亂正常的房地產業”，還贊成提高高校學費，認為在中國高校里窮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通過提高學費來增加更多的助學貸款和獎學金，才是解決窮人上學問題的最好辦法，可以避免富人搭便車……不用多說，誰都知道這番言論會帶來怎樣的后果。

但他以平和的口氣繼續說，不斷地在各種場合說，這其實不是經濟學家的執著，筆者認為這更是歷史學家式的歷史道義。

毫無疑問，茅于軾先生是個市場派，他這一生青壯年時期的大好時光，正值計劃經濟大行于世，經濟計劃時代的普遍貧窮成為特定歷史時期無法抹去的集體記憶創傷，經歷過那一代的人，大都堅定地走市場道路，避免回到普遍貧窮狀態，而這根邏輯貫穿到極致，有可能得出即便是貧富不均也好于普遍貧窮。如果市場經濟發展到貧富嚴重不均的程度，可以選擇的道路是，政府建立基本保障制度，實現基本的生活保障，最壞的選擇是政府直接插手，以實現市場公正的名義進入市場資源的配置領域，在獲取行政溢價之余，敗壞市場的基礎。

茅于軾的選擇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他反對限價房，主張提高高校學費，邏輯是一以貫之的，限價房既不是徹底的市場化的商品房，也不是徹底的保障性住房，而是介于兩者之間的“蝙蝠”。政府在土地供應與稅費上實行一定優惠，同時對房地產商的贏利空間進行嚴格管制，參照周邊樓盤的均價進行定價。很清楚，從市場的角度來看，限價房是一個將市場與行政混雜于一體的怪胎，決策者以為是將市場與行政的益處集于一身，而在市場派眼中，是將市場與行政之害嫁接到一起，既無益于已經混亂無比的房地產市場，也是政府推卸責任的表現。

反對限價房政策只是市場之樹上無數果實中的一粒，反對經濟適用房同樣歸因于此，主張高校學費上漲雖然體現出茅于軾先生對于高等教育市場化的觀點，與上述稍有不同，牽涉到對于貧富區隔的基本判斷，以及對于公辦教育的理解。我國的大多數高校屬于公辦高校，由政府撥款建立，教育產業化政策實行之前，基本上實行的低收費政策。茅于軾先生認為是高校低收費，是窮納稅人補貼了富人，但這一理論根基的數據調研顯然值得推敲。中國高校窮人孩子的比例只占10%到20%有什么依據？所謂窮人的標準是什么？在屢屢爆出高校學費壓垮學生家長新聞的今天，是否證明我國的高校平均收費已經是中產收入階層不可承受之重？如果提高了收費，高校將這部分經費不用于教育資源的增加，而是挪用作購新樓買房產或者像天津某高校一樣大買股票，又如之奈何？

這就體現出市場派經濟學家的另一劣勢，即在專業上色厲內荏。如茅于軾先生基本上以供求關系理論這一招“吃”遍所有經濟難題，一切的經濟失調只要漲價或者降價，就能完成調整，市場會自動根據供需做出漲價或者降價的選擇。但他不能告訴人們，當面對中國鐵路這樣的壟斷鐵老大，當在特殊時段內需求處于剛性時期的漲價，是緩解供需還是壟斷溢價？對于自由市場的發展是有利還是有害？可以說，茅先生是將市場化簡單化了，這種臉譜式的做法，被大多數人所反對，包括許多市場派經濟學家陣營內部的人物。

丁學良曾經指出，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人，而另一個屢屢挨罵的經濟學家張維迎則被指責為，根本不具備經濟學家四個字的起碼支撐，無論從論文還是如今的主要任務，都讓他離專業經濟學家相去甚遠。在張維迎與雛恒甫之爭爆發后，有記者曾經直言不諱地向他提出了這一問題，而張維迎也變相地認可了。

道德上的質疑因人而異，可以用清者自清的辦法來解決。當人們質疑厲以寧家族在股市上的作為讓厲以寧的股市發言失去客觀性與公正性以后，雖然有人提出了茅于軾的小額信貸試驗有任志強等企業家捐贈的資金，但這并不是什么污點，不至于被戴上“二奶學者”、“利益代言人”的桂冠。但另一些學家在市場與理論上的表現，確實有違起碼的社會公德。

要害的問題在于，當市場派經濟學家盯著行政權力介入市場的廣度與深度時，社會已經因為扭曲的市場所產生的教育、醫療等扭曲的價格而義憤填膺，有強烈的呼聲，要求政府干預市場，比如打壓房地產市場，以降低房價。在普羅大民與市場經濟學家之間產生了尖銳的對立，這一對立來自于此前市場的扭曲。事實上，如中國的房地產業一樣，在教育與醫療等領域，從來沒有真正獨立的市場產生，這樣的偽市場必須糾偏，不是向左，就是向右。可惜，市場派經濟學家不僅不識時務，還以含糊不清的過激的言論在市場理念上撒了一把鹽。

最致命的質疑來自于專業角度，在道德與專業上的雙重質疑的后果，就是市場派經濟學家既喪失了道德優勢，也喪失了專業尊嚴。人們可以因為年齡而原諒茅于軾先生的經濟學結構，但不會原諒那些海歸的不務正業，或者是不貼近中國現實的夾生洋腔。也許有人會說，左派經濟學家的專業素質更加糟糕。確實如此，但市場派經濟學家以專業名世，夸耀于人前，而不像左派經濟學家那樣以煽情為主，所掛招牌不同，人們的要求自然也就大相徑庭。

從道德、歷史大勢、專業各方面受到質疑，一些經濟學家的挨罵自然在情理之中，不過，這些挨罵者也是社會過失的替罪羊，他們所背負的罵名遠超過他們的損害，并且，市場派經濟學家在中國改革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也絕不會被淹沒。當社會冷靜下來后，也就是社會的主要結構性矛盾解決之后，他們會得到理性的評價。

透過經濟學家挨罵的煙幕，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社會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市場與行政的博弈，市場內部的扭曲，以及經濟學家與民眾同樣扭曲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