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后進國家來講，找什么樣的榜樣，如何向榜樣學習，是個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一個容易被誤導的事情

從1949年開始，中國作為一個后進國家，就處于一個持續不斷地“找榜樣”的過程中。越是往前追溯，我們就越會發現，中國“找榜樣”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而且基本上是一個腦袋取代全國人民的腦袋來“選榜樣”。榜樣選好了，大家都要照著這個榜樣做事，實際上這會導致一些非常嚴重的后果，雖然當時選榜樣的時候，用心往往是好的。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得更長遠一些，不難發現，從中國最早決定要維新開始，始終就對于選什么樣的榜樣有著很沉重的負擔。在這一點上，中國和日本非常不一樣。日本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像中國一樣成為大文明的中心。從一開始啟蒙的時候，日本就有很清楚的樣板，就是當時的唐朝。選這個樣板，日本一點也沒有選錯，因為當時的技術條件使日本不可能看到地球上的第二個文明中心，希臘和羅馬。樣板找對了，對日本的影響實在太大了。等到西風東漸的時候，英國海軍不遠萬里跑到東亞來，一下子把清朝這個龐大的帝國打敗了。對于日本來講，它沒有任何負擔，重新選擇樣板也沒有任何痛苦，所以馬上就“脫亞入歐”，拋棄中國的老樣板，學習西歐新樣板。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敗給了美國，它又第三次選擇了新的樣板。日本整個歷史上最重大的三次轉變可以歸功于它選對了樣板，轉變的時候也沒有感情上的負擔。但中國不一樣，中國在被英國打敗前，從來沒有考慮過還有其他的樣板。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才開始找樣板，但中國找樣板不像日本一樣干凈利落，從心理上拋不開歷史負擔，這也造成了中國往往不清楚應該向樣板學什么。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也試圖以英國為樣板。清朝末年，中國最早派往外國的公使郭嵩燾就是到英國。郭嵩燾曾在英國寫信給李鴻章，大意是，日本人也往英國派了很多學習的人，但和這些人比，我們派的人是學人家的“兵”，學人家的“兵”為什么強，而日本派的人是學人家的制度，比如國民教育、郵局、銀行、交通，這些都是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的基本建設。他說“兵乃末也”，我們把本末搞顛倒了。工業文明是制度化的東西，比如稅收、銀行、國民教育，離開了這些，“兵”怎么能強大呢？但這些很好的建議，遭到了大臣們的反對。這是中國一個很慘痛的教訓。當時俾斯麥也曾評論說，日本到歐洲來學習的人都是問我們“怎么做”，但大清王朝派到歐洲來的人都是一家一家地買東西，買炮彈、買船，比較價格，看哪家更便宜。俾斯麥因此得出結論，僅僅從這一點看，人們就可以預知，再過幾十年，日本將是亞洲的首強。可見，對于后進國家來講，找什么樣的榜樣，如何向榜樣學習，是個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一個容易被誤導的事情。

我們不能把學習榜樣這件大事變成單線思維，排他性的，如果這樣，時間越長危害越大，就越得不償失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找的樣板不是美國，而是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小國家，比如南斯拉夫、匈牙利，因為美國和中國的差距實在太大了。中國轉向學美國，最重要的還是鄧小平的一句話，他認為，要推行開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對美國開放，不對美國開放，對任何其他國家開放都不會有巨大的效果。這是很英明的。鄧小平是一個十分務實的人，他反對靠空洞理論吃飯，他看重實踐，所以他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講“黑貓白貓”。他之所以把對美國開放看作是中國對外開放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上：華人天生適合做市場經濟，二戰結束以后，所有和美國結盟的華人社會都發展起來了，比如新加坡、臺灣、香港。因此，從改革開放開始，中國從上到下都把美國看作主要的樣板，我們對這個樣板的積極作用必須承認。

但由此邁向一個極端的態度則是錯誤的。英文中有這樣一個諺語：“好的最大的敵人是最好”，就是說不要走極端。在改革開放中，中國若把學習的來源過多鎖定在美國身上是不合適的。為什么？原因很多。比如，美國的人口密度和人均資源，它是每平方公里28個人，但在中國，把西部那些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撇開，東南沿海地區每平方公里是230人，這和美國沒法比。還有美國的周邊，美國沒有多少鄰國，周邊安全條件好，這點我們也沒法和它比。

對于這些，美國人自己十分清楚，在美國政治學中有一個概念，就是“美國例外”。因為在全世界主要國家中，很少有像美國那樣發展起來的國家，它的發展條件不具有普遍性。這體現在三點上：第一，當初歐洲的移民離開母國，一定是選擇到地廣人稀的地方去，這就決定了美國人均資源的優勢。第二，在美洲大陸上，當歐洲移民到來時，這里并沒有什么歷朝歷代固結下來的沉重遺產（印第安人很快被抹掉了）。在很多國家，歷史遺產往往是阻礙變革和進步的大障礙，這一代人要變革，不是想做什么都行，還要考慮上一代，上上一代。這也是為什么當年魯迅會說：在中國，你就是在老房子上開一個窗戶也要流血死人的。第三，當歐洲移民來到美洲大陸時，他們的母國就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因此他們帶來的也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經驗和技術。

可以說，中國在這幾個方面與美國存在基本的不同。因此，中國的發展要尋找榜樣，一定要是多元的榜樣。即便我們第一個找的榜樣是正確的，也不能把學習的榜樣變成單一排他的，如果這樣，時間越長危害就越大，就越得不償失。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對選擇的榜樣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在５０年代初，我們自上而下地決定學習蘇聯，這其中并不是沒有合理因素，但一旦走向極端，完全照搬蘇聯模式，負面影響就大大超過了受益，我們費了很大力氣后來才扭轉過來。今年是改革開放３０周年，我們千萬不能忘記這個教訓。

歐洲有些地方比我們的人口密度還要大，但是它們能把自己的家園建設得使你有天人合一的感覺，這就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美國確實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最強大的也一定是最吸引人注意的。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強大不僅表現在軍事力量上，還表現在它的大眾文化上。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根本區別就是，精英文化無論多么優秀，影響的人總是不多，但大眾文化的影響面則要大得多，可以是幾億人，甚至是幾十億人。大眾文化易于被人理解和模仿，門檻很低，相反，精英文化理解和模仿起來則很難。比美國文化更精英的文化有很多，但美國文化的影響力卻無人能及。也正因為這樣，如今在中國從上到下，無論是學者、官員還是老百姓，大部分人都將美國視為榜樣。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需要保持頭腦的清醒。將美國作為我們唯一的榜樣，對于別的國家更好的經驗，或者是與我們更相關的經驗不注意、不學習，是十分錯誤的。即使美國是世界第一大國，其他國家也有很多好經驗。剛剛提到，中國的人口密度和美國無法相比。但在歐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是荷蘭，每平方公里有340人，英國是每平方公里245人，還有比利時和盧森堡，這些地方人煙密集，但是它們能把自己的家園建設得使你開車、步行的時候感覺到天人合一，這就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

20多年前我在美國留學期間，看到過一篇很好的文章，作者說，中國片面發展汽車工業和高速公路是不合理的。中國人口那么密集，土地資源緊張，為何不學學德國建造鐵路網的經驗？德國的汽車工業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但它全國鐵路網的高效、準時給人們帶來的方便卻是無以倫比的。我當時就十分希望這篇文章能在中國引起大討論，但是這個建議卻沒有受到關注。事實上，德國優質的鐵路網不但給本國人民帶來了方便，它貫穿東西南北，與其他國家的鐵路網相連，可以說是帶活了整個歐洲。再看中國，今天我們面臨著汽車工業過度發展帶來的許多問題，比如堵車、污染、油價，還有社會公平的問題，鐵路的發達其實促進了社會公平，因為它是公共交通。開汽車就不同了，有車的人和沒車的人，開好車的人和開破車的人，差別太大了。這其實就是我們當時沒能向歐洲學習的后果。

美國是中國的好榜樣，但不應是中國唯一的榜樣，任何國家都不能成為中國唯一的榜樣

中國學習的榜樣必須是多元的，至少可以從一些方面改變我們對美國榜樣的過度傾斜。比如，中國人在外語的學習上應該是多元的。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不應該所有的人都去學習英語，其他語言也要得到重視，比如德語、日語、西班牙語。我曾經和一個朋友聊天，他說他兒子正在學西班牙語，學小語種。我感到很吃驚，西班牙語怎么能算是小語種呢？這就是對外界的不了解。不僅是西班牙一個國家，還有拉美國家，甚至是在美國，超過半數的地方的交通標志等等都有西班牙文。在中國應該有更多的人學習其他語種。即便是學習英語，我們也不能只看到美國，還有英國、加拿大、愛爾蘭、澳大利亞、新西蘭，還有新加坡、印度和南非等等。

即使是學習美國，我們也要考慮美國模式與我們國情的相關性，要有一個清醒的判斷，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未來實現更均衡的發展。日本當初向歐洲學習，就建立在清晰的判斷之上，比如，日本的海軍效仿的是英國，陸軍學的卻是德國；大學教育效仿的是英國，而中小學教育則向法國學習。這種對學習榜樣的判斷和取舍是很聰明的做法，值得我們學習。

在這個取舍的過程中，學界和傳媒要起到好的引導作用。學界和傳媒的任務是收集信息、研究信息、傳播信息，一個多元的學習過程至少要求中國的學界和傳媒發出多元的聲音。

美國是中國的好榜樣，但不應是中國唯一的榜樣，事實上，任何國家都不能成為中國唯一的榜樣。中國太大了，規模大本身就決定了中國和任何國家都可以找到相似性和不相似性。在一定的階段，我們有優先學習的對象，但我們不能把其他的對象從視野里排除掉，那樣等到錯誤發生的時候，扭轉的代價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