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1月24日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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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收入年增幅約為GDP兩倍
●減稅讓利政策進入了“收獲期”
●征管水平提高稅源管理更嚴格
●財政投入應主要投向公共產品
●運用財力“花錢買機制建機制”
中國財政收入今年將突破5萬億元大關
經濟述評:經濟效益繼續提高
財政收入大幅增長
2007年12月19日，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透露，預計2007年全年財政收入將達到５.１萬億元左右，比上年增長３１％左右。這意味著，中國政府財政收入歷史上首度突破5萬億元，31%的增長率也創下十數年來最大增幅。這一總額，比2007年3月全國“兩會”上通過的本年度預算案凈超收達7000億元左右，創歷年財政超預算收入之最。
是哪些因素推動了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增速這一現象應當如何解釋？面對“三農”問題、區域經濟差異、社會保障和醫療教育等諸多問題，5萬億元財政收入又當作何安排？帶著以上海內外讀者關心的問題，記者采訪了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魏杰、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研究員楊志勇。
去年財政收入為何強勁增長
記者：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原因有哪些？
賈康：我國近幾年財政運行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年度收入增幅高，連續保持在20%以上，約為GDP增幅的2倍。因此，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一路走高，已從1995年的最低點（10.3%），回升到2006年的18.5%。
至于財政收入增長如此強勁的原因，主要是改革開放前面約二十年我們減稅讓利、“放水養魚”等“解放生產力”的努力進入了“收獲期”的表現，既屬于財政收入與GDP比重落到過低狀態后的一種恢復性增長，也得到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這一基本面的支撐。
魏杰：我國目前財政收入高速增長，雖然既有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從而國民收入高速增長的原因，也有國有資源大規模轉讓（例如土地資源大規模轉讓）的原因，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的原因也不可忽視，在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居民個人收入這三大國民收入分配形態中，我們過于向財政收入傾斜，因而在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同時，居民個人收入增長卻過于緩慢。由此看來，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并不一定是好事，而是要考慮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居民個人收入相互協調，共同增長的問題。
記者：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增加稅種、提高稅率是否也影響到了財政收入的增加？
賈康：財政收入的增長，主要不是由于增加稅種、提高稅率，除二、三產業的貢獻和物價因素外，應指出以下一些主要的影響因素：
1．進口的貢獻。進口環節有大量稅收，而這些年進口增幅常保持在20%以上，相應構成財政增收的重要因素——比如，2007年1-11月我國一般貿易進口商品總值增長27.4%，進口環節稅收完成6890億元，預計全年可達7400億元，增幅為21.2%。
2．經濟效益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隨企業效率水平上升，居民個人收入增加，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都有強勁增長，也是財政增加收入的重要因素——如2007年1-11月，企業所得稅完成9176億元，同比增長39.2%，個人所得稅完成2912億元，同比增長29.5%。
應當指出，也有提高稅率等增稅和特殊的政策因素，如2007年由于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的提高而增加當年財政收入約1700億元，加上其他特殊政策導致的一次性增收因素合計約3000億元，在2007年全部財政增收額中約占1/4。這一部分增收因素雖不可忽視，但在全部增收中仍然是只占小頭的次要因素。
楊志勇：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也促進了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近年來，稅收征管工作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稅源管理更為嚴格，稅務部門實施科學化和精細化管理，使得稅收有效征管面不斷擴大，減少了稅收流失，為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07年全國稅收收入（不包括關稅、耕地占用稅和契稅，未扣減出口退稅）累計完成49449億元，比上年增收11813億元，增長31.4%。與經濟增長關系較為密切的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海關代征進口稅收高速增長。
如何看待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
記者：我國財政收入增速已經超過GDP增速，這種情況是否合理？
賈康：我認為，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是基本正常的。首先，第一產業現已不提供財政收入，如只考慮對財政收入有貢獻的二、三產業的GDP增速，財政收入與GDP的差異會相應縮小。其次，在物價因素中如把GDP增速由不變價還原為現價，財政收入與GDP增幅間的差異又會相應縮小。
楊志勇：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增速，有一定的合理性。財政收入的增長與GDP不一定同步。這既取決于財稅制度的設計，也取決于經濟結構的變化。僅僅經濟的快速增長，并不能保證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高速增長。
財稅制度的設計與財政收入的增長有著密切的關系。1978-1995年間，一方面，經濟增長快速，另一方面，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而1996-2007年，經濟增長與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的增加是一致的。這是因為，1994年，中國進行了一次涉及面較廣的財稅制度改革，制度改革對財政收入增長雖有一定的滯后效應，但保證了一段時間后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回升。
魏杰：一般在企業利潤和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緩慢的條件下，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是不太合理的。我國目前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有這方面的原因。我國財政收入已連續五年高速增長，年收入相繼突破萬億元大關、2萬億元大關、3萬億元大關、4萬億元大關、5萬億元大關，增速遠遠超過GDP增速。
記者：賈所長也提到第一產業現已不提供財政收入，而它在GDP中的比重也在下降。
楊志勇：不同產業所能創造的財政收入是有差別的。經濟結構的變化與財政收入的增長也有著密切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GDP結構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比從1978年的28.2∶47.9∶23.9，到1994年的19.8∶46.6∶33.6，再到2006年的11.7∶48.9∶39.4。第一產業所能提供的財政收入是極為有限的，2006年取消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之后，就更是如此。能夠帶來更多財稅收收入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越來越大。也就是說，不可稅GDP的減少，可稅GDP的增多，直接促進了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
一些與經濟增長沒有直接關系的非常規因素也促進了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2007年，股市火爆，與之相關的證券交易印花稅收入達2005億元，比2006年增長10.2倍。累進稅制也對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記者：怎樣改變我國居民個人收入增速相對緩慢的問題？
魏杰：我國目前財政收入增速遠遠超過GDP的情況，表明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存在著問題，因而我們不僅僅要關注居民收入分配內部的收入分配不公問題，還要關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方面的問題，要盡快改變居民個人收入增速緩慢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們要關注“三個提高”，一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的比例，二是要提高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三是要提高財產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
企業和個人稅負并不一定加重
記者：財政收入的快速增加，是否意味著企業和個人的稅負加重？
楊志勇：財政收入增加，特別是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表明宏觀稅負在穩步提高。近年來，我國財稅制度沒有較大的調整，財稅制度增收因素很少，資源稅征收標準的提高，對財政收入增加的影響有限。相反，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部26個城市的增值稅轉型試點以及農業稅和農林特產稅的取消，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扣除標準從800元上調到1600元（2008年3月起繼續上調到2000元），儲蓄存款利息所得所要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稅率從20%下調到5%，減輕了企業和個人的稅負。因此，我國財政收入增加更多的是在對稅收制度沒有進行根本性的調整下實現的，這并不一定意味著企業生產經營的困難，也不代表著個人稅負的加重。
魏杰：
在國民收入總量增加的條件下，財政收入增長是否引發企業及居民個人的稅賦加重，關鍵是要看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居民個人收入的各自增幅以及它們的增幅是否相互協調，如果財政收入增速遠遠超過了企業利潤和居民個人收入的增速，其結果就必然是財政收入的增加，加重了企業和居民個人的稅負。我國目前的統計資料表明，財政收入的增速遠遠超過了企業利潤和居民個人收入的增速，尤其是超過了居民個人收入的增速。
我個人認為，就目前來講，適當減輕企業和居民個人稅負，最起碼有這樣幾個好處：第一，減輕企業稅負有利于增強企業技術創新的能力，使企業有更多的資金能用于技術創新投資，從而使中國企業從現在的成本優勢而轉向技術優勢。
第二，減輕居民個人稅負有利于提高居民個人的消費需求，從而啟動國內市場，使我國從依靠出口、投資、消費的發展戰略，轉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的發展戰略。藏富于民實際上是有利于實現民富國強的目標的。
楊志勇：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伴隨著稅收的增加，公共支出相應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水平提高，那么，企業和個人的凈收益可能增加。這樣的宏觀稅負增加是全社會都能接受的。
增收的財力如何用在“刀刃”上
記者：財政大幅增收，應當優先投向哪些領域？
魏杰：財政根據其不同的投入傾向，可以分為三種財政模式：第一，重點將財政收入投向生產領域；第二，重點將財政收入用于行政開支；第三，重點將財政收入投向公共產品領域。很顯然，我們在財政大幅度增收的條件下，既不能搞生產性財政，因為我國的實踐已充分表明，政府不能辦企業，這是一種低效率的發展模式；當然，我們更不能選擇行政性財政，我們要堅決防止亂花納稅人的錢，反對鋪張浪費。
因此，我們應當把對公共產品的投資作為財政投入的主要方向。可以說，我國目前的財政收入大幅增長，為我們實現公共財政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我們要充分利用好這個機會，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改革開放的好處，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質量，實現社會和諧。
楊志勇：我國有超過70%的農村居民，因此，財政投入應較多地投向農村，讓更多的農村居民享受到社會財富。我國目前所建立的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障制度還主要面向城鎮企業職工，覆蓋面小，社會統籌資金不足，擠占了個人賬戶基金，不利于養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有必要通過加大財政投入，做大做實個人賬戶，推動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順利進行。
安居才能樂業。在當前的土地制度下，如果沒有財政的投入，住有所居的目標是很難實現的。政府應加大財政投入，建設更多的廉租房和更多的經濟適用房，將更多的居民納入住房保障體系。
記者：除公共產品之外，財政收入還可投向哪些領域？
賈康：在整合、統籌運用可用財力優化結構的同時，還應運用部分財力支持深化改革和“花錢買機制、建機制”。比如，為降低行政成本，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辦事效能，積極穩妥籌備、在時機成熟時推進“大部門歸口”的機構改革，需要安排一次性人員分流、安置的經費。
在深化司法改革方面，應堅決落實“收支兩條線”原則，充實公檢法系統公用經費矯治公權扭曲，同時加強法官、檢察官、警官培訓和加強“廉政公署”、“中紀委”式權力制衡、監察機構所需經費；“鄉財縣管”、“省直管縣”的扁平化改革推進到綜合改革、減少地方行政層級時，要安排所需的一次性經費支出。當然，花錢少或不花錢的改革更要積極推進。
記者：對于財政赤字、國債應怎樣考慮？
賈康：在防止經濟過熱、財政又有大量增收的形勢下，已經聽到抹平赤字、停發國債的呼聲，同時也有“流動性過剩”即是“錢多得用不了”的認識誤區。
但是，如果全面把握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特點和總量調節與結構優化（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的結合，比較合理的政策要領應是：使赤字和長期建設國債規模繼續有所降低，而不一下抹平和停發。把這部分可用財力和超收收入以及將實施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中可集中的國有資本收益作統籌協調，用于加強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優化結構，服務于構建和諧社會的大局。同時繼續酌情積極運用特別國債手段置換超額外匯儲備以間接或直接地收斂流動性。
＝＝資料鏈接：中央財政工作今年主要任務
＝＝
謝旭人在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說，2007年財政收入快速增長，主要得益于國民經濟平穩快速發展、經濟結構優化、經濟效益提高和收入征管加強。
談到2008年財政工作的主要任務時，謝旭人表示，要保障優先發展教育，全面實施城鄉免費義務教育，調整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相關政策。從2008年春季學期開始，中央財政進一步提高國家課程免費教科書的補助標準，地方財政負擔免費提供地方課程的教科書所需資金。提高中西部地區農村中小學校舍維修改造測算單價標準，并對高寒地區給予特殊照顧。繼續在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實行師范生免費教育。全面落實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
要促進醫療衛生事業改革與發展。全面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較大幅度提高財政補助標準。擴大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逐步將城鎮非從業居民納入覆蓋范圍，并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同步提高財政補助標準。將地方政策性關閉破產國有企業未參保退休人員納入當地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體系，中央財政給予適當補助。
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全面建立和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進中央財政補助資金分配辦法，加大地方財政投入力度。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繼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中央財政繼續對財政確有困難的中西部地區和老工業基地予以適當支持。積極推進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
謝旭人還強調，2008年各級財政部門將繼續加大支農投入力度，較大幅度地增加糧食直補、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穩定和完善對產糧大縣的獎勵政策和機制，健全糧食風險基金政策。繼續實施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適當提高稻谷最低收購價。完善扶持生豬、奶業和油料生產發展的財稅政策措施。（據新華社）
＝＝國外調節收入差距如何運用財政措施
＝＝
英國通過個人所得稅、遺產稅、社會保障稅等稅收來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其調節效果比較明顯。以個人所得稅為例，1994-1995年度，1%的最低收入者稅前收入在3690英鎊以下，稅后收入在3640英鎊以下；10%的低收入者稅前收入在5270英鎊以下，稅后收入在4980英鎊以下；10%的高收入者稅前收入在26100英鎊以上，稅后收入在21100英鎊以上；1%的最高收入者稅前收入在68400英鎊以上，稅后收入在48100英鎊以上。這說明收入越高，稅前收入與稅后收入的差額就越大，稅收累進調節的力度也越大。
美國已經建立了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輔之以遺產稅、贈與稅、個人財產稅、個人消費稅、社會保障稅的稅收調節體系，充分發揮不同稅種相互協調配合的調節功能。其中，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贈與稅）實行累進稅率，個人應稅收入（或財產）越高,征稅比例就越大，對個人收入差距調節力度最大。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曾經高達50%，遺產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曾經高達70%。個人財產稅、個人消費稅、社會保障稅實行比例稅率，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盡管不如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但同樣對收入分配差距具有調節功能。
日本的稅收對收入分配差距的調節，除個人所得稅外，還征收高額的遺產稅與贈與稅。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遺產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為70%，如果按照70%的稅率經過三代征收遺產稅，相當于97.3%的稅率，能將大宗應稅遺產基本征收完畢，故有遺產不過三代之說。（劉樂山 魯昕）
●財政收入年增幅約為GDP兩倍
●減稅讓利政策進入了“收獲期”
●征管水平提高稅源管理更嚴格
●財政投入應主要投向公共產品
●運用財力“花錢買機制建機制”
中國財政收入今年將突破5萬億元大關
經濟述評:經濟效益繼續提高
財政收入大幅增長
2007年12月19日，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透露，預計2007年全年財政收入將達到５.１萬億元左右，比上年增長３１％左右。這意味著，中國政府財政收入歷史上首度突破5萬億元，31%的增長率也創下十數年來最大增幅。這一總額，比2007年3月全國“兩會”上通過的本年度預算案凈超收達7000億元左右，創歷年財政超預算收入之最。
是哪些因素推動了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增速這一現象應當如何解釋？面對“三農”問題、區域經濟差異、社會保障和醫療教育等諸多問題，5萬億元財政收入又當作何安排？帶著以上海內外讀者關心的問題，記者采訪了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魏杰、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研究員楊志勇。
去年財政收入為何強勁增長
記者：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原因有哪些？
賈康：我國近幾年財政運行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年度收入增幅高，連續保持在20%以上，約為GDP增幅的2倍。因此，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一路走高，已從1995年的最低點（10.3%），回升到2006年的18.5%。
至于財政收入增長如此強勁的原因，主要是改革開放前面約二十年我們減稅讓利、“放水養魚”等“解放生產力”的努力進入了“收獲期”的表現，既屬于財政收入與GDP比重落到過低狀態后的一種恢復性增長，也得到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這一基本面的支撐。
魏杰：我國目前財政收入高速增長，雖然既有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從而國民收入高速增長的原因，也有國有資源大規模轉讓（例如土地資源大規模轉讓）的原因，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的原因也不可忽視，在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居民個人收入這三大國民收入分配形態中，我們過于向財政收入傾斜，因而在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同時，居民個人收入增長卻過于緩慢。由此看來，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并不一定是好事，而是要考慮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居民個人收入相互協調，共同增長的問題。
記者：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增加稅種、提高稅率是否也影響到了財政收入的增加？
賈康：財政收入的增長，主要不是由于增加稅種、提高稅率，除二、三產業的貢獻和物價因素外，應指出以下一些主要的影響因素：
1．進口的貢獻。進口環節有大量稅收，而這些年進口增幅常保持在20%以上，相應構成財政增收的重要因素——比如，2007年1-11月我國一般貿易進口商品總值增長27.4%，進口環節稅收完成6890億元，預計全年可達7400億元，增幅為21.2%。
2．經濟效益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隨企業效率水平上升，居民個人收入增加，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都有強勁增長，也是財政增加收入的重要因素——如2007年1-11月，企業所得稅完成9176億元，同比增長39.2%，個人所得稅完成2912億元，同比增長29.5%。
應當指出，也有提高稅率等增稅和特殊的政策因素，如2007年由于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的提高而增加當年財政收入約1700億元，加上其他特殊政策導致的一次性增收因素合計約3000億元，在2007年全部財政增收額中約占1/4。這一部分增收因素雖不可忽視，但在全部增收中仍然是只占小頭的次要因素。
楊志勇：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也促進了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近年來，稅收征管工作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稅源管理更為嚴格，稅務部門實施科學化和精細化管理，使得稅收有效征管面不斷擴大，減少了稅收流失，為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07年全國稅收收入（不包括關稅、耕地占用稅和契稅，未扣減出口退稅）累計完成49449億元，比上年增收11813億元，增長31.4%。與經濟增長關系較為密切的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海關代征進口稅收高速增長。
如何看待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
記者：我國財政收入增速已經超過GDP增速，這種情況是否合理？
賈康：我認為，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是基本正常的。首先，第一產業現已不提供財政收入，如只考慮對財政收入有貢獻的二、三產業的GDP增速，財政收入與GDP的差異會相應縮小。其次，在物價因素中如把GDP增速由不變價還原為現價，財政收入與GDP增幅間的差異又會相應縮小。
楊志勇：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增速，有一定的合理性。財政收入的增長與GDP不一定同步。這既取決于財稅制度的設計，也取決于經濟結構的變化。僅僅經濟的快速增長，并不能保證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高速增長。
財稅制度的設計與財政收入的增長有著密切的關系。1978-1995年間，一方面，經濟增長快速，另一方面，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而1996-2007年，經濟增長與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的增加是一致的。這是因為，1994年，中國進行了一次涉及面較廣的財稅制度改革，制度改革對財政收入增長雖有一定的滯后效應，但保證了一段時間后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回升。
魏杰：一般在企業利潤和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緩慢的條件下，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是不太合理的。我國目前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有這方面的原因。我國財政收入已連續五年高速增長，年收入相繼突破萬億元大關、2萬億元大關、3萬億元大關、4萬億元大關、5萬億元大關，增速遠遠超過GDP增速。
記者：賈所長也提到第一產業現已不提供財政收入，而它在GDP中的比重也在下降。
楊志勇：不同產業所能創造的財政收入是有差別的。經濟結構的變化與財政收入的增長也有著密切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GDP結構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比從1978年的28.2∶47.9∶23.9，到1994年的19.8∶46.6∶33.6，再到2006年的11.7∶48.9∶39.4。第一產業所能提供的財政收入是極為有限的，2006年取消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之后，就更是如此。能夠帶來更多財稅收收入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越來越大。也就是說，不可稅GDP的減少，可稅GDP的增多，直接促進了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
一些與經濟增長沒有直接關系的非常規因素也促進了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2007年，股市火爆，與之相關的證券交易印花稅收入達2005億元，比2006年增長10.2倍。累進稅制也對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記者：怎樣改變我國居民個人收入增速相對緩慢的問題？
魏杰：我國目前財政收入增速遠遠超過GDP的情況，表明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存在著問題，因而我們不僅僅要關注居民收入分配內部的收入分配不公問題，還要關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方面的問題，要盡快改變居民個人收入增速緩慢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們要關注“三個提高”，一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的比例，二是要提高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三是要提高財產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
企業和個人稅負并不一定加重
記者：財政收入的快速增加，是否意味著企業和個人的稅負加重？
楊志勇：財政收入增加，特別是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表明宏觀稅負在穩步提高。近年來，我國財稅制度沒有較大的調整，財稅制度增收因素很少，資源稅征收標準的提高，對財政收入增加的影響有限。相反，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部26個城市的增值稅轉型試點以及農業稅和農林特產稅的取消，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扣除標準從800元上調到1600元（2008年3月起繼續上調到2000元），儲蓄存款利息所得所要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稅率從20%下調到5%，減輕了企業和個人的稅負。因此，我國財政收入增加更多的是在對稅收制度沒有進行根本性的調整下實現的，這并不一定意味著企業生產經營的困難，也不代表著個人稅負的加重。
魏杰：
在國民收入總量增加的條件下，財政收入增長是否引發企業及居民個人的稅賦加重，關鍵是要看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居民個人收入的各自增幅以及它們的增幅是否相互協調，如果財政收入增速遠遠超過了企業利潤和居民個人收入的增速，其結果就必然是財政收入的增加，加重了企業和居民個人的稅負。我國目前的統計資料表明，財政收入的增速遠遠超過了企業利潤和居民個人收入的增速，尤其是超過了居民個人收入的增速。
我個人認為，就目前來講，適當減輕企業和居民個人稅負，最起碼有這樣幾個好處：第一，減輕企業稅負有利于增強企業技術創新的能力，使企業有更多的資金能用于技術創新投資，從而使中國企業從現在的成本優勢而轉向技術優勢。
第二，減輕居民個人稅負有利于提高居民個人的消費需求，從而啟動國內市場，使我國從依靠出口、投資、消費的發展戰略，轉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的發展戰略。藏富于民實際上是有利于實現民富國強的目標的。
楊志勇：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伴隨著稅收的增加，公共支出相應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水平提高，那么，企業和個人的凈收益可能增加。這樣的宏觀稅負增加是全社會都能接受的。
增收的財力如何用在“刀刃”上
記者：財政大幅增收，應當優先投向哪些領域？
魏杰：財政根據其不同的投入傾向，可以分為三種財政模式：第一，重點將財政收入投向生產領域；第二，重點將財政收入用于行政開支；第三，重點將財政收入投向公共產品領域。很顯然，我們在財政大幅度增收的條件下，既不能搞生產性財政，因為我國的實踐已充分表明，政府不能辦企業，這是一種低效率的發展模式；當然，我們更不能選擇行政性財政，我們要堅決防止亂花納稅人的錢，反對鋪張浪費。
因此，我們應當把對公共產品的投資作為財政投入的主要方向。可以說，我國目前的財政收入大幅增長，為我們實現公共財政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我們要充分利用好這個機會，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改革開放的好處，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質量，實現社會和諧。
楊志勇：我國有超過70%的農村居民，因此，財政投入應較多地投向農村，讓更多的農村居民享受到社會財富。我國目前所建立的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障制度還主要面向城鎮企業職工，覆蓋面小，社會統籌資金不足，擠占了個人賬戶基金，不利于養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有必要通過加大財政投入，做大做實個人賬戶，推動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順利進行。
安居才能樂業。在當前的土地制度下，如果沒有財政的投入，住有所居的目標是很難實現的。政府應加大財政投入，建設更多的廉租房和更多的經濟適用房，將更多的居民納入住房保障體系。
記者：除公共產品之外，財政收入還可投向哪些領域？
賈康：在整合、統籌運用可用財力優化結構的同時，還應運用部分財力支持深化改革和“花錢買機制、建機制”。比如，為降低行政成本，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辦事效能，積極穩妥籌備、在時機成熟時推進“大部門歸口”的機構改革，需要安排一次性人員分流、安置的經費。
在深化司法改革方面，應堅決落實“收支兩條線”原則，充實公檢法系統公用經費矯治公權扭曲，同時加強法官、檢察官、警官培訓和加強“廉政公署”、“中紀委”式權力制衡、監察機構所需經費；“鄉財縣管”、“省直管縣”的扁平化改革推進到綜合改革、減少地方行政層級時，要安排所需的一次性經費支出。當然，花錢少或不花錢的改革更要積極推進。
記者：對于財政赤字、國債應怎樣考慮？
賈康：在防止經濟過熱、財政又有大量增收的形勢下，已經聽到抹平赤字、停發國債的呼聲，同時也有“流動性過剩”即是“錢多得用不了”的認識誤區。
但是，如果全面把握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特點和總量調節與結構優化（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的結合，比較合理的政策要領應是：使赤字和長期建設國債規模繼續有所降低，而不一下抹平和停發。把這部分可用財力和超收收入以及將實施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中可集中的國有資本收益作統籌協調，用于加強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優化結構，服務于構建和諧社會的大局。同時繼續酌情積極運用特別國債手段置換超額外匯儲備以間接或直接地收斂流動性。
＝＝資料鏈接：中央財政工作今年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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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旭人在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說，2007年財政收入快速增長，主要得益于國民經濟平穩快速發展、經濟結構優化、經濟效益提高和收入征管加強。
談到2008年財政工作的主要任務時，謝旭人表示，要保障優先發展教育，全面實施城鄉免費義務教育，調整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相關政策。從2008年春季學期開始，中央財政進一步提高國家課程免費教科書的補助標準，地方財政負擔免費提供地方課程的教科書所需資金。提高中西部地區農村中小學校舍維修改造測算單價標準，并對高寒地區給予特殊照顧。繼續在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實行師范生免費教育。全面落實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
要促進醫療衛生事業改革與發展。全面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較大幅度提高財政補助標準。擴大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逐步將城鎮非從業居民納入覆蓋范圍，并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同步提高財政補助標準。將地方政策性關閉破產國有企業未參保退休人員納入當地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體系，中央財政給予適當補助。
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全面建立和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進中央財政補助資金分配辦法，加大地方財政投入力度。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繼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中央財政繼續對財政確有困難的中西部地區和老工業基地予以適當支持。積極推進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
謝旭人還強調，2008年各級財政部門將繼續加大支農投入力度，較大幅度地增加糧食直補、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穩定和完善對產糧大縣的獎勵政策和機制，健全糧食風險基金政策。繼續實施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適當提高稻谷最低收購價。完善扶持生豬、奶業和油料生產發展的財稅政策措施。（據新華社）
＝＝國外調節收入差距如何運用財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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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通過個人所得稅、遺產稅、社會保障稅等稅收來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其調節效果比較明顯。以個人所得稅為例，1994-1995年度，1%的最低收入者稅前收入在3690英鎊以下，稅后收入在3640英鎊以下；10%的低收入者稅前收入在5270英鎊以下，稅后收入在4980英鎊以下；10%的高收入者稅前收入在26100英鎊以上，稅后收入在21100英鎊以上；1%的最高收入者稅前收入在68400英鎊以上，稅后收入在48100英鎊以上。這說明收入越高，稅前收入與稅后收入的差額就越大，稅收累進調節的力度也越大。
美國已經建立了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輔之以遺產稅、贈與稅、個人財產稅、個人消費稅、社會保障稅的稅收調節體系，充分發揮不同稅種相互協調配合的調節功能。其中，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贈與稅）實行累進稅率，個人應稅收入（或財產）越高,征稅比例就越大，對個人收入差距調節力度最大。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曾經高達50%，遺產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曾經高達70%。個人財產稅、個人消費稅、社會保障稅實行比例稅率，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盡管不如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但同樣對收入分配差距具有調節功能。
日本的稅收對收入分配差距的調節，除個人所得稅外，還征收高額的遺產稅與贈與稅。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遺產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為70%，如果按照70%的稅率經過三代征收遺產稅，相當于97.3%的稅率，能將大宗應稅遺產基本征收完畢，故有遺產不過三代之說。（劉樂山 魯昕）
[align=right][color=#000066][此貼子已經被作者于2008-1-25 10:53:05編輯過][/color][/al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