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日子，關于印度經濟特區計劃遭遇印度農民抵抗的報道，引起了我的很大興趣。在此之前，我總是看見一些經濟學家的文章說，印度政府力推中國經濟特區的模式，而且有270個特區計劃的方案提交了聯邦政府。有意思的是，大多數評論文章在談到印度經濟特區計劃時，重點是談論這些計劃在政治上被通過和批準的可行性，很少能預料到今天出現的結果。例如我曾經在新加坡參加一個有關南亞經濟轉型的會議時，印度的經濟學家就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印度的經濟特區計劃幾乎是不可能成功得到批準的，因為沒有政治上的可行性。

　　什么原因呢？我想，更多的經濟學家會堅持說，是因為在現有的印度政治體系下，根本找不到支持經濟特區計劃的政治組織和利益集團，比如財政部因為擔心稅收流失而不會支持，工會也必然堅決反對，因為在特區內的企業和投資者可以不去執行最低工資法。但現在看來，這些擔心都是過度的。事實證明，印度的政府和議會對經濟特區計劃的討論似乎出奇地順利。而讓大多數經濟學家汗顏的倒是，這個計劃的擱淺不是出在政治層面上，而僅僅是出在印度落后地區的農民意想不到的反抗和抵制上。兩周前，我在華盛頓的布魯金斯開會時，薩克斯教授提到這件事。他說，幾乎沒有經濟學家在事先會想到印度的特區計劃會遭遇農民的抵制。不過，他把印度農民抵制特區計劃的事情看成了一個與環境意識聯系在一起的事件。他認為，人們對環境惡化的擔憂和對環境呵護的強烈意識將成為很多國家經濟起飛中的最大障礙。而這些問題并不出現在經濟學家通常的解釋變量里面。

　　我更感興趣的倒是另一個與政治制度有關的問題。一講到政治體制或者公共行政制度，我們過去在學術界流行著一個幾乎沒有異議的觀點，認為中國與印度相比，在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上保持著一個政治上的優勢。如果說印度式的民主政治更扯皮，更消耗時間，決策上更沒有效率，那么中國的政治體制則使共識更容易形成，決策也更及時有效。這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的觀點。但這個看法未必準確。中國在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頭10年甚至到了上世紀90年代，依然持續不斷地面臨更多的來自執政黨內的政治上的阻力。來自黨內的政治阻力和“左派”政治力量不僅一直存在，而且并沒有隨著經濟的變化而減退。我們的經濟學家在解釋中國經濟自由化進程中的成功之處時，一定低估了政治阻力的力量以及它所扮演的角色，而可能僅僅把這個成功歸功于了政治上的順暢與權威。

　　只有看到執政黨內這個政治阻力的存在，我們才能很好地理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制度演變和發展的軌跡。這是我上周在英國諾丁漢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時所講的一個觀點。這個觀點顯然引起了很多在場聽眾的興趣（他們紛紛向我索取論文）。我在演講中強調的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如果我們注意到黨內政治阻力的持續存在，我們就能弄明白中國的政治制度如何會去回應和調整伴隨經濟增長而來的那些經濟的和社會的問題。這樣演變而來的政治制度，實際上已經具有了經濟學上的“可競爭性市場”(contestablemar－kets)的特征了。這解釋了為什么中國經濟在過去20年內能順利挺過至少18人次的危機預言。一些經濟學家相信，中國的體制有一種難以理解的可塑性，而這種可塑性顯然需要從中國政治制度內嵌的“可競爭性”(contestability)當中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釋。

　　1989年以后，中國經濟的成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中國政治制度轉型的成功。這個轉型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它把公司治理模式引入了政府治理和公共行政管理體制中。這個政治治理模式當然有很多優點，尤其是在經濟需要加速發展并且當經濟增長被確立為首要目標的時期，這樣的治理模式保障了增長目標的實現。一批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這些年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政治學研究中就發現，解釋中國1989年以后的高速增長，關鍵是要弄明白中國的政治和政府治理為什么會服務于增長的目標。財政分權、向上負責的政治、標尺競爭、政治錦標賽，這些用于描述發生在中國政治和政府治理上的重要概念，勾勒出了中國政治制度轉型的基本特征。這些東西的確是很重要的，要做中國經濟研究，不可忽視政治制度的演變。只有政治制度變化才是我們所說的制度變遷的最重要的內容。不考慮政治制度的變化，在中國還談什么制度變遷？我最近和北大的周黎安教授聯袂編輯出版了一本反映這類研究的文集，取名為“為增長而競爭：中國經濟增長的政治學”。編輯這樣的文集的動機純粹是個人興趣，目的是希望推進對中國政治制度轉型模式的理論和經驗研究。

美國的經濟學家謝千里教授明確對我說過，從經濟增長入手來解釋中國政治制度的轉型很可能是一個非常不錯的角度，因為，我們今天還沒有一個現成的理論來幫助我們理解經濟增長與政治制度轉型的關系。而如果我們把增長引進來（尤其是這樣做對中國而言非常合適），那么，我們就有可能把政治制度的轉型內生化到經濟增長中。我的觀點是，1989年以后之所以實現了高速增長，是因為我們的政治制度成功地由增長阻礙型演變成了增長支持型。當經濟增長是壓倒一切的最優先目標，或者當人們對增長能夠實現基本共識的時候，我們有理由判定這樣的政治轉型是成功的。但反過來，這樣的經濟增長結果也自然帶有相應的政治色彩。比如高速的經濟增長與官員仕途的高度關聯；增長多集中在沿海地區，沿海與內地的差距持續擴大；增長多發生在城市而不是農村，城鄉差距拉大；增長的空間是靠不斷的土地批租實現的，與城市百姓和農民發生土地征用和房屋拆遷上的沖突不斷等。換言之，政治的轉型制造著的高速經濟增長也產生了日益增長的社會成本。

　　由于左派政治阻力和勢力的存在以及演變而來的政治制度的可競爭性，中國政治制度的進一步轉型也就在所難免。為了要應對由高速經濟增長帶來的日益增長的社會成本，解決地區和收入分配過大的差距，也為了社會的和諧進步，中國顯然需要進一步推進政治制度和政府治理模式的改革。似乎應該可以預料的是，中國會在界定和保護私人產權（物權）方面加快制度的變革過程。中國也會寬容和加快發展非政府組織和社會部門來治理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在這方面，那些成功的經濟體里面的很多經驗和制度就必然需要借鑒和學習。如此，那么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就會緩慢地趨同于其它實現過高速增長的經濟體了。我記得薩克斯和胡永泰教授曾發表文章說，他們不同意把中國的經濟增長解釋為制度創新的結果，中國的制度創新可能被人夸大了。在他們看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在逐步縮小與西方成功經濟的制度差異過程中實現的。而我這里討論的正好是一個反過來的說法：經濟增長發生在了制度趨同之前。這才是中國精彩的故事。        作者 張軍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 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