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世文獻中有關楚國貨幣的記載甚少，涉及貨幣概念的，有春秋時與陶朱公同時代的楚王“封三錢之府”、楚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以為大”二事，都見于《史記》。近幾十年來研究楚國貨幣或錢幣的文章，一般都會引用這二條記載，作為立論依據。物以稀為貴，這原在情理之中。
    “楚王封三錢之府”，是司馬遷在《越王勾踐世家》里講的一個故事。越王勾踐的謀臣范蠡功成身退，從事貿易而成巨富，改名陶朱公。陶朱公的次子在楚國殺人被捕，會被判處死刑，他的長子持重金去楚國營救。他按照父親的指示找到楚王敬重的莊生，送上千金，莊生在面見楚王時，故意說星象不利于楚國，要實行“德政”才能免除災難。于是“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國的貴人見了，就告訴陶朱公的長子：大王每次大赦，都會封三錢之府。昨晚又封三錢之府，一定是馬上就要大赦了。陶朱公長子得此消息，以為是自家的運氣好，舍不得送出去的重金，就找莊生討了回來。莊生很生氣，到楚王面前說壞話，楚王于是先殺掉陶朱公的兒子，然后才大赦天下。
    司馬遷這段文章，說是歷史，其實更像小說。它講的是一個陰謀事件，其中各方，陶朱公與他的家人、陶朱公長子與莊生、莊生與楚王之間，行為言語都是秘密的，不可能為他人所知，所以描繪的細節越多，可信度越低。這個問題可以先不去管，權當它是司馬遷記錄下的一個歷史傳說，我們要辨析的是“三錢之府”的含義：楚國的“三錢”是什么？“三錢之府”是做什么的？它與赦免罪犯有什么關聯，為何楚國人看見“封三錢之府”，就知道即將大赦？
    對這些問題，迄今為止幾乎所有人都使用一組答案，即南朝宋裴骃的注釋。
    對什么是“三錢”，裴骃在《史記集解》中引用了東漢人賈逵和三國時人韋昭的說法：“賈逵曰：‘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鐵為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也。’”裴骃曰：“楚之三錢，賈、韋之說近之。”他認為楚國的“三錢”就是赤、白、黃三種金屬貨幣。這一說法到現代學者這里，就被理解成金、銀和銅，并屢屢舉為楚國使用過這三種金屬貨幣的證據。
    但我們要對這一解釋提出疑問。我國上古實行多元貨幣制度，同時流通著幾種貨幣，“錢”是青銅鑄幣，而且是低值貨幣，從來都與其他貨幣并稱，并未取得貨幣總稱的地位。一直到漢代，貨幣體系中的“錢”，還只代表銅鑄幣，不能涵蓋其他幣種。如《史記?平準書》中著名的“太史公曰”，開章明義就說：“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漢書?食貨志》也說：“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可見，在漢代人眼里，秦統一之前，“錢”是“龜貝金錢刀布”六種貨幣中的一種；秦統一之后，“錢”是“金錢”兩種貨幣中的一種。金、錢并稱，不能互相指代。在金、錢之上有抽象貨幣概念，則是“幣”與“貨”，這也是“貨幣”一詞的由來。
    而且將《平準書》與后人對“三錢之府”的注釋對讀，我們還發現，賈逵的注釋完全來自這段“太史公曰”，并斷章取義，中間偷換了概念。“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是對“金”的三種形態的具體說明，“黃白赤三品”是“金”的內容，作為整體與“錢”并列，而非“錢”的內容。賈逵將司馬遷對“金”的說明移入“錢”的下面，是純粹的誤讀，也對后人形成誤導。
    將楚國的“三錢”說成是“金三品”，或進一步確認為金、銀、銅三種金屬貨幣，其文獻依據是錯誤的，事實上也不成立。（《金融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