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銀元，俗稱鷹洋。是世界金融史上頗具傳奇色彩的貨幣。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這種外國貨幣逐漸成為我國華東、華南地區使用最廣、最受歡迎、最有勢力、流通量最大的銀幣，風行數十年不衰。對我國貨幣制度影響深遠。雖然鷹洋在中國貨幣史上有重要地位，有關的專門研究還是空白。本文全面研究墨西哥銀元在中國流通問題，其中不足之處，希方家指正。
鷹洋是著名的西班牙“PESO"(比索)的繼承者。
十六世紀四十年代，西班牙殖民者先后在秘魯(今玻利維亞)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的薩卡特拉斯等地發現大銀礦，此后三、四百年，巨額美洲白銀源源涌出，對全世界的經濟、社會變革產生深刻影響。按照歐洲傳統，西班牙人在本土和美洲殖民地鑄造“8里亞爾”的大銀幣(PESO)，以供貿易之用。里亞爾(REAL)是西班牙貨幣單位，重3克多，合中國庫平九分。1732年，墨西哥城的總督造幣廠用機器開鑄，遂為PESO的主要產地。作為美洲白銀的重要載體，PESO被歐美商人帶到世界各地，十七、十八世紀是“從印度、南洋直到阿非利加諸港所有的貿易場所內流通著的貨幣”。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更在美國、印度和中國東南沿海廣泛流通、勢力強大。美元標記“$”便來自PESO銀幣背面卷軸繞著的雙柱。今天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和菲律賓仍沿用PESO為貨幣單位的名稱。
1821年墨西哥獨立，西班牙PESO停鑄。1823年開鑄墨西哥PESO，形制完全繼承前者，重8個里亞爾(合中國庫平七錢二分)，含純銀0.90。圖案則改變，正面鐫墨西哥國徽，為一只鷹兩翅奮張，作側視狀，口銜一條蛇，站在仙人掌上。上端鐫字，意為墨西哥民主共和國，下為橡葉之圈。背面鐫一“自由之帽”，帽周圍是呈放射狀的三十二道陽光。下端示幣值、造幣廠標記、發行年份。流入我國后，因鷹徽圖案被稱為鷹洋。
鷹洋所含銀質精純，成色重量準確。不久便取代西班牙PESO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地位。1870年左右勢力極盛時，大量流通在南美、北美、西印度、太平洋各海島、日本、南洋、朝鮮、安南、印度、香港、中國東南沿海等地。1903年墨西哥準備采用金本位，鷹洋停鑄。其鑄造額總計超過十一億元，大概八成以上出口。
鷹洋進入中國之際，正值我國貨幣制度發生重大變動，它適應了這種需要，不久獲得成功。
明朝中葉迄清朝，在商品經濟發展和美洲、日本白銀大量輸入的雙重推動下，銀兩制度趨于成熟，與銅錢一起，形成一種銀錢平行本位的幣制。銀兩是非標準化的貨幣。民間所用白銀成色不一，自很低到所謂十足，隨時折合計算。重量單位(平)更是因地而異，全國有一百數十種，同為一兩，相差可以達到百分之十幾。雖然各地也有自己的寶銀(元寶)，每種寶銀成色和重量的標準一定，類似鑄幣。但只在當地有效，到外地則須適應不同的標準，改鑄使用。甚至同一地方會有數種寶
銀，成色重量標準不一。
十八世紀中葉以降，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要求在更大范圍內、更頻繁地使用貨幣，銀兩制度愈發難以適應新的形勢。銀兩的非標準化特點決定了使用時兌換成本的高昂和“平”“色”稱量檢驗的復雜。其“用之于市肆，則耗損頗多，有加耗，有貼費，有減水，有折色，有庫平、湘平之異，酒平、規平之殊，畸輕畸重，但憑市儈把持壟斷，隱受其虧。”跨地區貿易中的兌換損失尤其驚人，有人估計銀子每經一次兌換僅“平”上面的虧折至少有百分之零點五。“客行責千金，馳萬里，稍不留神核記，南北往返，數月后，囊中物無事而坐耗其半矣。”因此，突破銀兩制度的藩籬，引入標準化的、地域色彩淡化的銀幣勢在必行。
在這種情況下，外國銀元(洋錢)趁虛而入。明代以來隨貿易流入的洋錢長期被視作銀兩，十八世紀后期，因機器鑄造的外國銀元重量、成色能夠標準化，使用時不象銀兩那樣須“較銀色之高低”、“稱分兩之輕重”，且式樣精美，適應了當時東南沿海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逐漸“計枚核值”，憑個數流通，成為異于銀兩的另一種白銀貨幣，日漸流行。鷹洋之前最流行的洋錢是西班牙PESO中的加羅拉四世幣(本洋、佛頭)。鴉片戰爭前已在兩廣、江浙、閩臺、皖、贛建立了穩固的勢力，因供不應求而有升水，流通時作價高于實價(實際含銀量)。
五口通商后，銀元這一新式貨幣日益受到歡迎，鷹洋也進入中國。但在十多年里非常緩慢地為人使用—而且只是折價使用。因為中國人特別重視已經停鑄多年的本洋，以至對包括鷹洋在內的其它銀元都持懷疑態度。“有時認其它銀幣皆系荒洋，拒絕接受，只能按分量計算。”在廣州，當四十年代時，本洋往往超出鷹洋的兌價百分之十二，而重量和純度鷹洋都稍勝。
雖然本洋在中國的升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加羅拉四世幣源源流入，但其來源漸絕。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后，人們更大量囤積這種硬通貨，使其日益稀少，價格愈高。本洋嚴重短缺的結果是鷹洋開始取而代之。1853年10月，兩廣總督葉名琛諭令在繳納關稅、鹽課和國家稅收的各種項目上，準許鷹洋和本洋按其含銀量等價流通。這時本洋在上海仍然維持著特權，主要是因為錢莊莊主們的囤積和炒作。到1856年9月，錢莊主的力量達到了頂點，這種重7錢2分，比純銀錠的含銀量少10%的銀元卻能買到重一兩的純銀錠。非理性的價格終于動搖了人們對本洋的信念，“中國人的心理似乎醒悟過來，覺得此
事太不合理，于是(加羅拉)銀元像潮水一般地流到上海來掉換白銀。”貿易的記算單位在1857年初由本洋改為上海規元。與此同時，鷹洋得到推廣。1856年初，一部分外商試圖改變通貨，從使用本洋改為使用鷹洋這一努力流產。11月，上海道臺用官方的力量推行鷹洋，成立三家錢店收兌墨西哥銀元。又令各布店向農民兌出墨西哥銀元。鷹洋終于“攻克”上海，到1857年“西班牙銀元已經完全不受歡迎，更受喜歡的是墨西哥銀元”。同年，在福州，道臺拒絕接受以墨西哥銀元繳稅，因而美國領事準許美國船只得不憑海關火印結關。迫使道臺同意按百分之二的折扣以墨西哥銀元繳稅。
從此，鷹洋在華東、華南地區被廣泛接受。香港殖民地總督卡利斯·魯賓遜1863年談到，鷹洋不僅是香港唯一的法償貨幣，也在中國廣泛流通。它們當時既在廣州也在上海大量通行，而且“在中國中部的產絲區付款，必須用沒有磨損的墨西哥銀元，它有很高的升水”。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迄清末是墨西哥銀元在中國的“黃金時代”。
鷹洋的勢力范圍不斷擴大，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達到頂點。“沿江、沿海各省大率行用洋銀，歷有年所，官吏商民，習以為便”。而“通用之洋錢大半皆系墨西哥國所鑄”。“外洋墨西哥小國銀元乃充斥于中國，初行沿海省分，近且流及內地”。具體地說，鷹洋的大本營是上海，它在這里幾乎是主幣。蘇南、浙江、安徽、江西、兩廣、福建、臺灣是它的主要勢力范圍，在這些地區，它的流通量超過銀兩。隨著中國對外開放地區的增加，它在長江上、中游的漢口、宜昌、沙市、重慶、長沙等地，北方的天津、牛莊、營口、大連甚至黑河等商埠都有流通。在華東、華南的許多都市，鷹洋一度成為標準通貨，早期的兌換券多規定以鷹洋兌現，尤其是上海一帶，銀元券照例是要兌鷹洋的。
輸入中國的鷹洋沒有具體統計，但數量巨大。1899年兩江總督劉坤一提到，“中國行用洋元以墨西哥所鑄鷹洋為最多，……前經飾查上海進口之數，每年不下千余萬元”。據彭信威先生估計，“鷹洋的輸出額，在鑄造總額中大概要占八成以上，約九億六千萬元。流入中國的總不下于三億元。”這個“三億元”是什么概念呢?清朝末年全中國的貨幣總量折合銀元不到二十一億元，它占到近1/5。全國銀兩總額大約2.5億兩(合3.47億元)左右，與鷹洋數量相當。
墨西哥銀元在流通時始終保持一定的升水，市價根據供求關系在實際含銀量之上波動。以金融中心上海的行情為例，鷹洋實際含銀量合上海兩(即九八規元，一種虛擬的銀兩單位。酒平，成色0.91666) 7錢1分3厘。1865年后的鷹洋洋厘(折合九八規元的市價)都有記載，僅1866、1867出現過0.715兩的低價，此后每年低點多在0.72兩(升水0.9%、之上.每年高點多超過0.75兩(升水5.19 %)。在1872、1876、1911、1912幾年還有8錢(升水12.2%)以上的高價。影響洋厘的因素既有季節性的農產品收購和進出口貿易，也有國內外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化，致使洋厘每年總有幾次較大的波動。
因洋厘的波動，上海金融界出現了一種類似于今天金融衍生產品的投機行為，即針對鷹洋的買空賣空，俗名吊盤空盤。這可能是世界金融史上最早的貨幣期貨。多空雙方以洋厘漲跌為賭注，到期結算，輸家照差價付錢。“彼此皆不過如大賭一場耳”。“其間卜市面之遲速而作多頭空頭者，贏則半日之間可成巨富，輸則一宿之久，可以立貧。若贏者固自得計，而輸者竟有蕩產傾家至于自盡者。此其弊在銀圓來自外洋，止憑市面存積之多少，為價值之低昂，故貪夫儈得以壟斷而左右望也”。有些富商大賈更藉此互相勾結，做莊炒作，“買空”的同時“大收其洋，使市上存之者少，而價乃翔貴”。做多賺一回錢之后，忽然反手做空，“及(洋厘)貴至于極，而一旦出其所藏，市價忽然平跌矣。此時，料洋錢之長而多買洋者，大受累焉”。這樣賣空又賺一回錢。1881年江蘇巡撫、1887及1889年上海縣、1897年上海道都曾明令禁止這種“空盤之弊”，但無濟于事。
墨西哥銀元的流通直接催生了中國銀元制度，對我國幣制產生重大影響。
十九世紀下半葉，鷹洋在東亞獨步一時，日本、英屬香港和法屬安南先后自鑄銀元，以謀抵制。而美國羨其利，一度再仿制，一種貿易銀元出口遠東。為便于流通并與鷹洋抗衡，這些銀元的形制、重量、成色都以鷹洋為準，略有出入。因此得以適應中國人的習慣，也流入我國若干地區。香港銀元(俗稱站人或站洋)在華北、西北，日本銀元(俗稱龍洋或龍番)在閩臺、遼東，安南的西卜貢銀元(法光)在滇桂都有很大勢力。
仿鑄、抵制墨西哥銀元的運動同樣出現在中國。光緒年間，一些政府官員在主權觀念的影響下，意識到鷹洋在華自由流通侵犯了中國的“利權”。同時從鷹洋流行的客觀現實看到西方銀元制度的先進性、優越性，及中國社會對幣制變革的迫切需求。仿鑄鷹洋的呼聲漸起。1889年，兩廣總督張之洞為抵制鷹洋，“便民用而挽利權”，奏準在廣東開鑄新式銀元(龍洋)。因有利可圖，各省紛紛效法，累計鑄造約兩億元。中國銀元制度初步確立。龍洋“意在抵制洋元，故成色分兩
均仿墨西哥”。宣統二年公布的《幣制則例》采取鷹洋的標準—庫平七錢二分、純度0.90為銀本位的基礎。本洋、英洋而來的七錢二分的重量由此成為中國銀元的定制。
“鑄造龍元原為抵制墨銀起見”，但清政府并未禁止或限制鷹洋等外國銀元的行使。“其官商軍民或用中國銀元，或用洋鑄銀錢，隨宜通用，聽其自便。”希望“于市面民情兩無紛擾”，通過龍洋的流通使鷹洋自行減少，“不禁自絕”。龍洋的推行起到了一些抵制鷹洋的作用，在鷹洋勢力較弱的地區特別明顯。如龍洋推行數年后，天津一帶“每元易錢尚較外國鷹洋多錢二十余文’，，“旅順、營口亦舍鷹洋而取龍元”。但龍洋未能根本撼動鷹洋在華東、華南的地位，一方面鷹洋流行既久，素得商民信任。龍洋在使用時經常要對鷹洋付出不少貼水。另一方面龍洋鑄造權分散在各省政府手中，雖重量、成色都以鷹洋為準，彼此又稍有差異。各省又限制它省龍洋的流通。致使“彼省之銀元，流行于此省者須加貼水”，“民間顯分畛域，仍不如墨銀之南北通行”。
辛亥革命后，中國銀元制度走向統一，而墨西哥銀元的數量日益減少，結果是鷹洋的沒落。
清朝末年的銀元流通十分混亂。各省龍洋和外幣不下數十種，各有勢力范圍，交錯通流1914-1915年，各造幣廠先后開鑄統一規格的袁像銀元(袁大頭)，重量仍是七錢二分，成色稍減為0.89，其鑄造精良，重量成色嚴格一致，全國各地通行無阻，成為第一種全國性的銀幣。發行量巨大，至1928年鑄造額超過十一億枚，遠遠壓倒任何舊幣。新幣源源不斷地流入市場，排擠鷹洋在內的舊幣，逐漸占據絕對優勢。與此同時，鷹洋的流通數量大大減少。其停鑄多年，進口甚微，一戰期間又被大量熔化出口或直接出口，僅1917年2-3月上海運往印度的鷹洋有584萬元。留在中國的也因多年的磨損、熔化而
不斷消耗。鑄造、推行袁像幣時更收買了大量鷹洋，民國三年天津造幣廠熔化達1800萬元之多，中國、交通兩行也“襄助政府在上海等市收回墨洋及其它雜色銀元，改鑄國幣”。到1931年，“民國幣由外幣融銀鑄造者”有兩億元左右，大部分是融化鷹洋。另外，我國民間有收藏白銀的傳統，鷹洋被收藏的數量很大，也影響到它的流通。
上述兩種因素的作用下，鷹洋不可避免地走著下坡路。標志是它在中國經濟、金融中心—上海的主幣地位喪失。
上海是鷹洋的大本營，它長期以來是“上海通用之唯一良幣”。“因其成色頂真，流通數巨，外商信用等關系，占有絕對的優勢及較高的行市”。外商銀行尤其信任鷹洋，“本埠外人銀行所發行之鈔票，出入悉作墨洋，雖票面刊有照給本埠通用銀幣字樣，然公共固以墨洋換得鈔票也。外人銀行誠未有強令持票兌洋者收受成色較低中國銀元之念。”中資銀行也受到影響，如民國初年中國、交通兩行在江蘇省內發行的兌換券大都兌新幣，只有上海兩行“仍照兌英洋”。上海貨幣市場的鷹洋行市堪稱鷹洋地位的象征，1915年8月，上海錢業取消龍洋行市，代以新幣，鷹洋行市依然保留，與新幣行市并行。其價格也仍較中國的銀元為高。
鷹洋在上海地位的動搖始于1918年的“鹽余”之爭。其時兩淮、兩浙鹽稅要經中國銀行分行匯至上海轉解，而匯豐銀行一向非鷹洋不收。因鷹洋越來越少，迫使中國銀行通過錢莊向匯豐購買，雙方屢生齟齬。是年北洋政府與銀團商妥發還鹽余數百萬元，匯豐庫存鷹洋不敷支付，愿以0.73006作價(市面0.72)。中國銀行非鷹洋不收，爭執不下。最后中方提出要匯豐從此鷹洋和中國銀元并用，始肯照收，匯豐只得接受。借此機會，中行上海分行在當年5月發行國幣兌換券，國幣在滬遂與鷹洋平起平坐。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上海發生罷市風潮，銀元缺乏，鷹洋尤甚，外國銀行發行的兌換券難以兌換鷹洋。在愛國熱情的鼓舞下，中國銀行抓住機會，促請銀行公會與錢業公會會商取消鷹洋行市，全體贊成。外國銀行團亦不得不同意。并于6月9日由錢業公會通告，7月5日由銀、錢兩會共同通告實行。略謂“滬市現因鷹洋逐年減少，已屬供不應求。吾國舊有龍洋及續鑄新幣，流通行用，商界稱便”。故決定新幣、鷹洋、龍洋(大清、江南、湖北、廣東四種)“一律并用，無分軒輊”。“此后鷹洋行情，已歸取消”。這結束了鷹洋在上海的主幣地位，中國銀元制度的統一也邁出決定性的一步。
如比，“國幣之勢愈張，而鷹洋之勢愈細”。民國十三年(1924)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調查了全國19個省48個商埠流通貨幣的概況，就銀幣而言，袁頭幣在各地均“流通最廣”、“最通用”、“最受歡迎”、“最為流行，(廣州、大連例外)，數量“日漸減少”或“甚少”的鷹洋只在18個商埠行使，在其中6個商埠還要對成色稍低的袁頭幣貼水。鷹洋已呈自然消滅之勢。
1930年，國民政府財政部飾令禁止鷹洋等外國銀元進口。繼而通令禁止鷹洋流通。1934年駐紐約總領事館函詢“墨洋在華，是否仍合法通用而無限制”，財政部又重申前禁。終于在法律上解決了鷹洋在華流通的問題。
雖然鷹洋江河日下，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仍然在許多地方維持了一定勢力。1929年甘末爾設計委員會調查了21個省40個以上的城市和地區銀元流通狀況，16個城市有鷹洋流通。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蘇區的井岡山造幣廠(1928年)、中央造幣廠(1931 -1934)、興國縣造幣廠(1930)、東林鄉造幣廠(1929 -1930)、閩北造幣廠(1933 -1935)都曾大量仿制鷹洋，著名的井岡山“工”字銀元即是鷹洋的仿制品。1931年，在中國流通的外國銀元估計還有八千多萬元，鷹洋當占大部分。鷹洋的“根據地”是上海、蘇南浙江、福建和廣西，直到解放時這些區的鷹洋還是不少，如1950年廣西省收兌銀元時，南寧的人民銀行省分行營業部于1月26日兌進鷹洋450枚，1月28日兌入近3000元。在解放初期的“禁銀(兩、元)擁(人民)幣”運動中，鷹洋終于被根本消滅，成為歷史上的名詞。今天，人們只能在錢幣市場上偶爾見到這種傳奇的貨幣了。

來源：古錢幣論壇 [align=right][color=#000066][此貼子已經被作者于2006-6-15 14:05:51編輯過][/color][/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