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人系列精制紀念幣（圖片資料）

作者：上海情人 摘自：精制幣論壇：http://www.i7bbs.com/club/ShowForum.asp?forumid=1638 1.宋慶齡，海南文昌縣人。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宋慶齡青年時代追隨偉大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事業，1915年與孫中山結婚。她七十年如一日，把畢生精力獻給中國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事業，獻給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宋慶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保衛世界和平事業的久經考驗的前驅，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1981年5月29日，宋慶齡在北京逝世，終年九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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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澤東 永遠的懷念 ——寫在毛澤東誕辰110周年之際

　　新華網北京12月26日電

　　新華社記者孫承斌、鄔煥慶、翟偉

　　有一種精神，穿越歷史的云煙，日久彌新。

　　有一種懷念，歷經時代的風雨，更臻醇厚。

　　毛澤東，一位充滿激情、心系人民的世紀偉人，揮手之間書寫出中華民族的尊嚴；毛澤東思想，一筆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光輝的精神財富，激勵著后人將崇高的理想薪火相傳。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之際，一種偉大精神的力量穿越時空，把我們深深感動——

　　實事求是——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保證

　　1941年，冬日的延安。

　　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彭真請示毛澤東：“我們黨校要個什么樣的校訓？”毛澤東脫口而出：“實事求是，不尚空談。”

　　如今，“實事求是”四個大字仍鐫刻在中央黨校校園內的一塊巨石上。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虞云耀認為，我們今天紀念毛澤東，首先要繼承和發揚毛澤東留給我們的最為寶貴的思想財富，這就是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從突破教條主義的束縛，創造性地開辟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到團結帶領億萬人民完成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從帶領人民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到對適合中國國情社會主義道路的艱苦探索，必須始終堅持實事求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是毛澤東波瀾壯闊的一生留給后人最深刻的啟示。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成為指導黨不斷前行的強大思想武器。從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繼續高揚實事求是的大旗，以馬克思主義的巨大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推進理論創新，不斷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嶄新局面。

　　“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都貫穿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貫穿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貫穿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活的靈魂，都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李崇富說。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壯麗事業充滿挑戰。新世紀新階段，能不能始終保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關系黨的生死存亡，關系事業的興衰成敗。國防大學黨史專家肖（生加生）說：“正是靠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中國共產黨才找到了通向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道路；只有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新的實際相結合，才能不斷打開理論創新的新視野，不斷開拓實踐創新的新境界。”

　　兩個務必——執政黨自身建設長鳴的警鐘

　　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深刻指出：“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54年彈指一揮間。這著名的“兩個務必”，成為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長鳴的警鐘。

　　“‘兩個務必’的提出，是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發展和建設的偉大貢獻之一。他從武裝革命成功后一開始就引導中國共產黨思考作為執政黨的自身建設問題，應該說獨具一個政治家的遠見卓識。”中央黨校政研室辛鳴博士認為。

　　強調從思想上建設黨，強調共產黨必須始終保持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三大作風，強調嚴格黨的組織紀律，強調立黨為公……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石仲泉對毛澤東的黨建學說進行簡要梳理后指出，毛澤東長期以來把黨的建設作為一個“偉大工程”來對待。他的黨建學說、黨建思想，對黨的歷史發展的影響長久而深遠。

　　歷史進入了21世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闊步前進的中國人民，開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征程。2002年12月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來到西柏坡，重溫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重要講話，特別是其中關于“兩個務必”的重要論述。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張樹軍認為，在新的歷史時期強調全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始終保持艱苦奮斗的精神狀態和工作作風，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具有極為深遠的現實意義。

　　隆冬的北京，名為“領袖家風”的大型展覽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一家日常生活開支表，毛澤東使用的打著54個補丁的毛巾被等實物，令觀者動容。署名“一名普通共產黨員”的觀眾在留言簿上寫道：“‘兩個務必’的宏聲依然振聾發聵，牢記這個教導全黨受益無窮。”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全部奮斗的根本宗旨

　　1949年10月1日的開國大典上，面對呼喊著“人民共和國萬歲”“毛澤東萬歲”的百萬群眾，毛澤東發自內心地喊出了“同志們萬歲”！

　　人民擁戴毛澤東，毛澤東熱愛人民。兩種真摯的感情水乳交融地結合在一起。

　　在西柏坡紀念館，至今還保存著解放戰爭時期哈爾濱靠山屯農民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信上寫道：眼看到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給你捎去一件皮大氅、一雙靴子……這是我們翻身的成果，也是我們的一點心意。

　　人民之所以愛戴毛澤東，因為毛澤東心中始終裝著人民。讀過歷史的人都知道，毛澤東最看不得人民受苦。三年困難時期，他曾為百姓的生活之苦而落淚；1954年淮河大水，得知災民爬到樹上被毒蛇咬死的消息他哭了；1975年，河南再遇水災，始終心系災區的他又流下了痛心的淚水。

　　“在毛澤東的內心世界，最牽動他的思想情緒甚至感傷落淚的，永遠是千千萬萬百姓的安危冷暖。”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如此感慨。

　　如果說毛澤東最愛的是人民，那么他最恨的就是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他曾經說過，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鄭謙認為，毛澤東反對官僚主義“是毫不妥協的”，“對他來講，官僚主義是不可容忍的”。

　　“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要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現在黨中央明確提出要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發揚光大了毛澤東密切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重要思想。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已成為新世紀新階段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雷云說。

　　冬日的北京，晴空萬里。雄偉的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的巨幅畫像灑滿陽光。長安街車流不息，由此往東西延伸，一幢幢現代化建筑拔地而起。毛澤東，他畢生追求的中華民族騰飛之夢，正在一代又一代人手里變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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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恩來（1898～1976）

　　周恩來（1898～1976）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之一。原藉浙江紹興，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蘇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后赴日本求學，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發生重要轉折。1919年回國，9月入南開大學，在五四運動中成為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并與運動中的其他活動分子共同組織進步團體覺悟社。1920年去歐洲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仰。1922年和趙世炎等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翌年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為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1923年被國民黨本部委任為國民黨巴黎分部籌備員、國民黨駐歐支部特派員和代理執行部長等職，主持國民黨駐歐支部的工作。

　　1924年秋回國，在國共合作期間任廣東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副黨代表等職，并先后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長，兩次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東征，創建了行之有效的軍隊政治工作制度。1927年3月在北伐的國民革命軍臨近上海的情況下，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趕走了駐守上海的北洋軍閥部隊。同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一起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領導武裝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1928年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后任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為保證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為聯系和指導各地區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為發展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內，他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離開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后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紅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對實際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并繼續被選為中央主要軍事領導人之一。1936年12月張學良和楊虎成發動武力拘禁蔣介石的“西安事變”后，任中共全權代表與秦邦憲、葉劍英等去西安同蔣介石談判，和張、楊一起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促使團結抗日局面的形成。

　　抗日戰爭時期，他代表中共長期在重慶及國民黨控制的其他地區做統一戰線工作，努力團結各方面主張抗日救國的力量，并先后領導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堅持國共合作，積極團結民主黨派、進步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國際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對日投降的危險。在1945年的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抗日戰爭勝利后，為制止內戰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談判，并領導了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的工作、軍事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組織和指揮解放戰爭，同時指導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運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一直任政府總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長；當選為中共第八、九、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屆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副主席，第二、三、四屆主席。擔負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務。1949～1952年他成功地組織領導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到1952年底，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均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1953～1957年“一五”計劃期間，他領導了以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建設，為中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1954年他提出建設現代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四化目標，組織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學發展規劃》，推動了國家科技事業的迅速發展。1961～1965年為糾正“大躍進”帶來的失誤，扭轉經濟困難局面，他和劉少奇、鄧小平領導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使國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他強調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主張經濟建設必須實事求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穩妥，綜合平衡。他特別關注水利建設和國防科技事業發展，并為此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對社會主義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知識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也給予特殊的關注，指導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績。

　　他參與制定和親自執行重大的外交決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他協助毛澤東指揮中國人民志愿軍作戰，并擔負了后勤保障的組織工作，領導了中國代表團的停戰談判。1954年率中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經過談判達成協議，使越南（除南方外）、老撾、柬埔寨三國的獨立獲得國際承認。他代表中國政府提出作為國與國關系準則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在萬隆會議上主張和平共處，反對殖民主義，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使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積極貫徹。他先后訪問過亞洲、非洲、歐洲幾十個國家，接待過大量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和友好人士，為增進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友誼，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做出了重要貢獻。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非常困難的處境中，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使黨和國家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維持國民經濟建設；為保護大批領導干部和民主人士，恢復和落實黨和國家的政策，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集團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在挫敗林彪、江青集團種種分裂和奪權陰謀活動中，起到了控制和穩定局勢的重要作用。他為開拓外交新局面，實現中美緩和、中日關系正常化和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貢獻。

　　1972年他被診斷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堅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代表中國共產黨重新提出在中國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目標，鼓舞了人民戰勝困難的信心。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極廣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貫勤奮工作，嚴于律己，關心群眾，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1976年4月清明節前后，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大批黨員、工人、學生、干部甚至士兵和農民，為了紀念他，也為反對當時還當權的“四人幫”，舉行自發的集會，被稱為“天安門事件”，并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抗議運動，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群眾基礎。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來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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