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敦煌的故事!!!
敦煌,位于甘肅省河西走廊的西端。南枕祁連,襟帶西域;前有陽關,后有玉門,是古代絲綢之路的咽喉。漢代起敦煌是轄六縣之郡。東漢大家應劭稱:“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兩千年后的今天,這一“繁盛大地”以其擁有的舉世無雙的石窟藝術、藏經文物而成為人類最偉大、最輝煌的歷史文化遺產之一。
2000年5月21日,是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現世一百周年的日子。如果把敦煌的百年比作一道萬世經傳的長詩的話,那么它的第一句是令人落淚的。重述那段歷史,對今天的我們,意味著文化價值的存續。
敦煌莫高窟起建的年代大約在公元364至366年間。1600年間,這里先后開巖鑿洞,最盛時,曾有石窟千余,號稱千佛崖、千佛洞,至今保存在編的洞窟仍有492個,彩塑2415身,壁畫45000多平方米。唐宋木構窟檐5座。
漢代起,敦煌作為西陲重鎮一直是兵家互爭之地。每次兵災之際,管理莫高窟的和尚就要逃一次難。
宋景祐二年(1035年),西夏之亂禍及敦煌莫高窟。和尚照例要避禍他鄉,遂把不便帶走的經卷、文書、繡畫、法器等等,都封閉在一個洞窟的秘室里,外面用泥壁封堵,并繪上壁畫。然而,這批和尚一去就再也沒能回來。這個秘室便盛著5萬余件“寶藏”靜靜地安息了七八百年。
清朝末年,出生在湖北麻城的王圓 ,結束了在軍隊當小兵的生涯,因無所事事,便做了道士,迢迢千里來到敦煌。當時的莫高窟寺院,多為紅教喇嘛,只有王圓 能用中文誦道經,倒有些香火,生涯不錯。于是他就雇了個姓楊的為他打下手,寫經文。楊某抄經之暇愛吸旱煙。用芨芨草點火,并把剩下的草插在洞窟墻壁的裂縫中保存。一天,他在插草的時候,發現墻縫深不可止,便用旱煙袋頭敲了敲墻,感到里面是空的!于是他趕緊叫王道士,兩人夜半破壁,發現里面有一個泥封著的小門。此時天已漸亮,去掉泥塊,出現一條通道,進入通道后,一個黝黑的高1.6米,寬約2.7米的復室出現了。室內堆滿了數不清的經卷、文書、繡畫、法器等等。王道士當時對這批5至11世紀文物的價值幾乎一無所知,震驚世界的“藏經洞”就這樣無意中回到了人間。
接著,一系列不幸就在這片繁盛大地上發生了。
王道士雖然不知道這批寶藏價值連城,可他畢竟明白用它們換點錢是沒問題的。于是,他取出幾卷給當時的縣長汪宗瀚去鑒別。汪是識貨的,依他的權勢向王道士索要了一批畫像和寫本。三年后,甘肅學臺葉昌熾聞聽此事,便讓汪為他搜求。葉對古物的學養頗深,對藏經價值心知肚明,便向甘肅的藩臺衙門建議將這批古物運到省城來保存。但因運費需五六千兩銀子,清政府覺得銀子比這批“廢紙”更有價值,沒有采納這項建議,只是發了一道旨令,讓縣長汪宗瀚“檢點經卷畫像,仍為保存”。汪責令王道士經辦此事,王道士一下子就成了經卷的看守人。王道士便將這批古物重新封起來,成了古物的實際擁有者。
當時在新疆一帶,有一位受英國政府派遣的匈牙利人斯坦因。他在1879年曾來過敦煌。聞知洞窟存有寶物后,便于1907年5月第三次來到敦煌,他是歷史上盜劫藏經洞文物的第一人。他來敦煌,通過一位師爺與王道士接觸,得知王道士已將秘密通道砌死,斯坦因便在莫高窟安營扎寨,軟磨硬泡。終于,他從洞窟壁畫上看到了王道士請人繪的《唐僧取經圖》,遂生一計,稱自己是印度的佛教徒和唐僧的崇奉者,來敦煌是受印度政府的委托,把印度已不存在的佛經再取回去等等。這番話竟然說動了這位“司庫大人”。王道士第二天就拆開封墻,讓斯坦因進入秘室。斯坦因在其所著《西域考古記》中寫道:“從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燈光中,我的眼前忽然為之開朗,卷子緊緊地一層一層地亂堆在地上,高達十尺左右。”其中“用無色堅韌的畫布作包袱的一個大包裹,打開后全是古畫”,“顏色調和,鮮艷如新”。斯坦因以捐一筆錢給廟里的方式,得到了裝滿寫本的24只箱子。另外還有五只,仔細裝滿了畫繡品及其他美術品遺物。
1914年后,他又從王道士手里得到五只大箱。1930年再來時,因中國學術界的一致反對而未得逞。據英國目前公布的數字,斯坦因劫去的文物達9000余件。
繼斯坦因之后,法國的伯希和于1908年7月來到這里,憑他淵博的漢學知識,劫走了比斯坦因更有價值的文物6000余卷。
接踵而來的是日本大谷探險隊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俄國的奧登堡也于1914年至1915年間從藏經洞和其他一些洞窟中盜走1萬余件文物資料及壁畫。美國的華爾納1924年到莫高窟后,由于無經卷可竊,便用特制的膠布剝走了第139、141、144、145號洞窟中精美的唐代壁畫26方……
莫高窟的文物精品被斯坦因大量盜走的消息被清政府知道后,命令將剩下的經卷裝成兩只木桶,封釘堅固,施以彩繪,制成“轉經桶”置于佛殿之中,又責成王道士看管,并且還賞給他300兩銀子作為他看守經卷的補償。而這兩只“轉經桶”今日仍豎在第17號窟中,桶中一無所有。王道士變本加厲地“私賣”,幾乎使藏經洞內的古物為之一空。經過有良心的學者一次次上書呼吁,才迫使清政府下令把所有殘存的經卷寫本悉數運回北京。然而,起運時清理在數的8600余卷,經沿途大小官員強取豪奪,所剩下的就是現保存在北京圖書館的那四五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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