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這個時間現在正被中國奧運選手高頻率使用，美國《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描述說：“中國快步前進，目標是2008。雅典是中國的彩排舞臺。”
《紐約時報》甚至猜測，４年后中國“真正的目標”可能是金牌數第一位。如果從這一層面觀察，毫無疑問，中國正步入奧運大國時代。
奧運金牌的期待
11年前，還在國家體委主任的任上，伍紹祖就分析過，“奧運戰略不是金牌戰略，不是奧運會戰略。”同樣的問題，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結束時，就被反復討論過。或許在步入大國時代，中國奧運金牌制造體制、金牌與國民體質關系仍然是需要關注的議題。
奧運會前熱衷計算可能的金牌數量，看起來始于1988年漢城奧運會。
那屆奧運會結束后，《半月談》雜志披露說，“賽前預期的金牌數量是8-12枚”。結果，中國選手只獲得了5枚金牌。作家趙瑜因此形容“兵敗漢城”。作為《中國體育報》派去漢城采訪的6位記者之一的繆暉描述當年的感受，“客觀看，洛杉磯奧運會，中國獲得15枚金牌把大家的胃口吊起來了。但洛杉磯只能算‘半個奧運會’。”不過，這一層事實賽后再解釋，多少不那么讓人覺得理直氣壯。
又過四年，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作為當時代表團官員的肖壽章回憶說，“當時預期的金牌數也就10枚左右”。由于漢城之鑒，中國奧運代表團自巴塞羅那始，賽前一直低調，“這已經形成了我們的傳統”。這一年也是1988年接任國家體委主任的伍紹祖第一次帶隊參加奧運會，目前已經離開體育系統的伍紹祖，向記者這樣談及當年的奧運會，“我一點都不緊張。金牌多少有什么關系？”解釋自己的不緊張，伍紹祖的理由很直接，“我是政治家，不是業務家”，“沒有群眾體育，拿再多的金牌有什么意義？”
巴塞羅那奧運會，中國代表團重新回到洛杉磯奧運會曾經達到的位置，金牌數第四位(16枚金牌)，接下來的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金牌數量自然不再會那么馬虎以待。當時中國代表團金牌主要的計算者肖壽章告訴記者，“我們內部講，奧運會中國選手分三個序列。乒乓、跳水、體操、射擊四個項目屬第一序列，力爭每個項目拿2塊以上，總數8-10塊;第二序列四個項目，游泳、羽毛球、女子柔道、田徑，每個項目保證一塊，總數4塊;第三序列，射箭、自行車、擊劍、舉重(當時沒有女子項目)、女排、女壘、女足全部加起來，爭取1-2塊金牌。這樣，我們的低限是13塊，高限是16塊。”說到中國代表團自己的金牌計算方法，肖壽章還稍有猶豫，“當時，在一次很秘密的會議上，我講力爭12枚金牌，結果被報紙給報出去了。伍紹祖找到我說，如果拿不到這么多，拿你是問。”這一年，中國奧運代表團的金牌數是16塊，達到了高限。
到了2000年悉尼奧運會，作為中國奧運代表團秘書長的肖壽章，不僅要計算金牌數量，還要向國家體育總局黨組匯報。肖壽章創造出一種新的計算方法，“我匯報說，我們不應再像過去那樣看大項，我們更細一些，算小項，一個小項一塊金牌。如果算小項，我們有實力拿金牌的是31個”。這種計算方式，顯然不是如此簡單，它需要的是對具體小項更細致的分析，“在這些小項里，打分項目體操、跳水，直接判罰項目柔道、跆拳道，都涉及裁判因素。精準性項目射擊、射箭，瞬間爆發性項目舉重，則涉及心理因素。而直接對抗性項目乒乓球、羽毛球，則與發揮有關。”這樣一項項分析下來，肖說，“關鍵因素是要對成功概率作一個準確估計”。后來定出來的成功率標準是60%。這樣總局與下面各個項目組定的責任書，“簽的就是18枚金牌的數量”。
分析那一年體育總局的內部講話與報告，奧運會計算的不僅是金牌數，還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金牌數的名次。當時的結論是悲觀的，“我們爭取不低于前兩屆奧運會金牌數的目標是有可能的，發揮好了甚至可超過往屆，但是能不能保住第四名是一個問題。”結果看起來，體育總局的計算仍嫌保守，這屆奧運會，我們獲得28枚金牌，大大超過預期，并名列第三位。
后奧運時代
東京奧運會后的日本，東北師范大學教授呂樹庭描述說，“20世紀70年代中期躍升世界經濟大國，80年代初期又成為世界債權大國。”與此相對應的事實是:競技體育一再下降，1982年亞運會老大的位置被中國取代;1986年亞運會，亞洲第二的位置又被韓國取代。
如果分析1964年奧運會日本所獲得的16枚金牌，與目前中國境況相對一致，在田徑、游泳等基礎大項上，收獲極其有限。呂樹庭分析認為，“東京奧運會后，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步入經濟大國，日本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致使體育政策的重點再度轉向大眾體育，形成了在國家干預下推進大眾體育和人們自發地參與大眾體育的合流趨勢。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政治家，還是大眾社會心理都不再對國際體育競技成績寄予厚望。”
這一變化，30年后的結果是，李剛等人在《中日兩國大學生體格及身體素質發展狀況的對比研究》給出結論:“1995年中國學生體質健康調研數據與日本國1993年的數據比較中發現，中國男大學生身體形態的平均發育水平低于日本國同年齡學生。比如，20歲中國男學生平均身高為169.90厘米，而日本國同齡學生為171.83厘米。”伍紹祖接受采訪時，也引用了這一數據，他說，“過去我們把日本人叫倭寇，現在反過來人家比我們高了”。
日本在雅典奧運會上獲得了16枚金牌(其中包括3枚游泳金牌)，并居金牌榜第五位———40年未出現的好成績。對此變化從國家體育體制層面的觀察是，學校體育與職業體育正在逐漸形成日本奧運金牌的來源。不過，有關專家說，“還需要更多的材料才可以得出準確的結論”。
如果日本金牌增加的原因是不是在于學校體育與職業體育的成熟尚有待考察，顯然美國體育的基本模式就是職業體育加學校體育。姚明向全體中國人示范了美國的職業體育。而凌平教授考察美國大學生體育運動競賽體制，發現他們(NCAA)最基本的宗旨是，“將校際間競技體育真正納入并成為高等教育整體規劃的一部分。使學生運動員納入并真正成為學生會的成員，從而在高校體育運動和職業體育運動之間劃清界限”。當然，在他們的規章里，同樣也有“與其他職業和業務體育組織加強聯系與合作，以推動全國乃至世界性體育運動的發展”。
北京體育大學教授袁旦研究奧林匹克運動，“顧拜旦所定義的奧林匹克業余運動員，在當時的背景下，只可能是英國貴族一類”。由此來看，職業體育進入奧林匹克運動會，“是很恰當的一種選擇”。
職業體育的目的，在袁旦看來，“并非為國爭光，而是一種產業，其功能性目標，就是表演、賺錢。而只有水平越高，越能實現這個目的。職業體育越發達，國家便可以用最低的成本獲得增值，獲得金牌。”奧運戰略的中國舉國體制，值得重視的是它的效率。但是，其間問題，郎平比較中美運動員差別，深有感觸，“我帶明星隊，以及在美國大學帶隊，那些隊員，她們一上場就興奮，不用你說，她們就會抓緊時間做準備活動，你講什么她都很注意聽，因為，時間就是金錢，她們從小練球，每一分鐘都是父母要付錢的，你今天付給教練是一小時的錢，你就是再累也要抓緊練，過了一小時，沒人教你練了。我們中國運動員，習慣了集體生活、集體行動，從小就是供給制，國家養著的，確實比較優越，醫生給你配好，飯菜給你配好，洗澡水給你準備好，什么都不用操心，你的任務就是打球。有這樣的條件，運動員的獨立性相對來說不如國外運動員，也很少有危機意識。你看，所有的外國運動隊，隊員做準備活動，沒有喊著一起做的，只有我們中國隊，排好隊一起做，可以相互監督著”。
伍紹祖回顧自己的體育領導經歷，“大眾體育，我作為體委領導可能是抓得最多的”，伍稍顯遺憾，“但是，仍然沒有抓好！”
中國路徑與亞洲傳統
在美國的郎平曾向她的女兒解釋自己，“媽媽以前在中國就像喬丹一樣也是打球的明星”。不過，可能她女兒需要長大以后才明白這個“中國喬丹”媽媽，拿了五次排球世界冠軍，為什么“只拿過一次‘巨額’獎金，1萬元”。當時，最高的獎金獲得者可能是袁偉民，肖壽章回憶說，“還是中央特批的，1.5萬元。”在自己那本自傳里，郎平描述當年，“女排奪冠以后，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郵票，女排的集體照做在了日歷上，還有紀念
幣、紀念章，像民族英雄一樣，逼著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經完全不是我們自己個人的事情、個人的行為，而是國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屬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幟。”
其實，女排的這個世界冠軍，正常的情況，應當在1980年奧運會上就可以獲得。這一年由于前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國拒絕參加莫斯科奧運會，中國女排的世界冠軍因此被推遲了一年。
有意思的是，洛杉磯奧運會，國家體育總局的老人們回憶，“沒有計算過金牌拿多少”。更明確地看，那一屆奧運會，中國代表團的任務就是“零的突破”。在中國代表團公布洛杉磯奧運會參賽運動員名單時，《體育報》發表社論，定義中國參賽選手，“展示走向世界的形象”。在這篇社論里，對中國代表團的要求，現在看起來不僅非常細致，而且已經規定了一段時間中國選手的基本規范，“首先，我們要以頑強拚搏，奮勇進取的精神風貌，努力創造優異成績，一雪舊中國所謂‘鴨蛋隊’之恥，要力爭奪冠軍，創紀錄，升國旗，奏國歌。
我們要以比賽中的優異成績充分反映新中國體育35年來的光輝成就。我們不只要徹底改變歷史上形成的某些外國人眼里的中國人形象，而且要把新中國運動員良好道德風尚帶進奧林匹克運動，帶進世界體壇”。
當中國重新進入世界體壇后，競技體育快速崛起的發展動力，來自于民族的憂患意識。爭取民族獨立，振興民族經濟、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識的全面現代化，實現民族的崛起與騰飛是上個世紀民族的中心任務，當然也規定了中國競技體育基本走向。歷史地看，中國競技體育就是從這里開始起步。而對應的民眾，80年代初，中國與韓國在香港的一場排球比賽，中國先輸兩局后連扳三局，北京的大學生由此喊出了“振興中華”。
發現奧運會以及奧運金牌的價值，中國人甚至比自己的鄰國要遲得多。1964年日本東京獲得了奧運會舉辦權，專門研究奧運與經濟發展關系的東北師范大學教授呂樹庭分析認為，“日本競技體育的振興是政治直接干預的結果。舉辦東京奧運會，是出于恢復民族自信心和向全世界夸耀戰后復興的經濟實力”。即使當時日本，呂樹庭觀察，“同樣有相當的人認為超越了他們經濟承受能力。但結果，這次奧運會對日本的政治、經濟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與歐美國家經濟至上原則稍有區別的是，亞洲國家，自日本始，奧運會的國家形象推廣，更為優先。韓國樸世直記錄的漢城奧運會，“(韓國)技術官員還就漢城奧運會心理效果的持續時間進行計算，他們研究了歷屆奧運會的經驗，認為這種效果的持續期為兩個月。因此，他們謀略‘科學地’給予國民心理以連續性刺激，使之始終處在上進的氣氛之中。”韓國的這種努力，直到2002年世界杯，我們仍然可以觀察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