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長林
    
    我國紙質人民幣上印有四種文字，即漢文、蒙文、藏文、維吾爾文，既便于流通，更體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平等、相互融合的中華民族精神。因而，我國現行的紙質人民幣，是一種印有四體文的貨幣。關于四體文字的貨幣，我國古代就有先例。這枚“至元通寶”四體文錢（見圖）就出現在元代。此幣外徑44.1毫米，穿徑14毫米，現重34克，應為當時的折十大錢。
    
    此幣面文“至元通寶”四字為漢文對讀，“至”與“寶”字離廓離穿，“通”字為方框通，連穿連廓，“元”字為大字開檔元，體現“大元”風韻。此幣背文很奇特，在我國古幣錢文中獨樹一幟，穿上、穿下為“八思巴文”，穿右為察哈臺文，穿左為西夏文。
    
    八思巴文，是元代八思巴所創制的拼音文字，共有四十一個字母（脫胎于古藏文字母），字數只有一千多個，至元六年八思巴文作為國字頒行全國后，推廣受阻，雖然元廷屢次下令用八思巴文“譯寫一切文字”，但民間還是用漢字，所以八思巴文最終還是主要應用于官方文件。伴隨著蒙元帝國的消亡，八思巴文亦被逐漸廢棄，成為一種“死文字”。但我們今天仍能在各種八思巴文錢幣及其他元代文物上見到它。元代主要流通紙幣，鑄錢比其他朝代都少，且多以漢文錢為主,但也用八思巴文鑄過有限的幾種錢幣。“至元通寶”上鑄用八思巴文，是其一種。此幣穿上穿下的文字為“八思巴文”，很難識別。
    
    察哈臺文是14世紀到20世紀初,生活在我國新疆及中亞地區的維吾爾族等突厥語民族共同使用的語言，在國際上比較普遍地稱為察哈臺語，用于記錄察哈臺語的文字叫做察哈臺文。察哈臺文是由阿拉伯字母為基礎的哈喀尼亞文（喀拉汗文）演變而成的。這種文字使用了阿拉伯文的28個字母,同時從波斯文中借用了4個字母，此幣幣背穿右的字為察哈臺文，也很難識別。
    
    西夏文又名河西字、番文、唐古特文,是記錄西夏黨項族語言的文字。西夏景宗李元昊正式稱帝前的大慶元年（1036），命大臣野利仁榮創制。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形體方整，筆畫繁冗，稱為蕃書或蕃文；單純字較少，合成字占絕大多數。兩字合成一字居多，三字或四字合成一字者少；合成時一般只用一個字的部分，西夏文創制后，尊為西夏國字，下令推行，用于書寫各種文書誥牒，應用范圍很廣，還特設蕃字、漢字二院。漢字院掌管與宋朝的表奏，中書漢字，旁列西夏文；蕃字院掌管與其他王朝的文字往來，用西夏文書寫，附以該王朝使用的文字。西夏滅亡后，西夏文仍繼續使用。元代稱為河西字，用它刻印了大批佛經，并有活字印本。隨著黨項族逐漸融合于其他民族，西夏文也成為無人可識的文字。此幣幣背穿左為西夏文，還是很難識別。有意思的是，此幣使用的文字，與今天人民幣紙幣上的漢、蒙、藏、維吾爾文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我國錢幣上的“四體文”古已有之，此為佐證，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