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報   陳裕亮 于真

作者和戴志強先生在一起

凌晨3點半，北京大街上燈光略顯昏暗，仍清晰可見銀行門口排著長隊，且人越聚越多……這是前不久北京市民搶購奧運紀念鈔的一幕。近日，筆者走訪了著名錢幣學專家、原中國錢幣博物館館長戴志強先生。

　　家學淵源，年輕的泉友

　　戴先生畢業于復旦大學歷史系，前年復旦大學百年校慶，特意邀請他參加校慶。很遺憾，由于校慶日恰巧與中國博物館百年典禮活動同一天，學校在上海，館慶在南通，他只能先到學校報了到，然后匆匆離開。

　　戴先生甚是健談，他說，父親戴葆庭一輩子搞錢幣，我從小就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上世紀30、40、50年代，江浙一帶，錢幣收藏研究的中心在上海，北方是北京和天津，老一代的知名錢幣鑒定家，包括其他有關的文物鑒定研究專家大部分出自上海。

　　上海成立了一個泉幣學社，是中國最早專門研究錢幣的團體，父親是學社的骨干成員，我有幸可以參加他們的聚會，有機會接觸到老一輩的錢幣專家，并得到老一代收藏家、學者的言傳身教。

　　我從小在上海古玩市場泡大。我家到小學必須經過古玩市場，每天放學后我都是先到古玩市場，在那里泡一兩個小時后再回家，周六去沙龍，周日再去古玩市場泡一天。

　　因為父親是搞錢幣的，所以當然是以錢幣為主，但在古玩城嘛，看的當然就比較雜了。那時候就是覺得好玩，也是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1986年成立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當時的第一批委員多數是在北京琉璃廠和上海古玩市場培養鍛煉過的，我有幸成為其中最年輕的成員。

　　因為我是第一批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所以有關博物館的錢幣藏品或者有關錢幣的疑難問題的鑒定，我多數都看過，或參與過討論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天津博物館、遼寧博物館、浙江博物館、南京博物館……這些藏品比較多的博物館，我都有幸看過它們的錢幣實物。

　　初生牛犢，與郭沫若論戰

　　戴先生發表過很多學術論文，并獲得了很多獎。第一篇文章是在復旦上二年級時發表的。說到這段往事，戴先生說，郭沫若先生1963年在第一期《歷史研究》上發表了一篇《由鄭成功銀幣的發現說到鄭氏經濟政策的轉變》的論文，我不同意他的觀點，于是利用暑假寫了第一篇和郭沫若討論的文章。本來是篇習作，但當時年少氣盛，寫好后竟直接寄給了《歷史研究》編輯部，當時郭沫若是《歷史研究》的主編，因此還引出了一段故事。

　　郭沫若先生是著名的史學家、考古學家和文學家，是學術權威，他學識淵博，我對他很敬重，但他不是錢幣學家，不是貨幣史專家。1962年冬，為了寫鄭成功的劇本，他到福建去考察，到了泉州，參觀了“鄭成功紀念館”，看完展覽開座談會，博物館工作人員說到民間傳說有鄭成功大元的事情，但是學術界沒有肯定，問他要不要看，他當然很有興趣。于是在庫房看了漳州軍餉銀餅，當時他看到的軍餉銀餅背面有一個花押，郭老很快認出是“成功”兩字的組合，于是便把它和鄭成功聯系起來了。

　　郭沫若先生的論文發表以后，貨幣史學家彭信威不同意他的觀點，就給郭老寫了一封信，郭沫若針對彭信威先生信中的不同觀點，又在當年第二期《歷史研究》上發表了第二篇文章。當時我的習作和彭信威是沒有聯系的，但在觀點上比較接近，都認為漳州軍餉銀餅是清道光以后福建、臺灣地區和軍事行動有關的軍餉銀幣，與明末清初時期的鄭成功沒有關系。文章到了郭沫若的手里，他馬上找到了在北京的錢幣專家施嘉干先生，要他寫文章反駁，并要和我的文章一起發表。但是施先生的本意并不贊同郭老的觀點。施的文章寫好后，郭沫若不滿意，只能作罷，結果兩篇文章都不再發表。

　　后來，施嘉干先生到上海出差，他和我父親是老朋友，閑聊中提起來這件事情，父親告訴他，這篇文章是我家小孩子寫的，于是便一笑了之。過了一段時間，《歷史研究》編輯部把我的稿子退了回來，原稿上有多處郭沫若先生的眉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