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錢是中國古代貨幣的重要品種。鐵錢的使用由來已久，考古發現早在西漢初期就已出現了鐵半兩錢。自西漢至民國初的兩千余年間，我國鑄行鐵錢的歷史斷斷續續，時間大約有五六百年。兩宋王朝是中國貨幣史上鑄行鐵錢的高峰時期，當時兩宋政權不僅大量鑄造鐵錢、劃定專門流通鐵錢的地區，還影響了周邊少數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權，如西夏國，也大規模仿鑄鐵錢。西夏王朝鑄造的鐵錢數量巨大，與銅錢并行流通，在經濟貿易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西夏王朝是由我國西北少數民族黨項族建立的封建政權。黨項族是古羌族的一個分支，原居住在今甘肅、青海一帶。唐末黃巢起義軍攻占長安，黨項平夏部首領拓跋思恭響應唐僖宗號召，起兵討伐黃巢起義軍，以戰功授定難軍節度使，轄據銀、夏、靜、綏、宥五州，后進爵夏國公并賜姓李。公元1038年，黨項族首領李元昊脫宋稱帝，建都興慶府，后改中興府（今寧夏銀川），國號大夏，史稱西夏。西夏自景宗元昊1038年建國起，至1227年為蒙古所滅，存在約190年，共傳十帝。其全盛時統治范圍包括今寧夏、甘肅全境，新疆、青海、內蒙古以及陜西的部分地區，疆域方圓數千里，東盡黃河，西至玉門，南界蕭關，北控大漠，幅員遼闊。
西夏政權與同時的宋朝相比，社會經濟文化比較落后。但在中原先進文化的影響下，西夏同我國歷代王朝一樣，也開始鑄造使用貨幣。自1805年甘肅武威首次發現窖藏西夏錢以來，西夏錢幣不斷有所發現，尤其是近幾十年來，在寧夏、陜西、內蒙古、甘肅等地陸續出土發現了為數較多的西夏錢幣。西夏貨幣是我國貨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繼承了中原王朝錢幣的風格，形制大小、厚薄輕重、錢文稱謂、文字書寫、鑄造工藝等均與唐宋錢幣相類，透射出漢文化的深遠影響，但又具有濃郁的民族和區域特色。
西夏鑄幣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銅錢少（銅錢又分漢文錢和西夏文錢），鐵錢多。受客觀條件的限制（鑄幣材料銅資源不足）等原因，西夏早期自鑄錢數量較少，市場流通使用以中原王朝舊錢，尤其是唐宋錢幣為主。到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天盛年間（1149—1169），因經濟日益繁榮，商品交易活躍，對貨幣的需求量大增。加之，金滅北宋后，宋室南遷，西夏與南宋地理阻隔，宋錢來源幾乎斷絕，迫使西夏不得不加大鑄錢量，以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據《宋史·夏國傳》記載，天盛十年（1158）西夏“始立通濟監鑄錢”，開始大量鑄錢。“天盛元寶”也成為了目前存世數量最多的西夏錢幣。由于西夏境內缺乏銅礦資源，但擁有豐富的鐵礦，且具有很好的鍛造冶鑄鐵器的能力，因此天盛年間開始大量鼓鑄鐵錢以解決流通貨幣短缺問題。
西夏鐵錢早在清代就有發現，并開始引起錢幣收藏界的重視，被收入初尚齡《吉金所見錄》、李佐賢《古泉匯》、倪模《古今錢略》等清代重要的錢幣圖譜中。20世紀40年代以來，在西夏故地的西北諸省區，西夏鐵錢有大量的出土。如1949年內蒙古準格爾旗那林鎮發現西夏鐵錢窖藏，出土錢幣12000斤；1958年內蒙古臨河縣高油房西夏遺址，發現西夏鐵錢數千公斤等。西夏鐵錢一次幾百上千斤、甚至上萬斤的出土發現，其鑄造數量可謂驚人，但大多銹蝕比較嚴重，品相精美字跡清晰者少見。
西夏鐵錢雖然鑄造數量巨大，但品種較為單一，從出土實物看，只有“乾祐元寶”和“天盛元寶”兩種，皆為小平鐵錢。其中，“乾祐元寶”鐵錢數量較大，約為出土西夏鐵錢的90%。該錢面文“乾祐元寶”四漢字，真書、旋讀，光背，直徑在16.5—25.5毫米，重約1.3—4.7克（圖1）。根據錢文寫法不同，可分為多種版別，如長“貝”寶、圓折“元”、粗“乞”乾等。有的錢上有星紋符號，如面文“祐”下星，背穿下星等，較為少見。
“天盛元寶”鐵錢形制類似，面文“天盛元寶”四漢字，也是真書旋讀，光背，直徑21.5-24.2毫米，重3.3-3.6克（圖2、3）。版別也較為豐富，僅以“元”字為例，就有圓折“元”、方折“元”、大“元”、小“元”、“元”字末筆無鉤等。錢背上也有星、月紋符號，少見。
還有一種背穿上鑄“西”字“天盛元寶”鐵錢（圖4、5），這是目前所知唯一錢背鑄字的西夏鐵錢，極為罕見。西夏立國190年，先后鑄有西夏文錢幣5種，漢文錢幣9種，各種錢幣版式近百種，而背穿上鑄字者，僅此一見，可謂獨樹一幟。關于“天盛元寶”背“西”字代表何意，1940年《泉布》創刊號刊登了錢幣學界前輩王蔭嘉《天盛鐵錢背西》一文，披露了一枚“天盛元寶”背“西”鐵錢，王蔭嘉認為背“西”字是代表鑄錢機構“西興監”。近年又有學者考證認為背“西”字是紀鑄地“西平府”（西夏陪都，今寧夏吳忠地區），目前錢幣收藏界尚未取得一致意見。從出土發現和存世實物統計，背“西”天盛元寶銅錢僅見三品，鐵質者也不過五六枚而已。如1981年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大青山東阿都賴村發現一個西夏鐵錢窖藏，出土了“乾祐元寶”鐵錢13500多枚、“天盛元寶”鐵錢1500余枚，而背穿上鑄“西”字之“天盛元寶”鐵錢僅發現一枚，可見其珍稀程度。
來源：收藏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