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康年我國古代許多王朝都曾濫發虛面值大錢，希望用錢幣減重和使用廉價金屬來降低貨幣生產成本，適應貨幣價值的縮水，從而獲得成倍、幾十乃至幾百倍的利益，以挽救他們的經濟危機。然而這種做法不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危機，相反還引發了貨幣貶值，物價上漲，社會動蕩不安。

其中尤以咸豐大錢著名。清朝自順治、康熙、雍正、乾隆諸朝，總體上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可是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后，清朝的衰敗就逐漸地顯現出來了。特別是到了清文宗咸豐即位后，內憂外患接踵而至，局勢變得更糟，開始是太平天國起兵造反，接著又是捻軍、小刀會起義，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又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處于這種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一方面鎮壓農民起義需要經費，另一方面向外國賠款也要大筆的錢。雪上加霜的是，云南銅產因戰爭關系阻隔不能北運，正如鮑康在《大錢圖錄》中所說：“咸豐三年，軍務日滋，滇銅不能繼。”在這種經濟困窘十分嚴重的情況下，清政府只好采用鑄造大錢的辦法，以解燃眉之急，別無其他良方。于是乎決定大量鑄行虛面值當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當千等大錢。其中最厲害的是當千大錢，當時戶部規定咸豐當千大錢重一兩，折合74克，也就是說1000個一文錢重3700克，可以鑄造50個當千大錢，省工省料，可以使政府從中獲取很大利益，但吃虧的是廣大老百姓，從而引發對貨幣信用危機更是與日俱增。

盡管咸豐時期鑄行大錢出現了嚴重的后果，但也不可否認其在錢幣發展史和泉藏領域中的獨特地位，例如版別較多、鑄局較多、出譜品較多、字體復雜且有的非常精美、一般鑄造工藝都較精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