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福壽山石
筆者展示一枚“西夏通貨”供泉友鑒賞。這枚錢幣顧名思義與西夏有關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西夏”這一稱謂只是歷史上“宋、遼、金”對割據在我國西北地區“大夏”國的“別稱”，“大夏”政權對此僅僅予以默認而不曾見他們自稱“西夏”。直到今天我國史學界只是習慣于沿用“西夏”來稱謂這段歷史。既然如此，筆者展示的這枚“西夏通貨”就顯得有些神秘了，它究竟出自何時何地乃至它的真實用途值得研究探討。
“西夏”是歷史上由黨項民族在我國西北地區建立起來的封建王朝，其國號“大夏”（公元1038-1227年），定都興慶（今寧夏銀川），因地理位置居于中國西部，史稱“西夏”。歷經十帝，享國一百八十九年。
“西夏通貨”是近年新發現的一枚錢幣，它最早見諸于《中國歷代珍稀錢幣鑒賞與投資》一書P125。此書的作者柳冬青先生出生于收藏世家，成書期間，柳先生時任中國收藏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并在遼寧、內蒙、沈陽等文博組織擔任要職。該書出版于2009年，全書為銅版紙彩色印刷，書中介紹的珍稀錢幣均為柳先生個人收藏。遺憾的是柳先生未對此幣做詳盡闡述，僅標注了尺寸重量。
后來本人又在《新浪博客》看到“古泉園丁”先生及“泉緣大叔古錢展館”亦有“西夏通貨”展示，除此而外再未看到其它介紹。僅憑這一點，足證此幣的存世相當罕少，它極具研究與收藏價值。
“西夏通貨”諸譜未載、史料缺失，想知道它的來龍去脈并非易事。單從字面解釋，此幣鑄于“西夏”王朝存續期間是沒有任何異議的，至于它出自何處，是“大夏”還是同時期的遼朝、金國仰或北宋所鑄仍是一個需要破解之謎。如果是“夏”國某位君主所鑄，那又為何將此幣的名稱定為連他們自己都不曾使用過的“西夏”來鑄幣呢？這一現象大大違背了常理，很難讓人采信。如若不是“大夏”所鑄又是何人所為呢？我們不妨回放一遍“宋、遼、夏、金”史及貨幣發展史，個中或許可以看出一些倪端。
北宋王朝重文輕武，經濟文化一派繁榮，但對北方各少數民族的統治卻缺乏強有力的手段，以致造成了群雄割據的局面。他們分別由過去給宋朝納貢變為理直氣壯地向朝廷索要，時常正手為云反手為雨，后來形成與大宋王朝相抗衡互鼎立的局面。那個時期中國北方自西 向東分別產生了“大夏、金國、遼朝”等國家。他們相互間時而兵戎相見、時而又和好如初。縱觀宋、夏兩國歷史，二者基本就是戰爭關系。
從李元昊立國稱帝（公元1038年）到北宋滅亡89年間，宋、夏兩國的大型戰爭就發生了五次，小型摩擦基本不斷。李元昊稱帝當年即爆發了第一次宋、夏戰爭，其間就有四次重要戰役。直到公元1044年雙方簽署了《慶歷協議》，宋、夏兩國才“罷戰修好”。以宋朝每年給“大夏”提供銀五萬兩、絹13萬匹、茶2萬斤，另每逢節日再賜銀2.2萬兩、絹2.3萬匹、茶1萬斤的代價才換取了一時的和平。可見，宋朝武備不足造成的這一無奈之舉，讓人瞠目結舌、貽笑大方。這一階段兩國間雖然恢復了邊貿活動，但僅以民間交往為主，規模不是很大。宋朝僅按時給大夏提供“饋贈”以兌現合約，此間沒有大規模的貿易交往。僅此也好景不長，過了短短二十余年，即公元1064年第二次宋、夏戰爭爆發，至此兩國戰火延綿不斷，直到北宋被“金國”滅亡（公元1127年）。
由此可見，宋、夏兩國是宿敵關系，宋是不會鑄造“西夏通貨”與之進行大宗貿易的。即便是宋朝為抵消給“大夏”的“贈銀”而鑄制此幣，不可能史籍不載。再從目前“西夏通貨”存世稀缺的情況看，證實此幣不像泱泱大國宋王朝所鑄。
排除了宋鑄的可能，再來看看“遼朝”與“大夏”間的關系。早在1031年遼就將興平公主（遼興宗的姐姐）許配給了李元昊，但夫妻關系不睦，政治聯姻并未達到目的。興平公主病死后兩國反目為仇，以至后來發生了兩次“賀蘭山大戰”，戰爭細節暫且不談，但雙方均付出了慘痛代價。“大夏”通過與宋、遼的戰爭為他自己爭取到了相互平等的待遇，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但遼、夏間從此卻結下了梁子，遼不可能鑄“西夏通貨”和“大夏”過密交往。再從地理位置看，遼處在中國的東北地區，“大夏”卻在我國的西北地區，兩國間的貿易因受地域影響，遼不可能舍近求遠與夏有大綜貿易往來，當時遼主要的經濟貿易伙伴是“北宋”王朝而非“大夏”。再說從近年發現的大量遼代錢幣來看，遼當時并非缺錢，古時各國貨幣通用，遼沒有必要鑄造他國國號錢用于流通。故而“西夏通貨”亦非遼鑄。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夏、金關系。公元1115年金興起，9年后夏、金兩國即建立起了睦鄰友好關系，之后百余年間兩國雖有一些小的摩擦但關系基本友好。遼、宋被滅后，“大夏”經濟實際被金掌控，歷史上還產生過“夏金同盟”，他們之間的經濟貿易關系自然非常密切。正因如此，“金國”鑄制“西夏通貨”流通兩國就是順理成章的事。
再則，從中國貨幣史的演化過程看，以“貨”字出現在幣面的錢幣，歷史上曾經有之。如戰國時期的“莒冶法貨”；新莽時期的“貨布、貨泉”；南北朝時期的“豐貨”；五代十國時期的“永通泉貨”；遼朝的“通行泉貨”；再后來就是“金國”的“承安寶貨”。前四種“貨”字幣與宋、遼、夏、金并非同一時代，風馬牛不相及，僅供了解。剩余遼、金兩朝均鑄過“貨”字幣，前面章節已將遼鑄“西夏通貨”排除在外，而最有可能鑄造這種錢幣的便是“金國”了。金章宗完顏璟承安二年（公元1197-1200）鑄有“承安寶貨”錢，此時“金國”已進入晚期，“西夏通貨”若是在“承安寶貨”之后鑄造，這也是“西夏通貨”至今少見的原因之一。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現象可供佐證“西夏通貨”鑄于“金國”。金在歷史上鑄制過“金國通寶”國號錢，這種錢幣目前發現有鉛、銅、銀質幾種形制存世，字體差異還存在不同版別。此幣因史料記載不詳，具體鑄于何時無法考證。恰巧筆者舊藏一枚“金國通寶”其面文書體與這枚“西夏通貨”如出一轍，乃真書體且帶有“魏碑體”的印跡。當代人把魏碑體表述為“新魏體”，有人認為“新魏體”首創于上世紀四十年代，近年才在電腦普及推廣。從而否定夏、金時期還沒有產生這樣的書法藝術，持有這種歪理學說的人便武斷判定帶有“新魏體”印跡的“金國通寶”系近代偽作。《新浪博客》“北國盈泉”先生對于這種謬論就進行過有力駁斥，匡謬正俗、很有深意，代表了廣大錢幣收藏愛好者的心聲，在此筆者不與重述。
“西夏通貨”與“金國通寶”存在諸多相似之處，“均為國號錢；錢型相仿；特征雷同；字體一脈相承”。可以看出它們是同時期的鑄幣，又一次證明“西夏通貨”是“金國”所鑄。從錢幣的固有特征分析，二幣開門到代毫無疑問。有些人僅憑“新魏體”一說判定“金國通寶”為新作，那么筆者展示的這枚“西夏通貨”與本人舊藏“金國通寶”文字如出一轍又作如何解釋呢？實際上兩枚錢幣通過比較已經實現了互證，同時也證明我們的老祖宗在北魏創建“魏碑體”之后很快就將其發揚光大了，并非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新發明。
通過二者的互證至少說明兩點，“一是“西夏通貨”同為金國所鑄；一是兩者均為真幣”。從兩種錢幣的存世量看，造假者不會使用高成本一意孤行，明知制作數量不足就不會產生經濟效益，還去做賠本買賣，除非制假者腦子進了水，由此看來“造假”一說可以排除。所以我們不能聽信讒言被別人牽著鼻子走，要不斷充實提高自己的收藏知識以增自信。民藏群體同樣要用新觀念、新思維研究、探討中國古錢幣的現狀與發展，敢于打破條條框框改寫中國錢幣發展史。
至于這枚“西夏通貨”為什么諸譜及史籍不載，推測它可能因為鑄期較短、鑄量不豐，它的使用范圍有限故而影響不大，因此史籍忽略不計。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自古以來中原政權對少數民族統治時期的歷史抱有偏見，編史著書大事尚可不記，細節更不會面面俱到。目前看來，這枚錢幣均在北方地區出現。縱觀以上理由可以判定，“西夏通貨”是“金國”所鑄是可信的。另從這枚錢幣的鑄制又可以看到“夏、金”兩國經濟一體化的縮影。
以上觀點是筆者對這枚“西夏通貨”錢幣的粗淺分析，僅為個見，不足之處懇請指正。
是品鑄制及其精美，銹體、包漿自然生成。錢經37.5MM、穿經6MM、厚3MM、重20克。為了便于和“金國通寶”更加直觀的加以比較，特將二圖一并展示，請泉友鑒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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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通貨”與“金國通寶”文字如出一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