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民幣上和個漢字的書寫演變
在新中國的五套人民幣上，有幾個漢字曾出現多種寫法，這反映了我國漢字的發展演變過程，也標志著我國人民幣逐漸走向完善和規范化。
1.關天“貳”字。1987年4月27日發行第四套人民幣2角、2元券以后，不少人發現新版人民幣上的“貳”字同舊版不同，認為新版人民幣的“貳”字印錯了，有人還傳出人民幣上出現了錯字，銀行將收回這些人民幣，致使貨幣流通受到影響。其實，這完全是無稽之談。第四套人民幣上的“貳”字是規范的漢字，與《辭海》、《現代漢語詞典》、《新華字典》等辭書的寫法完全相符，是標準的簡化字。
眾所周知，我國漢字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由于歷史的原因和人們長期形成的書寫習慣，很多漢字有兩種或多種寫法。“貳”字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從不同歷史時期各種貨幣上看，“貳”字有近十種寫法。第一套人民幣的“貳”字有三種寫法：20元六和塔票券、20元帆船火車票券、20元打場票券、200元頤和園票券、200元割稻票券寫成“貳”；20元運肥火車票券、20元推車票券、20元工廠火車票券、200元長城票券、200元煉鋼票券寫成“貳”；200元佛香閣票券寫成“貳”。第二套和第三套人民幣的2分券、2角券和2元券均寫成“貳”。
那么第四套人民幣為什么將貳字改成了規范的簡化漢字？這是因為，在前三套人民幣的流通過程中，人民群眾曾對使用不規范的貳字提出過意見，在設計第四套人民幣時，按照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的意見，同時也為進一步完善人民幣的設計，采用了規范的“貳”字。第五套人民幣20元券沿用了規范的“貳”字。
2.關于“國”字。我國發行的各套人民幣上，“國”字共有三種寫法，第一套人民幣上的國字寫成“國”，即國字的繁體字；第二套和第三套人民幣上的國字寫成“國”；第四套人民幣上的國字寫成“國”，即規范簡化字。在第二、三套人民幣上的國是當時為人民幣題字的馬文蔚先生參照魏碑體的一種寫法，稱“張黑女碑”體，是書法的一種慣例，并非錯字。但是，為了漢字的規范化，中國人民銀行在設計第四套人民幣時，按統一簡化的漢字寫成“國”，即由繁體字改成簡化字。第五套人民幣也沿用簡化字。
3.關于“角”字。在各套人民幣上（第一套人民幣沒有輔幣），輔幣面值“角”字有兩種寫法：第二、三套人民幣寫成“角”，即里邊的豎未出頭，寫成了“土”，這種寫法早在甲骨文就已形成，因此是有出處的。1987年4月27日開始發行的第四套人民幣和1999年10月1日開始發行第五套人民幣，按照規范化寫法把舊體字“角”寫成了新體字“角”，即里邊的豎出頭。
二. 人民幣上的少數民族文字
我國在貨幣采用少數民族文字由來已久，如西夏、元、清諸代的錢幣上，分別鑄有西夏文、八思巴文和滿文。新中國的人民幣上除了采用漢字為主要文字外，也曾先后采用過蒙、維、藏、壯四種少數民族文字。這些少數民族文字均由該少數民族書法高手書寫，并經內蒙古、新疆、西藏、廣西自治區人民政府主要領導人簽批，國家民委校審，最后由國務院批準采用。由于少數民族文字的書寫習慣不同，所以人民幣上的藏文、維文、壯文為自左至右橫排，蒙文卻自左而右、自上而下直排。
在1948年12月1日開始發行的第一套人民幣，1951年5月17日發行的5000元蒙古包券和10000元牧馬券兩張票券背面花符上，分別印有蒙文中國人民銀行行名和面值，這是首次在人民幣上采用少數民族；1951年10月1日發行的500元瞻德城券、1000元牧馬券、5000元牧羊券、10000元駱駝隊券四張票券背面花符上都印有維文中國人民銀行行名和面值。這些票券上的少數民族文字印制位置固定一致，規格對稱統一。
在1955年3月1日開始發行的第二套人民幣13個票券的背面花符中間，全部印有蒙、維、藏三種少數民族文字的中國人民銀行行名和面值，各票券設計、印制格局完全一致，其位置均在票券背面大花符中央淺淡的底紋部位，三種少數民族文字與漢字行名、面值有機布局，上下左右錯落有序，對稱和諧，上為漢文，下為蒙文，左為維文，右為藏文，藝術效果極佳。
在第三套人民幣中，1962年4月20日公布發行的1960年版棗紅色“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1角券，票券左側花符正中首次出現四種少數民族文字，由上至下分六行排列，依次為蒙、藏、維、壯文，其中藏文、維文各占兩行位置，內容也是中國人民銀行行名和面值，鑲嵌在由兩個正方形重疊組合的八角圖形內，猶如懸掛的紅燈籠，很具有民族特點和風格。正是從這張票券起，人民幣紙幣上采用蒙、藏、維、壯四種少數民族文字相對固定下來。這不是簡單的一種票面設計、印制工藝的改進和完善，而是反映了中華各族之間傳統的、空前的大團結，表現了文明進步、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字文化，也體現了黨對少數民族人民的關懷。另外兩種1962年版1角券及2角、5角券，其中少數民族文字排列與上述棗紅色1角券相同，但其位置均改在票券背面右側國徽圖案之下，在底紋襯托下與國徽交相映襯，文字效果格外醒目突出。而1元、2元、5元、10元四種主幣，其四種少數民族文字均設計在票券正面左上角花團部位，與花團明暗相襯，具有極佳的藝術效果。
在第四套人民幣中，四種少數民族文字的排列又有新的變化，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1、2、5、角券和1、2、5、10元券均印在票券背面，由左至右橫向按蒙、藏、維、壯文字順序一線排列，其中1、2、5、角券的四種文字設在整幅圖案之下，與全部圖案等長，成為整個構圖的有機組成部分；而1、2、5、10元券的四種少數民族文字則移到圖案下邊深色邊框之內，有隱含效果。二是50、100元券的四種少數民族文字豎向四行排列，印在票券背面右下角花團部位，與花團互為襯托，藝術效果突出。
第五套人民幣上的四種少數民族文字設計更趨合理，它與漢語拼音行名平行，位于票券背面右上角，并且右側豎印面值，這對少數民族人民識別辯認極為方便，同時也增強了美感。
人民幣上的四種少數民族文字均為這些少數民族的通行標準文字。蒙古文是蒙古族使用的文字，最早是元世祖忽必烈聘請西藏喇嘛八思巴用藏文字母制定的，公元14世紀初，又以回鶻文字母為基礎重新制定，迄今已有700多年的歷史，現行蒙文由29個字母組成。藏文據藏族史記載，為7世紀圖彌三世菩扎參照梵文字體創造的，是今天藏族人民所通用的文字。維吾爾族歷史上曾使用過突厥文、回鶻文等，后改為以阿拉伯字母為基礎，1959年，我國維吾爾族設計了以拉丁字母 基礎的新文字方案，1964年經國務院批準推行，因此，第三至第五套人民幣上的維文與第一套人民幣不同。壯文最早是南宋時由壯族祖先利用漢字的形、聲、義及上下邊旁構成的方塊字，1955年改為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拼音字母，1957年由國務院批準推行。所以，第三套人民幣開始采用的壯文為新中國成立后創制的新文字。
人民幣上采用少數民族文字，既體現了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之間的大團結，又反映了我國少數民族文字的發展演變過程，可以說，這也是人民幣的主要特點之一。
三. 人民幣上的盲文符號
以往的世界各國貨幣上無盲文符號，紙幣主要通過由小逐級增大票幅，使盲人靠觸覺區分不同的面值；而金屬硬幣則是通過逐級增大錢徑，或采用不同的幣材使盲人感知大小、輕重來辨認面值，抑或在不同面值硬幣上改變幣形（如圖形、正方形、菱形、多角形、波紋形等）、加大厚度等，使盲人能正確辨認這些不同面值的硬幣。但當代世界各國硬幣開始注意采用盲文符號，以方便盲人使用，例如：意大利的500里拉硬幣上就鑄有盲文符號，該幣是雙金屬鑲嵌幣，背面外圈上部有10余個凸點；泰國的10銖雙金屬鑲嵌幣背面外圈上部也鑄有4個凸點；墨西哥的10、20、50、100比索不銹鋼幣，正面頭像左或右側均鑄有數目不同的凸點，這是目前世界僅有的一套成系列鑄有盲目文符號的硬幣。看來，將來鐫刻盲文符號的硬幣會越來越多。
相對而言，目前世界各國紙幣上加印盲文符號的還不多見。我國第三套人民幣紙幣均未印有盲文，在設計和印制第四套人民幣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為了方便盲人使用人民幣，指示中國人民銀行在主幣上增印盲文符號。于是，1元、2元、5元、10元券在正面左下角分別加印1個、2個（豎列）、2個（斜列）、4個小黑點；50元、100元券在正面右下角分別加印5個、7個小黑點。這些小黑點錯綜排列，仔細觸摸，可感覺微微凸起，盲人通過觸摸黑點多少及分布便可區分面值。
盲文，也稱盲字，因均以點狀表示，故又稱“點字”。它是專門供盲人書寫摸讀的文字符號。現在國際上通用的盲文是由1個到6個不同數目、不同排列位置的圓點組成，表示各種文字、數字及標點符號。這些點凸印在特殊的紙上，盲人用雙手觸摸讀文。盲文源于法國，法國路易.布萊葉3歲時雙目失明，但他在命運面前沒有屈服，經過多年探索和無數次挫折，終于在1829年發明了盲文。最初，盲文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議，直到1838年才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盲文印刷品。布萊葉去世之后的第三年，盲文才被法國人公認。由于盲文易讀易寫，1879年在柏林舉行的國際盲人教師代表大會，決定采用這種盲文進行教學。1887年國際上公認盲文為正式盲人文字。1953年我國教育部推行由盲人黃乃設計的以注音字母為基礎，以普通為拼音標準，參照布萊葉盲文符號體系的漢語盲文點字，作為全國統一的漢語盲文，使用至今。第四套人民幣上的盲文就是這套統一的漢語盲文。
我國現在有幾百萬盲人，他們是一支特殊的消費隊伍，應該得到社會的重視。在人民幣上印有盲文符號，體現了黨和政府對這些盲人的關懷。

來源：《人民幣紙幣集藏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