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印制廠上海廠。這個廠改名為上海人民印制一廠，1987年10月起更用現名上海印鈔廠。在我記憶中，正是由于一些投機奸商和敵特分子利用囤積銀元進行黃金、外幣、銀元的非法交易，嚴重損害人民幣的信譽，因此當年我被調到市公安局刑偵處專查金融案子。也就是在那里，我認識了今已相伴五十余載的妻子吳秀峰。不過那時只是同事，我們直至一同去了農場工作后才走到一起。

那時，我參與了解放初大上海的銀幣之戰。當時，人民銀行每天早上發出的人民幣，到了晚上又幾乎全回到銀行里。因為老百姓吃夠了解放前通貨膨脹的苦，往往不惜血本將其兌換成銀元或實物。于是人民幣每轉一個輪回，銀元販子都要狠狠賺一筆，物價也隨之上漲，形勢十分嚴峻。1949年6月10日，數百名便衣干警、金融干部及工人學生等群眾團體包圍了這個全市最大的投機活動中心———證券大樓，兩千“銀牛”被捕，經我和同事們的審查后陸續釋放，余兩百多名主犯扣押。次日，大米跌價一成左右，第三天再跌一成！

1952年，鹽城大豐的上海農場急需調工作人員前往。就在那里，我和吳秀峰相知相戀，1954年成婚，婚禮就是一場領導講話、吃糖、聯歡的會議。那一年，我29歲，妻子23歲。

似有某種特殊的關聯，1955年，就在第二套人民幣開始發行的那年，我們的長女出生。

籃子裝錢為女兒看病

1952年，楊琦到鹽城大豐的上海農場工作，扎根34年，當過農場多家工廠負責人。在這個期間，第三套人民幣于1962年4月20日發行，共有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7種面額。圖案比較集中地反映了當時中國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并舉的方針。制版過程中精雕細刻，機器和傳統的手工相結合，使圖案、花紋線條精細；油墨配色合理，色彩新穎、明快；票面紙幅較小，圖案美觀大方。

大女兒說過，每次二妹妹看病，都要花很多錢，家里甚至常用小籃子來裝錢。但我沒啥印象了。不過，二女兒，確實是我們夫婦倆心中最深最重的愧。

34年的農場生涯，我工作調動頻繁：保衛干事、管教科副科長、基建科科長、工業加工廠廠長……細細一算，共換了14次工作。1960和1970年代以工業為主導，農場陸續辦了工業加工廠、發電廠、機械制造廠、造紙廠、榨油廠、制鹽廠、制藥廠等等，最多時十多家廠。在農場工作的都強調“艱苦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