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年還有人關注中郵集團的性質，這兩年人們漸漸忘記了。

      站在整個郵政作用的立場上看問題，中郵已經變性了，它由一個純國家行為的“號令意識”體，變成了國家委托下的純企業經營行為。因此，2009年前的中國國家郵政與2009年后的國家委托下的郵票企業經營行為，就發生了本質的區別。

過去不管郵政是否盈利，都由國家出錢來平衡郵政業務的正常運轉，郵票是以“用為主”，“集為輔”。而現在國家放棄了自主管理與監控權，按照公司法規定，企業一切經營行為都是自負盈虧的市場行為。但郵政集團為了自身利益并沒有按照市場行為經營郵政業務，而是拿國家與人民的資源，賺取“資源壟斷”下的不義之財。因此，2009年后的新郵炒作盛行并大肆溢價發行，國家還遲遲無法“理論清楚”，這是郵政變革的怪胎，也是中國郵政沒有明確郵政企業法規的“政策漏洞”。中郵集團正是利用了這種漏洞，打著國家的旗號走變相斂財之道，新發行的郵票價格奇高，而國家又不能運用法律監管而加以指責，這是中國法律的漏洞。

      從近三年來的郵政業務經營與郵票市場表現來看，其實國家試點郵政業務企業化是一種“失敗”，畢竟郵票有國家名片之譽，既然是名片就承載著國家的信譽、文化、法律與法規職責，而作為一個企業一旦沾上了盈利與賺錢的功能，它就無法承載一個國家的文化與聲譽，因為企業的目的只為錢而“活著”，為了生存它們可以不擇手段，它們可以鉆國家法律的空子。在“資源壟斷”下，這樣的企業更加有恃無恐，因為它們有定價權，還有發行權。因此，中國郵票就有了這個版哪個版，就有了幾千塊錢的四方連，就有了聲樂齊全的郵票，就有了絲綢、金銀、錯版，就有了郵票不準在窗口出售與貼信的怪現象。

      郵票功能的退化，與現代信息手段的改變有關，但絕不是“銷聲匿跡”，因為一條手機短信，絕對起不到傳遞中國文化功能作用的。給外國總統寄上一張賀年卡與發一條短信其效果是完全不同的。郵票功能的退化不是現代信息技術發展的錯，而是現代技術發展下中國郵政缺乏給郵票價值與功能重新**的錯。中國郵政集團不作為、不進步，不是郵政性質發生改變就應該這樣“胡作非為”的，而是不思進步、不思創新、不顧大局的短視行為，它們不知道如何肩負承載與轉播中國文化的重任；它們打著中國郵政的幌子，急得個人小集團的利益，混淆是非，擾亂市場；它們只抽血不輸血，它們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