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以物易物
五一路省公安廳斜對面，有一座如今已停用的三層青色小樓。如果不是歷史建筑，在這最為繁華的路段上，它應該早就被拆除了。然而在上世紀70年代，這里卻是我市集郵愛好者們最早的聚集地——太原市五一路郵電支局。
“早在‘文革’后期的1974年春節，太原市五一路郵電支局郵政營業柜臺開辦了新郵票的出售業務，由當時的營業員劉漢英兼辦。1975年，郵政營業柜臺改為集郵柜臺，這是當時省內唯一的集郵柜臺。”據太原市集郵協會副會長蔡恒宏回憶，“當時規模非常小，經常前來購買新郵票的不過幾十個人。”
隨著“文革”結束，集郵活動開始回暖，為滿足集郵者的要求，經劉漢英積極向領導反映，決定將集郵擴充為集郵門市部，于1979年正式掛牌營業。此后，經常購買新郵票的人數逐漸增加。
蔡恒宏說：“當時，省城還沒有公開的、有組織的集郵活動。”據他介紹，集郵愛好者們多以集郵門市部營業廳為中心，每逢新郵票發行，不約而同前來購郵票、寄封，就在營業廳內柜臺旁互相交流。彼此熟悉的，還會到家拜會，欣賞各自收藏的郵票，交流郵品、換讓余缺。
“這個并不大的圈子，他們大多都是經劉漢英介紹而認識的。”集郵愛好者王寶恭說，“那一時期，集郵愛好者們基本上仍沿襲‘文革’前的傳統觀念——集郵是個人業余愛好，基本上沒有人會花錢高價購買郵票。” 80年代偷偷摸摸的“游市”
“進入上世紀80年代，隨著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集郵活動得到恢復。”蔡恒宏說，“廣大集郵愛好者對郵品的需求日益增大，個體郵商應運而生。他們在街頭巷尾擺攤設點，自發郵市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郵票公司業務經營單調、郵品單一、條條框框限制嚴格等不足，方便了集郵者，受到了歡迎。但是由于當時自發形成的郵市，沒有取得合法的地位；同時，眾多的郵商、郵販中良莠不齊，少數人哄抬市價，蒙騙顧客的情況時有發生。尤其是在通衢鬧市擺攤設點，既妨礙交通又影響市容，因而不斷受到公安、工商部門的驅趕或取締。對于這段時間的集郵市場，蔡恒宏認為，與其說是“郵市”，還不如說是“游市”。
“當時，銷售郵票的攤販基本上都是集郵愛好者。剛開始，他們主要聚集在五一路郵電支局門外。”王寶恭說，“每個人都拿著集郵冊，或蹲坐在路邊，或游逛于郵局內外，因為當時國家禁止倒賣郵票，所以買賣郵票必須偷偷摸摸。看到有管理人員前來驅趕，便一哄而散。”1986年1月，郵電部、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聯合發布了《關于加強集郵管理，取締非法倒賣郵票活動的公告》。由于管理趨嚴，太原市內的個體郵商被迫停止營業，集郵市場一度冷落。
然而，在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下，時隔不久，自發的郵市又悄然出現，而且前仆后繼，屢禁不止。后在廣大集郵者和社會輿論的呼吁下，政府尊重民意、正視市場規律，1989年2月，國家相關部委聯合發出《允許個體工商戶經營郵票、郵品的通知》。從此，郵商、郵市終于取得了合法地位，可以按照通知規定依法經營郵票了。 集貿市場的黃金時代
伴隨著郵商的合法化，我市集郵市場雖然有了長足的發展，但郵市始終存在一個懸而未決的現實問題，就是沒有固定場所，街頭設攤不但妨礙交通，還影響市容。同時，郵票本身也不宜露天經營。太原市郵協曾一度把郵商們請到五一路郵局院內擺攤，常務理事輪流值班，維護秩序并接受咨詢，終因有礙郵局工作而未能堅持。
“當時集郵市場最熱鬧的時候，集郵愛好者們把五一路口都能堵了，嚴重影響了交通秩序。”王寶恭說，“府西街馬路拓寬之后，在如今光大銀行的位置，正好有一塊兒空地，集郵市場便搬到這里。但好景不長，隨著這塊空地開始準備蓋樓，集郵市場再度面臨無家可歸的窘境。”
郵市無固定地址的現象引起社會的關注和集郵人士的不滿，省郵協于宗琪在《集郵報》大聲疾呼：《市長，請關心一下郵市建設》；太原供電局郵協侯繼武也在《太原晚報》上撰文，呼吁建立固定郵市。
到了1995年10月，由太原市郵協與太原市收藏協會協商，創建了以太原市文廟巷24號為中心的“太原收藏品市場”一條街。設有商店20多家以及攤位100余個。其中兼營郵票的商店如“鴻寶齋”、“鵬暈”、“花市”、“汾水郵幣社”、“三星郵票服務中心”、“三晉郵社”等，均略具規模，令人矚目。從此，郵商有了活動的天地，可以心安理得地正常營業了。而1997年5月，由省郵協理事、省收藏協會邱斌牽頭，又在太原市工人文化宮開辦了“太原市郵幣卡市場”，設固定攤位150個及流動攤位100余個。
“文廟郵市1994年年底由王艾甫先生牽頭創辦，他將販賣郵票的小攤販們集中在文廟，進行統一管理。”在位于文廟附近的一家名為聚鈔錢幣的郵幣社內，老板閻繼剛對記者說，“那個時候只開著十幾家店面，包括擺地攤的，總共也就四十家左右吧。”據他介紹，1995年、1996年是文廟集郵市場的高速發展時期，最輝煌的時期是1997年的上半年。
“最多的時候，這么一個小小的地段上，能有數百人擺地攤，從小五臺派出所一直到文廟，滿滿的都是人呀，和趕集一樣！”閻繼剛店里的一位好友回憶起當時，興高采烈地說，“那會兒，每天經手的錢就和銀行一樣，一摞一摞的成捆擺著呢。”他邊說還邊比劃著，言語間，好像又回到了當時。
“當時賣磁卡，50元的東西能炒到2000元。磁卡上的圖案是地球、地圖、梅蘭芳這類的，能到上萬元，更別說賣郵票了。”閻繼剛接著說道：“當時郵市發展得最好啦。” 世紀門檻，沒落不可逆轉
在1997年郵票暴漲之后，就是一段長達十多年的郵票低迷時段，而這也導致了太原集郵市場的整體沒落，而文廟集郵市場更是漸顯“老態”。沿街開著二十余家商鋪，“古玩、藏品、字畫、古董”等字樣貼在門上，卻鮮有郵票字樣，這讓記者一度以為走錯了地方。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貼著“郵票”字樣的店鋪，當記者說想看看郵票時，店主卻連頭都不抬地說：“去南宮吧，那兒的郵票還多些。這里就你看見的這幾家，沒什么東西。”環視四周，店里也確實沒見到郵票的影子。而在不遠處的收藏品市場，也早已不像閻繼剛所說的那樣，一副破敗不堪的樣子，很難讓人想象當初的繁華。進去一看，門窗上都貼著收售古董等字樣，才知道這里早已易主。一位路人告訴記者：“現在住著的都是河南人，早就跟郵票沒有關系了。”而在我市目前最大的南宮集郵市場，情況也不容樂觀。回憶當初，蔡恒宏說：“在1999年5月，南宮集郵市場成立，恒宏郵幣社、君林郵幣行、助友郵幣社和郵樂苑這四家郵票商，率先入駐其中。之后，南宮郵市逐漸形成二十余家郵社，三十余個固定柜臺，近百個地攤的并州超級郵市。”
然而，如今的郵幣社主營大多都改成人民幣以及紀念金銀幣等，郵票被擠在角落，有的甚至干脆取消了郵票銷售業務。而原先的數百個郵票銷售地攤，如今還存在的也不過只有十多個了。他們大多被擠在南宮邊緣的一塊兒不大空地邊，被各種其他收藏品包圍著。 無關“真愛”的股市時代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集郵也早已不像當初僅僅是個個人愛好。收藏為謀利，成為集郵愛好者們的常態。閻繼剛一針見血地指出：“如今集郵的人，有幾個人是‘真愛’而去收藏的？”
為了圖利，在2013年前后，郵票曾經再度暴漲，一時間集郵又成了熱門話題。但好景不長，很快，隨著南方資金鏈的中斷，郵票價格再度暴跌。“郵票的暴跌、暴漲，對集郵市場的發展并沒有帶來任何好處。”集郵愛好者趙宏亮對記者說，“出于對利益的追求，集郵變得更加功利，更加難以為繼。看到郵票難以產生利潤，很多人紛紛離開這個行業，從而加速了集郵市場的沒落。”
去年，繼南京文交所上市后，北京文交所和廣東文交所的郵幣交易中心陸續開盤。文交所的模式是建立一個平臺后，郵票投資商、中間商有了專業交易場所，郵品在這里交易，猶如股票上市，供需關系展現得更為即時、直觀。“科技的發展，也沖擊著郵市的發展。電子盤的誕生，讓人們足不出戶，像炒股一樣，就可以輕松玩轉自己的郵票。你坐這兒就能看到自己是掙了還是賠了，自然沒有人愿意去郵市了。”閻繼剛說，“而且，由于電子市場，全國各地的價格極為透明，能去北京、上海賣出高價來，人們自然不會在太原出售自己的郵品。”
而據趙宏亮介紹，早在幾年前，一套第三版生肖猴郵票大版，在北京價格要比太原貴200多元。所以，這驅使著眾多郵票珍品紛紛離開太原，聚集到北京、上海等一級市場。長久如此，更導致了我市集郵市場的沒落。
本報記者 張勇 實習生 趙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