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幣管理條例”、“人民幣樣幣管理辦法”實施以前，人行發行新鈔幣應如何使用“票樣”或“樣幣”？至今尚未找到當時的有關規定。或是因分批次、分階段發行的原因？或系人行貨幣發行管理機關承辦文稿的執筆秘書、樣幣具體經辦人員及主管領導個人的行文習慣和風格緣故？筆者認為，這些統統屬于正常現象，因為“票樣”、“樣幣”基本上表達了同一個的客觀事物的本質。

    我們每一位錢幣愛好者，都是人民幣質量的“一線”檢驗員，更是弘揚中華錢幣文化的一分子。記得早在1998年，筆者便開始倡導我們錢幣愛好者要進行人民幣諸多方面的專題理論研究，不斷加強這方面的力度、廣度和深度，建立起一個以人行信息為本源、官方與民間相互依存和和補充、唇齒相依的完整錢幣學術體系。只要我們堅持努力，一定會是會有收獲的，這次發現、確定建國35年樣幣，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