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套人民幣伍元券（過渡版）設計印制始末

1953年版五元券正面

1953年版五元券背面

1956年版五元券正面

1956年版五元券背面

　　舊聞新說

　　這里的有關印制種種，多是舊聞，但在今天的翻動中，仍發散出新墨的余香。 　　

　　細節三:關于黑白線圈線的對話，更加體現出蘇聯方面對“黑白線圈線”這種防偽技術的封鎖。這里節錄一段對話內容: 

　　對方(蘇方)并不知道我們能做。蘇方:再版花幅(深線花挖空一部分，再用實線連接上的)很好，能防假?你們為什么不要?我方:雖好，不能防假?蘇方:這花是新作，我(盧布)上沒有，你們粘樣上沒有，美國也造不了假。我方:這花不能防假，雖比深線花復雜一點，但有花紋機就能做。蘇方:你們能做嗎?我方:好做。蘇方:黑白線圈線你們能做嗎?我方:(拿出從國內帶來的樣本說)是學的老大哥的，能做。蘇方:你們怎樣做出的?我方:機器加手工。蘇方:開印了嗎?我方:已付印了。至此我們重復說明:黑白線圈線我們是學的，還做不到象老大哥們做的那樣好，但能防假，美國做不出來，深線花(或挖空一部分)雖好，就是不能防假，所以中央決定把五元券以上的拿在這里來印，就是要黑白線圈線、變點、暗花等的。 

　　細節四:這個資料最直接地反映出對于第二套人民幣老版五元券的設計修改過程的記述。 

　　1953年12月16日，我方收到蘇聯方面提供的五元券票樣。這是國內改變印制計劃之后的五元券票樣，是原計劃請蘇聯代印的五十元券的設計票樣。中國人民銀行經審定后提出修改意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辰以信函的方式通過中國駐蘇使館戈寶權代辦向蘇聯方面提出了對于五元券的修改意見。主要為:(1)第一個小孩，上衣不亮，影響主題中的漢人不突出，希望將上衣修改的白一些。(2)靠小孩后面的漢人(揚帽子的人)如將輪廓線稍微加深使與左右人的深淺有所區別，效果會更好些。(3)天文線望能稍稍淡些。(4)背面外周圍的深線花及背面的中國人民銀行五元等字，墨不足，應加深該處的原版。1954年3月3日，蘇聯方面拿出了遵照我方意見進行了修改的五元券印樣。當日，新印樣由戈寶權代辦簽字并視察付印。 

　　從以上資料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們為什么請蘇聯幫助我們代印人民幣，主要是因為當時蘇聯在印鈔技術方面遠遠先進于我國，特別是它的防偽技術手段，這正是我們“有求于他”的。這是在當時的大背景、大形勢下(主要是為了防止境外敵對勢力的搗亂和破壞)，我們必須要考慮的現實問題。可是，蘇聯方面采取的一系列行動表明，蘇聯方面并不想給予我們這種先進的防偽技術，在設計中他們甚至采用了比我們國內的印制技術還要落后的技術，這令我們十分失望。就當時情況看，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請蘇聯代印人民幣并沒有完全達到我們的目的、實現我們的初衷，或者說，只是部分地實現了我們的目的，還是經過了一番曲折在我們的一再堅持下實現的，這是令我們非常不滿意的。以上事實只是大量事實中的一小部分。可是基于當時的形勢，我們對此也沒有太多的辦法，畢竟我們還是友好國家，從總體上說，畢竟人家在幫我們。 

　　歷史上，我國委托蘇聯代印人民幣五元券的合同有兩次:第一次合同于1952年7月擬定，10月正式簽約，數量為5億張。第二次合同于1954年3月擬定，5月正式簽約，數量為4億張。蘇聯從1954年1月開始生產，1954年8月至1955年分3批交貨。也就是說，到1955年之前，我國委托蘇聯代印的五元券人民幣已全部交貨。這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市場如果將來再需要五元券的時候(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們是繼續請蘇聯代印呢，還是由我們自己來印制。顯然，我們國內(中國人民銀行)十分傾向于由自己來印制。理由是:既然蘇聯的防偽技術沒有真正達到我們的實際要求，那我們還需要蘇聯做什么呢。既然我們自己的防偽技術手段已經研制出來了，為什么不用自己的呢?　

　　基于以上原因，中國人民銀行認為，結合我們最新研制出的防偽技術，十分有必要重新設計、印制一套代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防偽技術的新版人民幣五元券(過渡版)，這種防偽技術的應用也一定要體現出我們新中國新版最大面額人民幣防偽技術的應有水平。當時，中國人民銀行對新版五元券(過渡版)設計印制工作提出的技術要求是:改版印制的五元券正面主景不變，保留民族大團結圖案，另制一套原版，顏色改為深棕色。年號由一九五三年改為一九五六年。這套五元券(過渡版)完全由我們自己設計、雕刻，并特別強調，要充分吸收新的防偽技術，運用于新版五元券(過渡版)上，具體講，就是在花邊、花幅、裝飾、地紋等方面要增加新的防偽技術。 

　　當時，經過我們印鈔技術人員的艱苦努力和刻苦攻關，我們確實在印鈔防偽技術上取得了重要突破，主要體現在黑白線交錯花紋制作工藝的研制上。北京印鈔廠主要設計人員商伯衡、劉觀潤、張作棟等運用自己長期從事雕刻鋼凹版的豐富經驗，從雕刻鋼原版軋制鋼軸，再到翻轉軋制鋼凹原版，經過幾十次不同工藝路線的設想和實驗，終于在拼制第二套人民幣鋼凹版彩色印樣之前將這一國際上先進的雕刻技術一舉攻破了。據了解，當時的美鈔、英鎊上都沒有這樣的先進技術。很快，成果上報到中國人民銀行，并迅速得到批準應用在新版人民幣的顯著位置上。據說當時對于這樣重大的創新技術，廠里并沒有明確的技術發明創造的獎勵辦法，為了酬勞這些共和國的功臣們，最終由廠長做東，邀請大家到豐澤園飯莊吃了一頓飯，喝了一瓶二鍋頭，就算是最高的獎勵了。其他如鋼版雕刻暗花技術，由商伯衡、劉觀潤等于1952年研制成功，鋼版雕刻變點技術由張作棟、李琨普、符崇輝等于1952年研制成功。 

　　1960年，五元券(過渡版)設計方案上報國務院并獲得批準。 

　　隨后，中國人民銀行印制管理局迅速組織雕刻設計人員進行技術攻關。他們同美術專家通力合作，利用很短時間便完成了設計任務。雕刻師吳彭越充分展現了他的雕刻技藝，和他的團隊緊密配合，在短短二十四天內便出色完成了上級交給的雕刻任務。 

　　從藝術欣賞角度看，改版后的五元券(過渡版)更加具有藝術性和觀賞性，它既是一張精美無比的鈔票產品，也是一幅優美動人的藝術畫作，得到了社會的廣泛好評。專家評價，這是一幅表現我國各族人民團結、祖國欣欣向榮的圖畫，畫面人物眾多，場面宏大，雕刻者充分把握了畫面的主題思想和氣氛，運用高度精細的雕刻手法和多變的點線，使眾多性別、年齡、民族各異的人物栩栩如生。 

　　為使畫面色調明朗，各種人物形象明顯，雕刻者吳彭越在深淺和黑白色調的把握上，適當減少灰調，有力地增強了人物形象的鮮明性。在線條運用上，根據不同的對象和服飾各異的特點，采用剛柔相濟、曲直相應的手法，增強了畫面的對比度和動態感，使整個氣氛與主題思想相符，達到主題內容和表現形式的完整和統一。在人物表情的刻畫上，以精湛熟練的刀法，準確地刻畫出人物的面目表情，充分展示了雕刻者高超的技藝。 

　　設計任務完成后，中國人民銀行印制管理局又迅速對所屬北鈔印鈔廠、上海印鈔廠下達了生產計劃，要求定于1958年完成改版五元券(過渡版)的制版任務。后來，根據市場的需要，中國人民銀行指示:對制版計劃進行調整，要求提前一年完成五元券(過渡版)的制版任務，也就是說，要求在1957年完成。 

　　第二套人民幣五元券(過渡版)使用的是蘇聯特1號小五星水印紙印刷。1961年至1962年、1964年由北京印鈔廠生產，1962年、1964至1965年由上海印鈔廠生產。 

　　改版后的五元券(過渡版)既保留了現行流通中的五元券的優點，又克服了其中的不足部分。經過努力在某些方面特別是在正面主景雕刻藝術方面已經大大超出了當時流通中的蘇聯版五元券。最關鍵的是，改版后的五元券充分發揮了新研制出的凹印機及四色膠印機的技術特點，利用了當時最先進的印刷技術，強有力地增強了鈔券的防偽能力。主要技術特點有:正背面花邊均采用凹印印刷，其中正面花邊按照雙色凹印設計，背面花白用一色凹印設計;正面地紋用四色膠印機印刷，設計三色或四色地紋，分別采用變化地紋相似色的分色套印或接線地紋兩種方法分別設計;背面地紋和套花采用新凹印機一次印成三色套花和二色地紋(凸印二色、凹印一色或二色)，即設計凸版二色變化地紋相似色的分別套印和中間套花。采用凸版、凹版相結合的三色分色套花技術。 

　　綜上所述，第二套人民幣五元券(過渡版)的設計印制，主要是基于我們對市場環境的現實需要和對印鈔防偽技術的更高追求，同時，這也是對于我們能否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力量擁有較高先進防偽技術的一次極好的檢驗。 

　　第二套人民幣五元券(過渡版)的設計、印制的成功，對于我們設計、印制一套更加符合我國國情、更加具有自主創新特點的第三套人民幣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從此，我國的鈔票就全部由國內自行設計、制版、印刷，永遠結束了由外國操辦的歷史。 

　　至于由于中蘇關系破裂所致，為了國家利益，我們果斷地停止了第二套人民幣三、五、十元券在市場的流通，限期收兌，那自然是1962年4月20日第三套人民幣發行以后的事情了，根本就不存在因為中蘇關系破裂、我們停止了三、五、十元券的流通之后，才開始設計、印制第二套人民幣的五元券(過渡版)，要真是那樣的話，恐怕就太晚了，這里邊既存在一個時間上先后的史實問題，更存在一個如何以唯物主義的態度認識歷史、尊重歷史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