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郵政集團公司：

你公司關于報審《“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紀念郵票圖稿的請示（中國郵政〔2019〕159號）收悉。根據我局審定的2019年紀特郵票發行計劃，該紀念郵票一套2枚，郵票內容為：1.傳承“五四”精神；2.奮進新時代。發行日期為2019年5月4日。經審查，同意使用該套圖稿（圖稿復印件見附件）印制郵票。

此復。

    附件：“‘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紀念郵票圖稿復印件

                           國家郵政局

                          2019年3月15日

           集郵門戶網快評 在年初的方案中，原定使用"票中票"形式設計，這既是一種偷大懶、瞎糊弄的設計方式，又是遭集郵者唾棄的表現形式，一個已經發行的郵票圖案，要二次甚至三次再次上郵票，這不能說不是郵票設計的窮途末路！好在看到設計部門作出的糾正，我們對圖稿拭目以待！

• 五四運動

   

  （1919年青年學生組織的愛國運動）

   討論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乘機加強對中國的侵略，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日漸增長。1919年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引發了偉大的五四運動。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的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階層共同參與的，通過示威游行、請愿、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種形式進行的愛國運動，是中國人民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又稱“五四風雷”。

從1918年11月的“公理戰勝強權”慶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會議，短短兩個月時間，當時的中國充分詮釋了“自古弱國無外交”[1] 的定律，所謂的“公理戰勝強權”不過是一個美麗的童話。面對這樣屈辱的局面，從5月4日開始，北京的學生紛紛罷課，組織演講、宣傳，隨后天津、上海、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工人也給予支持。 [2]

五四運動直接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黨史一般將其定義為“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注意這里的“封建”一詞是泛化的封建觀），并以此運動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

北京學生運動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獲悉巴黎和會拒絕中國要求的消息。當天，

李大釗

學生代表就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學學生舉行大會，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現北京師范大學）、法政專門、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有代表參加。學生代表發言，情緒激昂，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最后定出四條辦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齊集天安門示威的計劃。這四條辦法是：

（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

（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合約上簽字；

（三）通電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國恥紀念舉行游行示威運動；

（四）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與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等13校代表，在法政專門學校開會決議下午在天安門前舉行集會和游行示威。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沖破軍警阻撓，云集天安門，北五四運動口號

京高等師范學校最早到達天安門。他們打出“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并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學生游行隊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今北京師范大學前身）數理部的匡互生第一個沖進曹宅，并帶頭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后，軍警出面控制事態，并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天安門前金水橋南邊高懸的一副對聯引人注目：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頭。

燒掉趙家樓的學生游行活動受到廣泛關注，各界人士給予關注和支持，抗議逮捕學生，北洋軍閥政府頒布嚴禁抗議公告，大總統徐世昌下令鎮壓。但是，學生團體和社會團體紛紛支持。上海學生聯合會

1919年5月7日，長沙各學校學生舉行“五七”國恥紀念游行，游行隊伍被張敬堯派軍警強行解散。 [6]

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學生聯合會。

1919年5月14日，天津學生聯合會成立。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和工人也給予支持。

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學生聯合會派鄧中夏到湖南聯絡，向毛澤東、何叔衡等介紹北京學生運動情況，并商討恢復和改組湖南學生聯合會問題。 [6]

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罷課，并向各省的省議會、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學校、報館發出罷課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后，先后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斗爭。

“五四”發生以后，作為點燃五四之火的大總統徐世昌也與教育總長傅增湘等人在總統府密議，最終討論的結果是對學生運動不應操之過急，而要采取懷柔、軟化政策。

1919年5月28日，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成立。 [6]

1919年6月，由于學生影響不斷擴大，《五七日刊》和學生組織宣傳，學生抗議不斷遭到鎮壓。

1919年6月3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涌向街道，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170多人。學校附近駐扎著大批軍警，戒備森嚴。湖南長沙的第一師范、湘雅醫學校、商業專門學校等二十個學校學生舉行總罷課。 [6]

1919年6月4日，逮捕學生800余人，此間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上海工人罷工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上海工人罷工

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和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

1919年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總數前后約有六、七萬人。上海工人罷工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運動的主力也由北京轉向了上海。

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聯合會成立，反對開課、開市，并且聯合其他地區，陳獨秀

告知上海罷工主張。通過上海的三罷運動，全國22個省150多個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

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

1919年6月28日，中國代表沒有在和約上簽字。

文界響應

1919年6月23日，由阮真主編的《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創刊，發行所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

設在門簾橋省教育分會事務所內。張聞天，沈澤民（茅盾之弟）為編輯科科員，是該報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該刊及時報道南京、江蘇及全國學生反帝愛國運動的情況；圍繞如何“改良社會”這一中心問題，抨擊日本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批判舊制度、舊道德、舊思想、舊習慣，宣傳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并介紹各種新思潮(該刊連續出版了70號，至9月11日停刊)。阮真在該刊最后一期的《編輯科經過報告》中這樣寫道：“……真（阮真）于發表來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會及改良教育為救國初步之方針，此本刊之微意也。”

中國收回主權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國倡議的華盛頓會議召開。

1922年2月4日，中國和日本還在華盛頓簽訂了《中日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 [7] 及其附約。條約規定：

• 日本將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中國將該地全部開為商埠；

• 原駐青島、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日軍應立即撤退；

• 青島海關歸還中國；

• 膠濟鐵路及其支線歸還中國等。

附約中規定了對日本人和外國僑民的許多特殊權利，但是中國通過該條約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抵制日貨

1928年5月，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運動委員會”，痛陳國力衰微，經濟絕交乃是阻止日軍侵略的惟一方法，號召對日進行經濟戰。一場聲勢浩大的抵制日貨運動，在當時執政黨的大力推動下，激蕩全國。違反抵制日貨者，甚至被剝奪一定的公民權。這種經濟上的堅壁清野，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悲壯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