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八年，王莽篡漢做了“新朝”皇帝。一心要把漢朝的制度按照古制來改革一番，在他復古改制的一系列活動中，最為荒唐的首推貨幣改制。他在短短的七年當中(公元7—14年)，幣制接連改了4次，每改一次，錢越改越小，面值越做越大，無形中把老百姓的財富全部搜刮去了，由此更引起了上下對他的反對，從當假皇帝的時候起，他就像變魔術似地頻繁地更換貨幣。

第一次貨幣改制是王莽居攝二年(公元7年)五月，他在當時流通的五銖錢外，另外發行了三種貨幣:“金錯刀”值五千；“契刀”值五百；“大泉”(重二十銖，每銖約0.7克)，值五十。發行這些大面額錢幣，他認為是符合古代“子母相權”的遺意，實際上這些新幣都是虛價大錢，其面值大大超過實價，如大泉只比漢“五銖”錢重一倍半，而面值則相當于五銖錢的五十倍。至于金錯刀、契刀就更不必說了，這些虛價貨幣的發行，根本不考慮流通界的客觀需求，而全靠強權推行，它實際是對人民財富進行公開掠奪的一項財政措施。伴隨著虛價錢的流通，引起了私鑄錢的盛行，這樣漢武帝以來改進開創健全的五銖錢制度便遭到破壞。

第二次幣制改革是公元九年，他又廢止了錯刀、契刀、五銖錢，另發行“小泉”代替五銖錢，流通中的合法貨幣只有小錢、大錢兩種:小錢即“小泉”，重一株，值一；大錢即原來重二十銖的“大泉”，值五十。廢除五銖錢的流通是為了消除漢朝的影響，而同時也廢除了他首創的古色古香的契刀和錯刀，這并不是他忘情于復古，而是忌諱“劉”姓是“卯金刀”(“劉”繁體寫法)組成，就覺得“刀貨”流通對“新朝”有不祥之兆。

第三次是在公元十年，王莽下令實行所謂“五均賒貨”和“六莞”法，并實行了他的最荒唐透頂的一次貨幣改制。即所謂“寶貨”制，他的“寶貨”制包括的貨幣種類各色共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其內容真是五花八門，堪稱世界貨幣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觀。所謂“五物”者就是金、銀、銅、龜、貝五種幣材，“六名”者就是“金貨、銀貨、龜貨、貝貨、泉貨及布貨”；“二十八品”者，則是金貨一品、銀貨二品、銅貨三品、龜貨四品、貝貨五品、泉貨六品、布貨十品，合計二十八品。這種寶貨制頒發后，史稱“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間私下只承認五銖可在交易中流通，雖嚴刑峻法也無法禁止。到后來，王莽知道他此法把人民弄得眼花繚亂，愁苦不堪，只好從簡，雖如此，王莽卻還留戀于已成古董的古代銅幣制度，后竟然又進行了最后一次貨幣改制。

第四次是于公元十四年又罷黜大小錢，改行“貨泉”、“貨布”兩種:貨泉，圓形方孔，重五銖，值一；貨布，形似古代的“兩足”布、重二十五銖，值二十五。原來重十二銖的大錢，規定與重五銖的貨幣等值，允許繼續流通六年，這次改制看來是簡化多了，因這時農民起義的烈火已經燃燒起來，于公元二十三年，他本人伴同他搜刮的六十匱黃金(每匱一萬斤)都被攻入未央宮的長安市民們一起埋葬。

在王莽統治的不多幾年里，他頻繁的貨幣改革，使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的損壞，給人民帶來極大的痛苦，王莽所謂的“一片善心”造下了人民的千般痛苦。

對于王莽來說，他違背了客觀規律，脫離了現實社會，陷入了泥古、諂古的泥坑。對于貨幣制度的改革，他既不理解貨幣的性能，也不理解時代的需要。如最可笑的是在四次改革幣制中，他竟把秦漢以前早就逐漸失去貨制職能的刀幣、布幣甚至貝幣、龜幣等稀奇古怪的東西又重新抬出來使用。如此，使中國貨幣發展史倒退了一千年左右。人類發展史可以追溯到幾百萬年以前，社會的每一個進步，都是在舊的基礎上向新的高度邁進，不管速度有多慢，但從來沒有一次是靠歷史車輪倒行取得的。雖然王莽改制的錢幣大多鑄造精致、形態奇美、古意盎然，留給當時或后世的僅僅是作為玩賞品，珍藏數枚尚可，而完全不能作為那時可流通的貨幣。所以史鑒告誡我們:思古慕古都可以，就是不能復古。如果前者還可以使我們產生幽情，那么后者就會使我們把原有的進步付諸東流，這是人類文明所不容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