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存世的清代川錠，無論正供稅課還是雜斂附加，都有不少實物。作為其中一項重要利源的契稅，雖然史料系統完整，卻未見有一件自銘契稅的銀錠實物傳世。
　　契稅是民間田地房產的所有權轉移時，按契約交易額依例向有司交納的稅款。清制凡置田買房，須向官府申報納稅，完成相應程序，交易便合法完成。如違，按例“即行治罪，并追契價一半入官，并照例補納正稅”。契稅稅率為“契價每銀一兩，輸稅銀三分”。
　　清代四川較別省富庶，田房交易亦較他省為多。清中期后，隨著鹽業及經濟的發展，房地交易更為活躍，規模更加擴大。“四川民情浮動，買賣地畝，幾同兒戲，更有朝為售主，夕作買戶者”。是故，“清代各省田房契稅，以四川為第一”。
　　清代四川的契稅為定額包繳制，全省契稅總額，按不同情況分攤給各州縣。收不及額，由地方官賠補；有余，則入地方官私囊。契稅盈余是地方官最重要的利源，甚至差缺的優簡，也以此為重要標志。本文圖示的蓬溪縣每年“契稅盈余約二萬兩”。
　　清代四川的契稅解額，依周洵《蜀海叢談》載：乾隆以前，歲為二萬八千余兩；乾隆末年，用兵需費，加解額五萬兩，共為七萬八千余兩；光緒二十年，甲午戰爭賠款，加解額十萬兩，共為十七萬八千余兩；光緒二十六年，庚子賠款，又加解額兩倍，于是全省解額新舊共為五十三萬四千余兩；光緒三十四年，經征總局設立，剝奪了各州縣的財權，將各種賦課全部收歸國有，全省契稅亦一律改歸國有，是年共收契稅二百余萬兩；宣統元年，收二百七十余萬兩；二年，收至三百萬兩有奇；三年，亦收二百八十余萬兩，截止宣統三年時，全省歲收內計地丁、津貼、捐輸、新捐輸、火耗，共收銀四百三十萬兩，鹽款共收銀六百三十萬兩，契稅銀三百一十余萬兩，兩厘銀七十余萬兩……
　　如上所述，契稅是清末四川僅次于鹽課和地丁津捐之和的第三大利源。上述稅賦均有銀錠實物存世，惟獨不見自銘契稅的銀錠實物。這巨額稅收是如何消逝得蹤跡全無的？上述史料為我們找到了答案：我們時常可見的三戳錠，就是契稅的銀錠實物。
　　首先，這種俗稱“三有錠”（年份、地名、匠名）的川錠是清代四川上截藩庫的標準稅錠，除極少數幾個州縣，其余都有銀錠實物存世。結合契稅包解藩庫的特性和巨大的收數，以及此類錠的存世量，都能說明它就是契稅錠，也只有它能解釋巨額契稅的最終去向。
　　其次，除了契稅，其他依例上解藩庫的稅銀都有實物存世，亦可反證這種尋常可見、但不受重視的稅錠就是契稅錠。
再者，光緒二十年、二十六年的兩次加征，以及三十四年經征總局的設立，都使契稅的征解額達到了新的高度。我們目前所見的三戳錠實物，也以這幾個時間點之后、之間居多。而地丁、津捐等亦是如此。
　　綜上所述，我們有充分的理由還原這種三戳錠的本來身份——契稅銀。同理，另外一種早期的兩戳三有錠，亦應是契稅的銀錠實物遺存。
　　為什么長期以來我們對這種錠子熟視無睹，對它的身世只認至上解稅銀？慣性思維應是很主要的原因。同樣的錠子在他省是標準的錢糧銀或地丁銀，而四川稅課錠正雜稅種皆銘以錠的特征給人造成了錯覺，以至于我們明知它是稅錠，卻還要把它同其他帶稅名的錠子分割開來而沒有進一步究其源本。這也讓我尋覓良久而不獲，原來竟在我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