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旭東
從明朝中后期開始，我國因充足的白銀儲備而確立了以白銀作為本幣的銀本位體制，至民國24年，已足足有將近五百年的歷史。國人的日常交易和收支用的都是銀錠與銀元，計算的單位也都是銀子，甚至連近代貨幣金融的場所也都稱作銀行。白銀貨幣在我國有著如此悠久的傳統，卻由于國際形勢所迫，最終不得不廢棄。
1935年，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鑒于美國推行白銀法案后，在國際市場上大量收購白銀，致使中國的白銀大幅外流，甚至超過了鴉片戰爭前的狀況，因而廢除了銀本位的貨幣體制，采用法幣作為紙質本位貨幣。隨后，國民政府徹底收兌民間私藏的白銀通貨，用以換取英鎊美元作為準備金，并規定法幣壹圓兌銀元壹圓。
圖1為中國銀行在1935年推行幣制改革后發行的天津版壹圓法幣票。正面為農耕圖，背面是花紋環飾的數字面值與外文，中間為船洋背面的帆船圖，以示等值。
傳統的貨幣歷史學界公認這次幣制改革具有進步意義，在當時，情況確實如此(但把民眾的白銀集中到統治者手里，實在是對百姓財富的根本性掠奪)。由于和英鎊美元這樣的強勢貨幣掛鉤，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法幣幣值穩定，商民使用皆稱便利。然而，世事并不太平。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為了軍需開始大量印發貨幣；又由于日方套兌的因素，法幣在1940年終止了外匯市場買賣，幣值開始下跌。至抗戰末期，法幣的發行量已然比戰前增加了約四百倍。
抗戰勝利以后，中國本該大力恢復生產建設，可是國共內戰又起。國民黨為了支付戰爭所需，仍然開足馬力拼命印鈔。至1948年的3年間，貨幣增發超過一千倍。這樣的超級通脹，使得人民的積蓄統統化為烏有。這還沒完，1948年5月以后推出的金圓券又把民眾手里最后的硬通貨都徹底劫掠干凈，直至解放軍打過長江，把國民黨趕到南方。
圖2的紙幣是浙江省銀行于1949年發行的壹圓銀元兌換券，正面左側是省會杭州的景物，右側是孫中山側面像；背面為花紋、數字和銀行主管的簽字，中間又是船洋背面的帆船圖。這
張鈔票流通的時間極短，連十個月都不到，在當時的舟山發行。時值國民黨軍隊日薄西山、窮途末路之際，國民政府只得重新拿出銀元作為本幣，并在海南島開始鑄造老銀元，錢幣界稱之為海南版。中央銀行也開始印制銀元券來兌換，又規定壹圓銀元券兌換一枚銀元。這真是又一次的輪回，只是這次已是末日余輝了。
回想當初取消銀本位，是由于受到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歐美各國紛紛取消了金本位，競相壓低本國貨幣匯率，不斷注水貶值以自救，就如同當今各國的貨幣寬松政策一樣。但紙幣一旦與實物貴金屬脫鉤，純粹依賴政府信用的話，誰又能肯定法幣案例不會再現呢？筆者不禁想到世界著名經濟學教父大衛·李嘉圖的名言：“如果一個政府只顧自身的利益而不斷地增加紙幣的印發量，從而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惡果。那么到底由誰來為此負責？又有誰來制約它和監管它？”
大師在二百年前發出的質問，時至今日依然振聾發聵、擲地有聲。政府從自身立場出發，當然是希望發行的貨幣越多越好；政府當然也會自律，可局勢的發展往往很難人為控制。無怪乎2008年后，世界銀行的行長佐利克又重新發出恢復金本位的倡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