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北宋錫母的討論”是新浪cuitongqing37的博客作者所做《基于同模關系概念的母錢研究》一文中的一章。經過修改后發表在國內外的有關刊物上。
研究古代錢幣，有的時候要用常識思考問題。常識，一般都是正確的。例如錫，材質軟，便于修刻，這是常識。還有，錫母使用壽命短，用它翻鑄幾千枚銅母錢是夠用的。
根本沒有錫母錢---這是作者文章中做出根本否定的研究結果。但是，1、他引用的大量史料證明了錫母的存在、2、他的研究過程，取得的錫母錢的、銅母錢的使用壽命數據是正確的；3、古往今來的錢幣研究者，都沒搞明白，錫母的任務就是鑄造數千枚銅母錢幣。
大家首先要知道批量銅母錢幣的鑄造，是一套連續的工藝技術，錫母錢是過渡工藝。
第一步：鑄制種母錢。這就是朝廷的樣錢頒布之后，鑄錢工坊首先要按樣刻制一枚雕母，可能是木質、或者錫母；再用它翻制一枚“種母錢”，當然還是錫錢，這枚錢的特點是比較厚，一般折十錢是4mm以上，小平錢種母錢的厚度不低于3.5mm。種母錢的概念是，一生百千萬。它是唯一的祖錢。
第二步：用一枚錫制種母，壓印鑄造出母錢正面模板，和背面模板。鑄造若干同型的銅“種母”錢。
第三步：工人手持的種母錢，在一塊模板上壓印母錢正面，深度是地章深度決定的1毫米上下；這樣，形成了“八八六十四”枚的母錢正面模板。母錢后面如果有文字，就另做一塊模板，也是這樣壓印。當然，只能壓印到地章一般不超過1毫米。這樣，就做出了厚度2。5毫米的母錢模板。大家注意，種母錢厚度是4毫米，此時，厚度減掉了將近一半。
第四步：模板做成先澆鑄的是錫，做成錫母。這時候，要揀選一大批厚度一致，質量好的錫母錢幣，經過修整后，作為錫母錢使用。
第五步：把錫母錢擺放在模板上，再用另一塊模板蓋上，整體壓印型腔。這樣就做出來標準比較一致的模板，這塊模板則澆鑄銅液，鑄造出銅母錢。
要讀懂這篇文章，看到他的文章那里是正確的，那些不正確，我們必須弄明白，為什么要用錫母錢。第一、錫或鉛的熔點很低，冶煉很方便，第二、錫和鉛很軟，便于刻制、精修能夠保證母錢的精度。第三、錫錢的功用是鑄造若干銅母錢，壽命是夠用的。第四，錫母的使用，減少了大量的修模時間。 錫母錢一定是客觀存在。作者引用的資料已經說明了這個問題。我們現在也有錫母錢幣。我在幾篇博文中，專門把宋夏遼金的錫母和銅母錢進行了對比展示。
原文：
《北宋錫母的討論錫母即母錢的觀點之論證始見于40年代創刊于上海的《泉幣》所載之《錫母之探討》一文（下簡稱《探討》）。此后，錫母即母錢的觀點獲得了廣泛支持，似成定論。本文將主要討論《探討》的兩個基本論據，以證明錫母即母錢的論點不能成立，并給出錫母非母錢、實為夾錫錢之樣錢的邏輯證明。
一 《探討》的基本論據
《探討》在論證錫母即母錢時提出了如下兩個基本論據：
（一）《山堂考索》謂，大觀二年宋喬年言諸路錢監現鑄大觀小平錢，并依舊料例，仍令崇寧監別鑄樣，臣令工匠鑄到錫母五文足，烏背銅樣五文足，漉銅樣五文足。
（二）《天工開物》載明鑄錢法謂，凡鑄錢，模以木四條為空匡，土炭末篩令極細，填實匡中，微灑杉木炭灰，或柳木炭灰，于其面上，或熏模，則用松香與清油，然后以母錢百文，用錫雕成，或字或背，布置其上。據以上二書，則知宋明鑄錢，皆用錫母。”[1]
下面， 我們將把引文（一）稱為論據一，把引文（二）稱為論據二。我們將證明此二論據無法成為錫母即母錢觀點的論據，因而錫母即母錢的論點不能成立。
二 “錫母”實指樣錢
論據一所據版本迄未查到， 我們將依據《四庫全書》影印本進行討論。《群書考索》卷60載：
大觀二年，開封尹兼提舉京畿錢監宋喬年言：“檢準近降朝旨，諸路錢監見鑄大觀小平錢，并依舊料例，仍令崇寧監別鑄樣。臣今勒崇寧東監工匠鑄到錫母五文足，烏背銅樣錢五文足，漉銅樣錢五文足，紐計到逐等本錢，內烏背錢五文足漉銅樣錢五文[按：以上九個字均為訛字] 有零，每人日鑄435文，漉銅錢每貫963文有零，每人日鑄 716文， 官兵請給不在此數。”詔烏背赤仄工力稍大致虧，戶部上供之數可以漉銅錢下諸路，令依樣鑄。 （ 長編 ） [2]
據筆者管窺所及，這是宋代文獻中唯一述及錫母的史料。它源于宋代史學名著《續資治通鑒長編》。據文獻學家考證，章氏當時備有《長編》完帙[3]， 故這一史料的可靠性勿庸置疑。但是，史料中的文字明顯有誤，即“五文足漉銅樣錢五文”9 字文理不通，應首先校勘。由上述史料語義分析可知，烏背錢為烏背赤仄錢的簡稱。由于人工耗費過多（即 “工力稍大”，“稍”在此語中有“甚、極”等義） 導致烏背錢虧損，而鑄制漉銅錢尚不虧損。因此，引文中的“每貫”指足貫，非指省貫。宋氏以足貫計算成本顯系為了便于計算和說明問題。正因為如此，宋代文獻史料中的鑄錢成本多以足貫及其類似者計算、表示與說明[4]。既然“每貫”指足貫，那么烏背錢的每貫成本要超過1000文。限于資料，其成本的具體數字無法推算出。據蔡絳《國史補》、《兩朝圣政》卷11紹興二年四月乙丑記事、王禹稱《小畜集》卷17“江州廣寧監記”等文獻記載約略推算，大觀小平烏背錢每貫成本為1100文左右。因此，史料中的9個錯字應改為“每貫一千×百×十×文”，或者“每貫一千×十×文”。 在校勘的基礎上，我們進行史料的語義分析就沒有障礙了。
宋喬年言事的第一句說的是，大觀二年朝廷改變鑄錢料例，于是令崇寧錢監以新頒之料例另行鑄制樣錢，以規范各路錢監的料例。若非如此，則朝廷不會令崇寧監另鑄樣， 因為，史料明載大觀元年已經開始鑄造大觀小平錢（ 如永豐監鑄烏背赤仄大觀小平錢）[5] 。 可見另鑄之樣是用新頒料例鑄的樣錢。所述之“別鑄樣”是由料例更易引起的。于此， “別鑄樣”只有兩種解釋： 一是“另外鑄樣”， 一是“分別鑄樣”，舍此無它。既然如此，所鑄之“錫母五文足”、“烏背銅樣錢五文足”、“漉銅樣錢五文足”則皆為樣錢，亦即，錫母為所鑄三種樣錢之一。
史料所稱“紐計到逐等本錢，內烏背錢每貫一千×百×十×文有零”中的“逐等”為 “逐類”、“各類”之意 （請參見商務印書館《辭源》有關條目）。 在古今漢語中，“逐”在表達“依序”同時也表達非確定數量概念，但它只能表達“三”及其以上的數量對象。在含“逐等”這一句子中，它不表達“依序”概念，而只表達非確定數量對象概念。由于語境的規定，它所表達的只是“三類錢”概念。因此，“紐計到逐等本錢”說的是，宋喬年“核算了三類錢的本錢”，即核算了錫錢、烏背、漉銅三種錢的鑄造成本。宋喬年向趙佶只匯報了“內”中烏背和漉銅兩種錢的鑄造成本，這不是因為錫母不是樣錢而是母錢，無需匯報，而是因為錫母類錢是另外一種不需匯報成本的錢。這類錢就是夾錫錢，而錫母是夾錫錢樣錢的一種特殊稱謂。夾錫錢本輕利重，朝廷內外人皆曉之，顯然無需詳細匯報，以待審批。
那么，如何證明錫母是夾錫錢的樣錢呢？
三 錫母是夾錫錢樣錢
由史料的語義分析可知，錫母為樣錢無疑。眾所周知，宋代不曾鑄造錫質的流通貨幣，雖然在宋代的文獻中“錫錢”一詞屢有所見。有學者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出土的兩宋錢幣進行了統計： 至1995年止，科學發掘出土的宋錢共 110批，約35萬公斤，包括銅鐵鉛三種錢幣，其中鉛錢 3枚，但無錫錢被發現[6]。 沒有任何文獻記載宋代鑄行錫錢，更沒有在大量出土的實物中發現錫錢，這充分證明，宋代未鑄行錫錢，因而錫母這種樣錢不可能是錫質行用錢的樣錢。宋代文獻中，與“錫”字相涉的錢幣名詞有“錫錢”、“錫鐵錢”、“鐵錫錢”、“夾錫鐵錢”、 “鐵夾錫錢”、“夾錫錢”[7]。這些名詞指謂的是同一種錢幣，即所謂的“夾錫錢”。因此，錫母只能是所謂的 “錫錢”即夾錫錢的樣錢。 既然是樣錢，為何稱“母”？凡由之而生者， 皆曰為母。樣錢為鑄錢規范之體現者，而行用錢為依樣鑄造者。就此意義而言，樣錢為母，為源，行用錢為子，為流。正因如此，明清兩代文獻中也有稱樣錢為母錢者。天啟六年工部尚書游鳳翔覆言中提到： “以后外省鑄局均宜遵照戶工兩部母錢如式鑄造，違式者重加懲罰。”[8] 清鮑康在《大錢圖錄》中說：“以后開鑄，則悉用母錢印范。頒發各省者亦謂之母錢，外省進呈者為樣錢。”由此可見，稱樣錢為母錢事非獨宋代所有。可以認為，明清的這種稱謂可能源于宋代的錫母這一特殊的命名表述方式。
于此順便討論《開元通寶錢的鑄法》一文作者為《探討》所補充的論據──《宋史》中關于錫母的記載[9]。《宋史》載：
初，蔡京主行夾錫錢，詔鑄于陜西，亦命轉運使許天啟推行。其法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每緡用銅 8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既而河東轉運使洪中孚請通行于天下，京欲用其言，會罷政。大觀元年，京復相，遂降錢式及錫母于鑄錢之路，鑄錢院專用鼓 鑄，若產銅地始聽兼鑄小平錢。[10]
論者認為，“錫母一詞的出現，適足為高氏所論[即《探討》一文]增一佐證”。此說基于對上述引文中的脫漏問題等缺乏正確的判斷，因而造成了對“錫母”一詞的錯誤理解。一些學者已正確指出，“每緡……又半之”之前有脫漏，此鑄料為一般當十銅錢（當為崇寧4年之前的當十銅錢）之料例，而非夾錫錢之鐵錫料例[11] 。 從引文的背景看，前二句記述蔡京罷相之前推行、鑄造夾錫錢和當十錢的情況，第三句記述的是，大觀元年京復相后繼續推行鑄造夾錫和大錢的情況。此句決不能理解為僅僅推行、鑄造夾錫錢，因為“若產銅地始聽兼鑄小平錢”分句隱含著“非產銅地不可任意兼鑄小平錢，只能鑄大錢”的語義信息。因此，“遂降錢式及錫母于鑄錢之路”中即包括大、小銅錢和夾錫鐵錢兩類錢之樣錢， 以“錢式”指稱大小銅錢之樣錢，以“錫母”指稱夾錫鐵錢之樣錢。在這里應該指出， 有學者對上述引文內容的理解是，將“每緡用銅8 斤┅┅又半之”句中的“銅”判定為“鐵”字之訛誤，然后將大觀元年頒降之“錢式”理解為夾錫鐵錢的樣錢，將“錫母”理解為母錢。這種理解與“若產銅地始聽兼鑄小平錢”一句在語義上相沖突，或者至少說，頒降夾錫鐵錢的樣錢及母錢與只有產銅地才可任意兼鑄小平錢的朝令 （此令說明允許兼鑄的小平只能是銅質小平錢） 二者在語義上是毫不相干的。顯然，前述學者的理解欠妥。還有學者作如是理解： 將上述料例理解為所謂銅夾錫錢的料例，然后將“錢式”理解為銅夾錫錢的樣錢，“錫母”理解為銅夾錫錢的母錢。如此，“降錢式及錫母”便可與“若產銅地……”一句統一而無沖突。但是，將“每緡用銅 8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作為銅夾錫錢之鑄料來理解，這又與其前的“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相沖突，亦即，按此料例鑄銅夾錫錢每枚重10.6克 （依崇寧四年火耗率8.33%計算）， 用此一枚夾錫錢當兩枚銅質小平行用，這不僅無法為廣斂民財的蔡京所為，而且與唐宋明清貨幣史相沖突，因此也是一種欠妥的理解。上述的語義分析表明，《宋史》中的錫母之所指只能是樣錢而不可能是母錢。下面，我們將據鑄造工藝學、金屬材料學、化學史等學科的基礎知識進一步論證錫母的非母錢性質。
四 錫母非母錢性質的分析
作為鑄造工藝裝備的母錢 （鑄造工藝學稱之為模樣） 是用以制作錢幣鑄型之型腔的模樣。模樣的制作在材質方面是有嚴格要求的。若生產單件或數量很少的鑄件，其模樣對材質的要求并不高。若以實體模樣鑄造一件或少量的并不復雜的鑄件，則可以木、塑、錫、鉛等低強度、低硬度的材料為之。但是，鑄造大批量的鑄件時必須考慮模樣的壽命問題，因為這涉及到鑄造成本。眾所周知，宋代錢幣鑄額極其巨大。因此，母錢制作的材質是錢幣鑄造生產管理者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模樣的壽命主要地決定于模樣制作材料的強度、硬度、耐磨性等物理性能和造型方式 （手工或機械造型）。 材料的硬度與耐磨性成正比，一般講，材料的硬度愈高，在摩擦時被磨損量愈小，故材料的耐磨性愈高[12]。銅合金的硬度一般約為布氏硬度 HB60[13] ，以其制作的模樣之壽命（即使用次數）約15萬次至20萬次[14]。 這是現代機械造型條件下模樣壽命的理論數據。一般認為，在手工造型的情況下，模樣的使用壽命為機械造型條件下的 1/10[15]。宋代的錢幣鑄造砂型，雖在《游宦紀聞》一書中被稱為“砂模”，但與現代鑄型仍有較大差別，即其含砂量低于現代砂型，含泥土量高于現代砂型。盡管泥土料的主要成分也是二氧化硅，但由于顆粒極細而對模樣的磨損遠遜于砂粒。但是錢幣鑄造的工藝要求極高，所以，可以把青銅質母錢的壽命估為10萬次。而錫金屬的硬度僅為布氏硬度 HB5[16]， 其值不及青銅硬度值的 1/10， 故可將錫質母錢的壽命估為 1萬次。這樣，我們便可看到錫質母錢對于鑄量極其巨大的宋代錢幣的鑄造是何等的不相適應。崇寧五年鑄錢總量為 289萬貫，合22億多枚[17]。若以青銅母錢印模鑄造，則需母錢2萬多枚； 若以錫質母錢鑄造，則需母錢22萬多枚。崇寧五年永平監鑄錢總額為 46萬5千貫，合 3.5億余枚[17]。若以青銅母錢鑄作，則需母錢3500枚； 若以錫質母錢鑄作則需母錢 35000枚。用錫質母錢鑄錢所需母錢數量較之多10倍，因而鑄制錫質母錢的工料費用顯然也要大量增加，盡管錫軟而易于加工。地殼中錫的平均含量很少 （不及銅含量的1/2）， 價格昂貴，在古代與銅相當，有時高于銅價10%多（錫在古代應用范圍窄，否則其價即如現代至少比銅高一倍）。 若用含有10%以上價格極廉的金屬鉛之鉛錫青銅鑄造母錢，則成本不會高于錫質母錢，且適于大量鑄錢。因此，從鑄錢生產總成本來看，以錫質母錢印模鑄造錢幣是不可能被采用的工藝措施。
或問： 有無可能在錫中加入特殊元素使之既有錫的銀白色澤又有較高的硬度和耐磨性而適于鑄制印模母錢呢？回答是否定的。錫中加入砷，或銻，或鎳，若其加入量在10%以上，則錫的硬度可大幅度提高，并且能保持錫的原有顏色。但是，這里有兩個問題：① 若加入其他元素，如加入 15%-20%的銻，其硬度可增至布氏硬度HB25-30，但這只是青銅硬度值的1/2。 ② 在宋代，砷、銻、鎳并未得到生產性利用，單質砷的制備最早完成于南宋時煉丹家手中。[18] 銅鎳合金──白銅古已有之，既有出土的西漢白銅器物，也有關于白銅的文獻記載，但是，單質鎳的制備最早完成于18世紀。第一部討論銻的文獻是1450年出版的發蘭丁氏的著作[19]。一般認為，銻在我國的利用始于1840年前后。我國明代即有用錫鑄字印刷的技術，可是直到咸豐年間仍用錫鑄字而非用鉛銻鑄字來印刷《文獻通考》[20] 。 由上所述可知，宋代絕無砷、銻、鎳的生產性利用之可能。因此，錫中加入其他元素而使之變硬， 從而增其耐磨性用以制作母錢， 亦絕無可能。
應該指出一種特殊現象──出土和傳世的錫器極其罕見。其根本原因是錫疫易致錫器化為粉末。純度高的白錫在18℃以下即變成灰色的“灰錫”，這種β→α相變所產生的內應力最后可導致白錫變成粉末。這就是所謂的錫疫現象。錫疫具有傳染性，所以錫器和錫材的保管要求是很嚴格的[21]。就此而言，白錫亦不宜用來制作母錢。
五 錫雕印模母錢的討論
古代鑄錢首先是一種社會經濟活動，因而必須考慮成本問題。既然錫質母錢印模工藝會加大鑄錢成本而不可能被采用，那么，錫雕母錢印模工藝更不可能被采用，因為后者的成本遠高于前者。因此，論據二對于錫母即母錢論點的論證也是毫無價值的。
宋應星收集《天工開物》寫作材料和撰寫書稿的時間約在萬歷32年至崇禎10年之間。我們可以萬歷中鑄錢為例討論錫雕母錢印模鑄錢與生產實際相悖的問題。文獻載：
[萬歷] 13年，鑄萬歷通寶錢15萬錠，內南京工部分鑄6 萬錠。[22]
試以南京之法，準之每爐7 人，盡7 人1 日之力，可得錢萬文。[23]
按明制每錠5000枚，故萬歷13年南京分鑄 3億枚。每爐日鑄 1萬枚，去除休爐時間（按宋制約休60天），每爐年鑄量為300萬枚。完成年鑄量 3億枚，應置錢爐100座。按《天工開物》所示，每爐用錫雕印模母錢100枚，100座錢爐同時開鑄共需錫雕印模母錢 1萬枚。因為錫質母錢壽命為1 萬次，所以， 全年300個鑄日共需錫雕印模母錢 3萬枚。請教資深雕刻匠師獲知，雕制一枚精美的錫母錢需兩個工作日。據此計算，3萬枚錫雕印模母錢需200個藝匠雕刻1年。而100座錢爐才用鑄錢工匠 700人，可見， 采用錫雕母錢印模工藝耗費人工甚多，因而鑄錢成本大增。而用銅質母錢鑄錢則可只雕制 100枚錫祖錢，然后翻鑄出3000枚銅質母錢即可滿足需要。3000枚母錢由日鑄萬枚的錢爐鑄造只需 1天即可鑄出，然后再由若干工匠用幾日精心加工、修整即可完成。這種多快好省的方法棄之不用而偏用少慢差費者之作法為任何從事經濟活動者所不取。
論據一明確記載了錫母為鑄成者。若錫母為印模母錢，其生產成本必然遠低于錫雕印模母錢。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既然如此，下面的結論必然被推出： 宋人鑄錢懂得考慮成本，其后的明人鑄錢不懂得考慮成本。如此之結論會有人接受嗎？于此，恭請錫母即母錢之觀點的支持者賜教。
至于《天工開物》所記之“以母錢百文（用錫雕成）”一語，筆者認為，可能是作者在尋訪時未弄清鑄錢程序，誤將鑄制母錢記為鑄作行用錢。此為可能之一。另一可能是既有上述之誤又有刻誤或筆誤，即將“銅”誤刻或誤寫為“錫”。
綜上所述，文獻史料的語義分析證明，北宋的“錫母”一詞指謂樣錢 （在《群書考索》中指謂進呈樣錢，在《宋史》中指稱與清代部頒樣錢大致相當的省頒樣錢）。 在大批量錢幣鑄造中，錫質母錢印模鑄造工藝因鑄錢成本高于銅質母錢印模鑄造工藝而不可能被采用，既然如此，錫雕母錢印模工藝更不可能被采用。因此，錫母即母錢的論點不能成立。既然錫母是樣錢，而非母錢，那么它只能是所謂的“錫錢”的樣錢，即夾錫錢的樣錢，而不可能是銅錢或鐵錢的樣錢。
作者：古泉園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