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王朝的滅亡與茍涎殘喘的南明小朝廷
萬里長城拱衛下的明王朝，于永樂十一年（1413）正式在貴州建省。為了能更有效地管控全省金融，作為行政最高權力部門的貴州布政司下設了“寶黔局”，負責鑄幣的發行，從此結束了貴州用幣全靠外省輸入的傳統格局。除了在貴陽、遵義、大方等地補鑄了明“洪武通寶”、“洪熙通寶”、“宣德通寶”外，并沿襲鑄制了“萬歷通寶”、“天啟通寶”、“崇禎通寶”等錢。清.順治帝入關初期，貴州尚未在其統治范圍，至康熙起才依次鑄行了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等帝王的年號錢。并于光緒十四年（1888年）發行了一種既無面值又無紀重的銀元，即：“光緒十四年貴州官爐造”背“黔寶”。該幣因系用手工法打制而量少，歷來被泉界視為銀幣小“十珍”。
由于明末崇禎年間官員貪腐成性，導致了社會矛盾的空前激化而政治腐敗。崇禎帝（朱由檢）少年得志，即位后曾立志要做一個“中興”之主，他雖勵精圖治而節儉勤政，但，仍無法挽回明王朝日益衰敗的頹勢，波詭云譎的歷史終歸湮沒了他一統江山的朦朧夢幻。1644年正月初一（明崇禎十七年），李自成在陜西的西安稱王，建國號“大順”，取年號“永昌”并鑄行了“永昌通寶”錢。由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軍以勢如破竹的絕對優勢一舉攻占了北京，崇禎帝被迫在殺妻滅子后自縊于景山。這一年是甲申年，3月19日這一天也就成了明王朝窮途末路的亡國祭日。在皇權一統天下的封建社會，全國的安危僅維系在一個人身上，權柄以其喜好而定奪，九鼎重器成為私人之物且子孫相授。這無疑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家天下的痼疾與遺風，使得不受約束的權力必定帶來瘋狂！大明王朝又豈有不亡之理？
李自成進京后便積極準備正式登基稱帝。但是，由于征戰急需銀兩，因而加緊了對明朝王公大臣“追贓助餉”且打擊面太大，又不懂得如何來團結和爭取大多數，以及從“起義軍”向“統治者”的轉換，依然延續起義初期施行的暴力鎮壓政策，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抄家并沒收財產。因此，歷史沒有眷顧驛卒出身的李自成，他在紫禁城里沒呆幾天，便倉皇出逃而亡命他鄉。
究其緣由，乃是當時駐守山海關的總兵，而手中掌握有4萬精兵曾多次擊敗清軍進攻的吳三桂，在得知北京淪陷和崇禎皇帝的死訊后，他首先考慮的是向農民起義軍投誠，以保全其在京城的家眷和財產。但是，當他聞知其父吳襄被起義軍拷訊追贓、愛妾陳圓圓被擄的消息，便“沖天一怒為紅顏”地徹底倒向了滿清并門戶洞開地獻出了邊關，甘作鷹犬地率兵與之聯合，內外夾擊地進逼北京，給李自成的大順政權以沉重的致命一擊。
1644年5月1日清.順治帝定都于北京，結束了在中國統治長達270多年的大明王朝。僅在這一年之內，紫禁城的龍椅上就曾坐過三位帝王（崇禎、李自成、順治）。為了攏絡人心，進京后的清廷立即為崇禎帝發喪、下葬，并宣布恢復在京官僚、財主的產業，拉攏上層分子，對漢族“倡先投順者”給予高官厚祿的利誘。另一方面，對不服從剃發留辮的老百姓大開殺戒，而對吳三桂則加官晉級，使其能領兵繼續追剿李自成、張獻忠的起義軍殘部。
明王朝覆滅后，其王子王孫們紛紛逃至南方，在舊臣遺老的扶持下各自建立了清軍勢力未及的地方政權，偏安一隅地茍延殘喘。其中：福王朱由崧逃至南京稱帝，建年號“弘光”，鑄行了“弘光通寶”小平錢，直徑在2.4厘米左右；折二型直徑則在2.7厘米至2.8厘米之間，因“弘”字的“弓”旁有大小之分，而“大弓”偏旁背星者較少。且“弘”字還有一種“行弓”版，即“弓”旁的第二筆較長�！巴ā弊謩t有單點“通”和雙點“通”之分，另有一種長“通”較為少見。且弘光政權在所有南明小朝廷中也是最短的，時間還不到一年。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當清軍逼進南京，朱由崧遁逃，那些平時極言效忠朝廷的官員們卻紛紛作鳥禽散而無不力求自保。有一丐兒見狀，憤然在百川橋柱下題詩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遂擲筆躍入秦淮河中自溺。此詩與五代十國后蜀花蕊夫人所寫的那首“君王城頭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三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無疑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五常：仁、義、禮、智、信。孟子認為：君臣之間有禮義之道，故應忠；父子之間有尊卑之序，故應孝，兄弟手足之間乃骨肉至親，故應悌；夫妻之間摯愛而又內外有別，故應忍；朋友之間有誠信之德，故應善；這是處理人與人之間倫理關系的道理和行為準則；卑田院即“悲田院”的語訛。原為佛寺救濟貧民之所，后泛指收容乞丐的地方。）
魯王朱以海因偏安浙江的臺州，于1645年6月在紹興被立為監國。為了擴大影響，企盼在“大明”旗幟的昭示下凝聚民心，特地鑄行了“大明通寶”錢，以及光背或背“帥”、“工”等字錢。黃宗羲在其《行朝錄》中載曰：“王回越，鑄行大明通寶錢”；唐王朱聿鍵于1645年在福州即位，建年號“隆武”，鑄有“隆武通寶”錢。值得關注和必須仔細辯別的是：該幣的“隆”字有從“生”、從“正”或從“缶”之分，但，唯有從“缶”者較為稀少，其存世量也最為罕見；1646年7月桂王朱由榔立于肇慶，建有年號“永歷”并鑄行了“永歷通寶”。在《三藩紀事本末》一書中對此曾有過明確的記載：“永明王神宗孫，避于梧州，于丙戌改元‘永歷’，其錢有大小4種。”
然而，這些各自為政的南明小朝廷非但不能團結一致地來共同抵御滿清的入侵，反到在內部相互傾軋排擠、爭權奪利、自相殘殺，其激烈程度并不亞于有明以來的朋黨之爭，導致了反清復明的徹底幻滅。其實，此間清.順治帝已入主中原并占據了大半壁江山，這些各據一方的臨時政權，可以說甚至連流亡政府也談不上，故，史書上稱之為“南明”，且不將其作為正統的朝代來記載。不過，其傳世至今的各種貨幣卻給為研究南明政權的史學家們帶來了更多的思考。同時，流傳于滇、黔兩省的該類錢幣，也給收藏愛好者留下了不少好的藏品。
二、“興朝通寶”的鑄行與衰敗
有傳李自成一路兵敗后遇難于湖北通城縣的九宮山，或曰出家而不知所終。另一路以張獻忠為首的大西軍則在成都成立了蜀王府，鑄有“大順通寶”，樹起了反清復明的旗織并成為當時的戰斗主力軍。他聯系全國所有的農民起義軍隊伍及其它反清勢力，后又與逃至西南地區與南明永歷小朝廷聯合，共同來抗擊清廷。
明末清初的順治帝為了鞏固和維護統一全國，先后起用了三邊總督洪承疇、山海關總兵吳三桂等明朝降將為其開路打先鋒。清廷在勸降張獻忠歸順無果后，于1646年1月派肅清王靖遠大將軍豪格大舉進攻四川。大西軍的叛將劉進忠自漢中領引清兵夾擊張獻忠，致使其在鳳凰山中箭身亡。其義子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與艾能奇等四將，率軍由重慶渡江進入貴州的遵義地區，同年3月占領了貴陽，安穩后又移兵至云南駐防。在1648年至1652年的四年間，由于清軍忙于調兵遣將，集中兵力與尚在湖廣地區的永歷小朝廷作戰，孫可望的大西軍方得以稍有喘息之機。
清.順治八年正月二十日，孫可望迎請永歷君臣一行至安隆所（現今貴州的安龍縣），為圖吉利特將“安隆”改名并升格為“安龍”府。使之一度成為永歷帝在此四年的駐蹕地。對于孫可望來說，名義上雖尊奉永歷年號，但卻自稱“秦王”。他在駐扎貴陽期間，征發民工，大興土木，營造宮殿，設立五府、六部、三衙門，分封文武百官，命令四川、貴州、云南三省歸屬南明王朝的文臣武將，克期到其府上朝見叩拜。占據滇、黔兩省而自認為不二人選的孫可望，因自恃迎請有功而野心勃勃，且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嫌，他躊躇滿志地演繹了“龍”這一象征帝王徽式的另類故事，其欲取而代之的狼子野心早已昭然若揭。為了解決軍、政費用的龐大開支，加之出于自己尚未登臨皇位，未定朝代名稱之顧慮，便用“興朝”二字暫代年號，取其新的朝代即將興起之意，鑄行了“興朝通寶”。在《明通鑒》中有曰：“明在籍御史，議尊（孫）可望為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另外，民國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因貴州安龍縣培修當地明末王墳，拆墓時在近棺處得制錢十二枚，即有“興朝通寶”和“永歷通寶”等錢，背面皆為“五厘”字樣。
“興朝通寶”錢可分為小平錢（背工）、折五（背五厘）和折十（背壹分，俗稱折銀錢）共三種。即：每枚可抵白銀一分或五厘行用。其中，又有不同的版別。從鑄制的工藝上來看，是典型的傳統鑄制風格，尤其是“通”字的寫法，起筆、頓筆成一立點，俗稱為“鳳頭通”，不像五厘是“平頭通”，更與云南的“菱頭通”而大相徑庭，且與貴州鑄造的背“雙星”之“永歷通寶”寫法完全一樣。該“壹分”幣的直徑為45.7毫米，厚0.2毫米，重24.3克，穿徑11毫米，正面緣寬5毫米；因背面“壹分”兩字較大，故又被稱作“大壹分”，且比較寬而扁；另一種“壹分”二字則顯得細長。此類錢文大氣，剛勁有力，不像“永歷通寶”錢因材質差，鑄制的工藝不精，顯得有些匆匆而就。因“興朝通寶”錢文的字體古拙，內、外郭較之其他錢幣寬且分量足，對吳三桂的“利用通寶”、“昭武通寶”，及其孫吳世璠的“洪化通寶”等諸錢，無疑都有著明顯的影響。
李定國卓越的軍事才能深得永歷帝器重，有名的“永歷通寶”背十二字“敕書錢”就是專為他鑄造的。這就引起了跋扈驕悍而得垅望蜀的孫可望之忌妒與不滿，他全然不顧大局竟帶兵來攻擊李定國。以致，其部下有正義感的將士紛紛在陣前倒戈而使之大敗。順治十四年十月（永歷十一年，公元1657）眾叛親離而走投無路的孫可望，便無恥地投降了清軍，參與
并領引清兵來追殺昔日兄弟，使得反清大業遭受重創而再次進入低谷。不久，隨著清王朝政權的日益鞏固，孫可望失去了可利用的價值，在一次與清軍行獵途中被滅殺。
三、鑄時最長的南明“永歷通寶”
永歷小朝廷是各種勢力的怪胎聯合體，它曾一度控制了廣東、廣西、湖南、江西、四川、貴州、云南等七省的區域而一時聲威大振，出現了在南明時期抗清斗爭中少有的高潮。然而，因其內部的矛盾重重，宦官專權，黨爭紛起，猶如一盤散沙。文臣與武將之間互相輕視而爭權奪利。且文官中又有“閹黨”與“清流”之分，武將中亦有“吳黨”和“楚黨”之爭，此
外，還有農民起義軍與政府軍之別。各派系之間的政治勢力互相攻訐，明朝將領想利用起義軍來抗擊清軍，但，只要形勢稍有好轉，起義軍就成了被各方面排擠打擊的對象。如此亂象，又如何能團結御辱？這也使之一直都處于動蕩不安中，并給清廷有了可乘之機。
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永歷八年）初，永歷帝懾于孫可望的淫威和逼迫，在大學士吳貞毓等人的支持下，秘密寫信給出征在外北伐抗清的驍將李定國、劉文秀，請求其速回護駕。不料，此消息被宦官馬吉翔密告給了孫可望。盛怒之下的他，借機發難，以此來驗證自己在永歷小朝廷中的威嚴，遂用嚴刑拷掠諸臣，脅迫永歷帝下詔，處死吳貞毓及刑部給事張鐫、中軍左都督鄭允元等十八位大臣。
現位于安龍縣城西的天榜山，是埋葬為南明永歷小朝廷而死節的明十八先生墓地。筆者曾特地兩次到此一游，尋覓和體驗那昔日悲壯的蹤跡。往事如煙，漸行漸遠。面對那塊于1980年出土由朱由榔親題，鐫有“明十八先生成仁之處”而歷盡滄桑的冰冷堅硬原石碑，還有民國時期社會賢達和軍政要員的題詞刻石，如：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所題之“碧血千秋”、又如民國司法院長居正所題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前國民政府交通部長王伯群所題之“浩氣長存”（貴州興義下五屯景家屯人，何應欽內弟）、李烈鈞所題之“瀛州神境”等等，似乎還在默默地向人們述說著什么。此時此刻，佇立此地，腦海中便會油然地浮想起那一段見證了腥風血雨的宮廷爭戰，還有內部相互傾軋而又殊死抗爭的歷史，心中頓生出些許蒼涼的感慨，亦有一種異代同悲之感……
流傳遺存在云南、貴州地區的永歷鑄幣版式眾多，面值有小平、折二、折五、折十，共計四種。根據不同鑄造的區域劃分，在其直接控制下的廣西、廣東，以及周邊鄰近地區的通寶錢均以小平錢為主，亦有少量折二型錢。而在貴州鑄造的“永歷通寶”錢，因內、外廓較寬，背“五厘”、“壹分”字樣的則是對銀作價。僅“壹分”就有大樣和小樣之分。細察“五厘”與“壹分”的區別在于：“永”字和“歷”字；其中“壹分”的小樣有“一水”永和“二水”永之分。而“歷”字的寫法，則有“雙木一日”、“雙禾一日”及“雙木一目”、“雙禾一目”等四種版別，尤以“雙木一日”與“雙禾一日”的版別較為稀見。也有背“星點”紋和“工”、“戶”字樣的。
在筆者歷年珍藏的錢幣中，有大小不一而背穿上“星點”、背穿左“一錢”和光背的“崇禎通寶”，以及張獻忠的“大順通寶”，另外，還有南明各小朝廷所鑄之“大明通寶”背“帥”、光背的“隆武通寶”、“永歷通寶”和孫可望鑄制的“興朝通寶”背“工”錢數枚。再就是吳三桂的“昭武通寶”、“利用通寶”及其孫吳世璠在貴陽襲號而改元“洪化”，所鑄的“洪化通寶”等。特別是一枚心儀已久的遵義版寬緣“永歷通寶”背“壹分”，更是讓人愛不釋手。直徑36毫米，穿徑8毫米，正面緣寬0.5毫米、厚0.2毫米，重24.3克，永為“二水”永，歷為“雙禾一日”，且為“鳳頭”通，“寬貝”寶。其錢文工整，邊廓均勻，光潤闊緣，楷書直讀，實屬自然包漿的黑漆古大錢。
竊以為并據此推斷：永歷小“壹分”的鑄造時間理應晚于大“壹分”，為后期所鑄之減重錢。鑄造風格與“大順通寶”、“興朝通寶”幾乎完全一致，這與大西軍聯合南明永歷小朝廷抗清的歷史相吻合。綜觀“大壹分”之錢體，錢文書體規范，剛勁有力，較為大氣，并不亞于明朝官局所鑄之幣，遠優于同期的“隆武通寶”和“弘光通寶”等錢。
由于永歷小朝廷存在的時間較長，而“永歷通寶”又是所有南明鑄錢中為時最長的貨幣，其數量甚至比明朝有的年號鑄幣還要多，亦有兩種最具特色。一種是久負盛名的“敕語錢”，錢背上分別鑄有“御”、“敕”、“定”、“國”、“督”、“府”、“道”、“部”、“留”、“粵”、“輔”、“明”等十二個字。即：“御敕定國督府道部留粵輔明”。目前，除“定”、“國”、“留”、“粵”、“輔”、“明”外，其余字均為少見，至今“府”字錢也僅見數枚，泉界對此的真偽卻尚存爭議；另有一種是永歷二年（1648年）因鄭成功始奉永歷為正朔，為籌措軍餉，于永歷五年（1651年）委托在日本的長崎鑄造永歷年號錢，并在東南閩臺沿海地區流通使用。該幣版別和品種較為單一，只有折二型錢一種均為素背，錢文書體有篆、行、草三種，字體欹側，結構清減，古拙而秀美。
四、“嗣統通寶”與“嗣德通寶”辨析
在錢幣市場上，常有一些初入門的集幣新手對“嗣統通寶”和“嗣德通寶”而分辨不清，甚至，許多集幣者據此認為二者同為一個系列或同一時期的錢幣。其實，該“嗣統通寶”(1848-1883)比“嗣德通寶”晚了好幾十年，且僅見于云貴地區，實為清.咸豐年間天地會白蓮教起義號軍張保山（貴州遵義人）所鑄之幣。而“嗣德通寶”則是安南錢（越南后阮朝1802－－1945），二者的錢文有別于一字，故而產生了如此之混淆。
此間，各地相繼爆發了規模不等的農民起義，除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運動最具影響力外，并鑄行了“太平天國”背“圣寶”錢。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十二月，以劉義順組織的天地會舉起了反清復明的大旗，建元江漢。咸豐九年（1860年）在貴州的思南縣境內舉旗響應并與劉義順聯合的張保山，自稱是大明皇室的后裔，系崇禎皇帝十二世孫，特改姓更名為“朱明月”或“朱民悅”。在其標榜為正統旗號的領引下而極具感召力，骨干力量多來自底層缺衣少食的貧苦農民。這支不可小覷的反清起義軍，一時聲勢浩大而占州奪縣。同治三年（1864年）張保山稱帝，年號“嗣統”，即：承嗣朱明皇朝大統之意，又稱“嗣統真主”，鑄有“嗣統通寶”錢。該幣有黃、紅銅質之分，亦有寬、窄緣光背之別。其直徑均在24毫米至26毫米之間，光背，重4.17克，錢文為隸書對讀。盡管材質及鑄工不精，不甚規范，但是，仔細分辨其版式亦有平頭“嗣”、低司“嗣”、短、中、長劃“通”等之差別。
咸豐四年，世居桐梓縣九壩鄉的楊龍喜也率眾起義，公開反抗朝廷。深潛蟄伏地與官軍對抗周旋，不時小股騷擾，退縮險隘，時而又大勢強攻，欲占城池，竟把官軍們被搞得措手不及，難以對付，沉重地打擊和動搖了清王朝在貴州的統治。與此先后同期響應起義的還有貴州臺拱的（今臺江縣）張秀眉（1823—1872）。他率軍馳騁黔東南，縱橫苗疆，開創了自己的根據地。一時間“烽煙四起夜郎天，爭戰頻乃刀光見。一觸即發胸臆懣，雖敗猶榮傳民間。”直至1864年，太平天國及各地起義軍才先后被清廷徹底剿滅。
筆者于1968年11月在桐梓縣新站區夜郎公社插隊落戶的三年間，就多次聽當地老年人說過并親自前往察看距夜郎街上約2公里處，清.同治年間，曾任該地方團首王正儒的墓地。僅從外形來看，整個形制的構建似一棟外形恢宏的豪華門庭，在那鐫刻有日月星辰、山水波濤等一系列自然景象，以及龍形盤繞的圓柱浮雕配飾上，均分別采用了不同的淺浮雕、圓浮雕和鏤空雕等工藝。特別是疊瓦檐下的椽子、望板及梁枋上的斗拱、雕花雀替等的雕工石刻，沿襲并采用了宋墓的技法，體壁的厚薄相間而刻工細膩，石雕的門罩、梁柱、窗扇、工藝精湛，造型尤為顯得生動，形象逼真，可與現發掘出的宋“楊八墓”相提并論而比肩媲美。能在交通如此閉塞的地方，建造出至今仍令人驚嘆的塋墓，可堪稱是當地之一絕了。
因王正儒在積極配合官府清剿楊龍喜殘部的同時，又乘機不斷地擴充和壯大自己的軍事及勢力范圍。或許，因其據有此功而自傲，渺視并拒絕由官府來抽取厘金，這也使得當地的老百姓能得以喘一息之氣。但是，他卻因此結怨而引起了官府的極度不滿，特在新站同鄉會館內埋下伏兵將其誘捕下獄。據說，王正儒在臨刑前，不無遺憾地口占一絕：“日薄西山漸漸斜，夕陽落沉遲遲歸。黃泉路上無旅店，今夜不知宿誰家”的詩句，在當地廣為流傳，并被后世引以為自豪且津津樂道。在距夜郎壩近20公里處險峻陡峭的鏵尖山上，建有王正儒為加固修筑的防衛營盤工事，并有號稱“大將軍”的鐵炮一門，標志著這里曾發生過的激烈鏖戰。官府在結集重兵前來攻打的討伐中，因多次失利未果。便許以重金收買內應，在里應外合而急攻寨墻的強勢夾擊下，駐守鏵尖山的太和團在層層進逼中，傷亡過重而彈盡糧絕，方能使得官軍得于破寨并徹底地被斬草除根。民間盛傳，圍剿之官軍不是被打死的而是被“走死的”，由此可見其路途之艱和戰爭之慘烈。
在貴州境內的各路農民起義軍中，唯有張保山鑄有“嗣統通寶”錢。該幣的鑄期極短而一直鮮為人知。這與元末農民起義軍張士誠所鑄之“天佑通寶”小平銅錢在國外被發現的情況而相類似。李自成、張獻忠和洪秀全、張保山等與歷代農民起義軍一樣，在尚未完成全國統一大業之時，就急于鑄行了象征自己政權的貨幣，以示正統，故，被明清兩朝稱之為流寇。這與南明小朝廷各自鑄行的貨幣，均被朝廷視為蠱惑人心的匪錢，被圍剿殲滅后被收繳回爐重鑄，嚴禁行用。加之歷經百余年滄桑歲月的洗禮，兵火戰亂、人為毀壞等諸多原因，所以，能流傳至今的此類錢幣極為罕見。
張保山所鑄之“嗣統通寶”存在的時間不足四年而鑄期又短，卻與李自成的“永昌通寶”、張獻忠的“大順通寶”和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背“圣寶”等一樣，古風猶存地見證了這一風云變幻的歷史。為進一步研究100多年前清末天地會、白蓮教起義號軍為解決自身軍費之不足，提供了難能可貴的實物例證，因而，極具史料性和收藏價值。有如鳳毛麟角，乃至成為“孤品”，尤為顯得彌足珍貴。故，一直為泉界研究者和收藏愛好者所青睞。
用貨幣名稱來表達不同時期各地農民起義軍先期提出的政治口號與主張，具有為迎合世人需求的仁義性和感召力，反映了為圖存、壯大勢力的客觀需要，因此，該類鑄幣的材質和數量是由起義軍發展規模所決定的。通過對其鑄造、流通、銷毀的解讀，或可窺視出當時在社會動蕩中所引發的生產關系調整與變革，以及生產力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的提升�？梢詿o愧地說，張保山鑄行的“嗣統通寶”能有幸地遺存于今，乃是歷史的眷顧與積淀；而被湮沒于塵，則是歷史之不幸；其偶然的再現，亦是歷史的必然。它不僅僅是農民起義軍的貨幣，同時，也為貴州鑄幣史上增添了一抹光鮮而濃墨重彩的靚麗。
五、透過古錢幣窺探歷史的真象
盡管一些已然過時的舊物件，如：錢幣、民俗風情飾品及先民們的生活用品等，看似已無實際流通和使用的價值，然而，附加的歷史價值及收藏者為之付出的心血和情結，卻是千金也難以買到的。面對這一枚枚冰冷的古錢幣，也曾潤浸著那一代人流淌過的滾燙鮮血，并氤氳著錚錚鐵骨的民族氣節。以集全清帝十錢為例，在收藏的過程因苦苦尋覓而又漫長，不過，當能完整地集成一套時，心中卻很是滿足并伴隨有一種極大的成就感和快樂度。
在對古代錢幣的深入探究中，當歷史與現實的偶然邂逅，有時，如同對數學方程式中的未知數解題一樣，總是那么令人煞費苦心而捉摸不透，因此，留下了許多欲說還休之謎。為深究和考證某一時期的歷史片段，甚至如同猜謎一樣，任由考古工作者或歷史學家們憑借古籍和野史記錄，在浩瀚的文字海洋中去搜尋并窺探能為之佐證的一鱗半爪，以此來揣測和還
原其推斷的整個事件全貌，以及那些隨著當事人一起而被埋葬進這幽深墓地里的歷史，力圖向世人來證明自己所研究和揭示的，才是那段不為人知事件的真象。
然而，現在某些地區出于為了拉動旅游事業而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不惜想當然地憑空去打制和建造假古跡和假古董。安龍縣因緣于南明永歷小朝廷曾在此駐地，便去參照北京故宮的太和殿規格和形制來臆造并克隆。面對那些衣著華麗的塑像和富麗堂皇的金鸞寶座殿堂，未免讓人感到有一種攀龍附鳳而牽強附會之感。試想當年，僅在此四載而又偏遠的蠻荒之地，因備受清軍的圍剿，受制于他人的永歷小朝廷，在惶惶不可終日的惴惴不安中茍且偷生，又豈能有如此之精力并破費大量人、財、物力，且依照祖制來營造類似京城奢華宮殿，而極盡其享樂之理？
因為，民間傳說如同那遠古中的神話，一般都為口口相授，世代相傳，所以，能給許多撲朔迷離的未解之謎而增添不少玄妙的斑瀾色彩，以便讓人在聽聞此類趣聞軼事后，而引發出一種不盡的遐想。可是，有時在同一事物中卻出現了兩個乃至多個不同的版本，這讓聽聞者不知究里，真不知該相信哪一個是民間流傳，而哪一個才是從歷史上真正遺存下來的，更不知道究竟是近些年來為發展旅游業的需要，聘請一些文人雅士根據有限的史料，憑借其無限的想象，而為之杜撰和編造出來的。
當暗淡了血雨腥風的刀光劍影，只有這些沉寂多年于方寸之間，在浸染著銹跡斑駁的古錢幣上，那無處不在的包漿，因成色熟舊而圓潤，亦有一種滄桑古樸的質感。這既是歲月留痕的絕好見證，又是收藏者悉心盤玩的結果，更是對其識真辨偽的又一最愛。每每見之，在欣賞把玩之余，總能引發出對古人思想內涵、社會審美情趣、民俗風情、人文故事等方面的探索之情。對其更深入研究的釋讀，已然成為探秘與求知的一種興趣。它呈現出的不僅僅只是考古研究的價值，更多的還是那一段厚重而血脈噴張且蕩氣回腸的悲壯歷史。即：當異族入侵中原大漢民族家園之時，因保家衛國而在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的殊死抗爭!或許，該類古幣就是對此一個最佳見證與最好的詮釋。
杜天麟：2016年9月18日寫
2017年5月28日重新訂正、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