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印制新人民幣？1952年9月22日，張聞天對茲維列夫曾作過這樣的說明：“由于中國近年來物價穩定，財政收支平衡，及今后有計劃經濟建設的需要，我國不久將實行貨幣改革。由于新的人民幣的比值，一元將值舊人民幣一萬元，故提高新幣質量，防止造假，極為重要。”

　　張大使還強調：“特別由于我東南邊疆，臺灣的蔣匪及美帝常以偽鈔輸入搗亂，因而防假要求更為重要。蘇聯技術及印制條件都比我們高明，我們要求將使用于盧布上的奇異技術用于我國新幣上。……要像盧布五元十元上的花紋那樣好。”

　　新中國成立后，短短3年間，戰爭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影響已迅速消除。但是，由于解放前連續多年惡性通貨膨脹遺留的影響，第一套人民幣的面額較大（最大為50000元），單位價值較低。而且，這套人民幣是在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條件下印制的，紙張質量較差，券別種類繁多（共12種面額62種版別），文字說明單一，票面破損較嚴重。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進一步健全貨幣制度，我國政府作出了改革幣制的決定，但受當時物質和技術條件的限制，只好請“老大哥”幫忙。

　　我方人員在與蘇方的一次次商談中，一直對新幣的防偽處理提出很高要求。蘇方最早的印樣送來時，張聞天大使從用紙、幣面底紋、變點花紋到暗花等各個方面，都要求蘇方“還要精致復雜”。

　　對于中國政府提出的請求，“老大哥”的態度是熱情、積極的。參與商談此事的所有蘇方人員，沒有任何推辭或講條件的表示，有關談話全部集中在解決具體技術問題上。對各種票面的數量、印制要求、交貨期限等問題，雙方往往很快就達成一致。

　　鈔票面額從大變小

　　最初，我國政府向蘇方提出的印制票面額為100元、50元、10元、5元四種，總金額40億元；但7個月后，周恩來總理親自簽發電報，通知蘇方改變印制方案，提出“采用不超過三元和五元的票面”。對此，茲維列夫表示，過去訂貨票額大，總金額小，現在票面額改小，總金額反而加大到45億，因此增加的印鈔工作相當于原計劃的三倍，而交貨時間反而縮短，按要求時間完成很困難。

　　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葉季壯對此解釋說：“我們也知道改是不大好，但這是不得已的，政府曾再三考慮過……現在改變的計劃勢在必行，仍望蘇方多多幫忙。”他說，增加三元券的理由之一，是可以少印一元券；40億改成45億，是因為過去計劃少了。

　　葉季壯還與蘇方商量：“原做好的五元券版不動，新做三元券版；或原拾元券版改成五元券版，原五元券版改成三元券版。”茲維列夫回答，“過去做的版全已無用，都須重新做版。（可）將原拾元券的圖案和尺寸改為五元券的，五元的圖案和尺寸改為三元的。”他還提出，印刷時用一種紙即可，不必用兩種紙。

　　國內為這套人民幣的印制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檔案詳細記載了國內送去的物品清單，包括國徽、行長圖章和深線花紋鋼版，套花畫樣，各民族大團結、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裝飾及文字鉛版、票樣本、規格尺寸，等等。

　　增印十元券票面不要“兵”

　　1年半后，印制方案又有變動。1954年4月12日，張大使向蘇方提出了“新印十元券20億元，計2億張”的口頭請求，并初步商定于1956年內全部交齊。茲維列夫要求，為保證交貨時間，“這個新增的十元稿樣送來越早越好。”中方答應，當年第三季度送交蘇方。

　　1954年10月，張聞天大使正式照會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除與蘇方再次確認新印十元券外，還解釋：“近因此項設計稿樣經審查后尚須重新設計，因而該設計稿樣，需延至今年12月間始可轉交蘇方，交貨期限是否因此亦須相應順延，亦請考慮。”這個照會還增加了五元券的印數“20億元，計4億張”。

　　對于印制計劃的再次改動，當我方問是否給蘇方帶來了什么困難時，蘇聯財政部副部長茲洛比曾回答：“困難當然有，你們有，我們也有，不過是可以克服的，算不得什么。”

　　最終，十元券的版樣1955年2月1日才交付蘇方。我使館向已幾次催促的蘇方解釋說：“中經數次修改”，“因圖案由原來的工農兵圖改設計為工農圖案，重新設計、審批、繪制、正式定稿，故拖延到現在。”當時的立意很明確：戰爭過去了，要和平建設，要維護世界和平。

　　滿洲里交接嚴加警衛

　　蘇方代印的人民幣全部如期完成，其中有1.6億張三元券還應中方要求提前了4個月。自1953年9月底起，裝有成箱人民幣的列車一次次從莫斯科開出，前往滿洲里。貨物品名被寫成“技術裝備”，發貨者是蘇聯木材公司，收貨方為滿洲里入口公司。“全部車輛嚴加警衛，護送至我站臺。”中蘇雙方的交接在滿洲里火車站的列車上進行。

　　每批次人民幣啟運前，蘇方都詳細提供裝箱數、總重量、箱子規格體積等，讓中國國內作好接運準備。1953年9月底，當首批三元券即將啟運時，蘇方特別提醒：“希望中方多準備誠實可靠的接受人員及警衛人員以及搬運工人。但對（他們）應嚴守秘密，不能講出箱中所遞為何物。”

　　為慎重起見，交貨俱在白天進行，以免意外。“接運”車輛應選最好者，不能有裂縫及漏水口，車廂兩端應有小平臺，供警衛人員站立之用。“在中國境內運送時，切勿泄露蘇聯財政部或國家銀行字樣。”對于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經驗還不足的“小兄弟”，蘇方確實展現了“老大哥”的風度。

　　到1957年十元券全部交清，中蘇雙方共在滿洲里交接人民幣9批次。南漢宸行長曾就交接工作親筆給張大使去絕密函，將交接工作的所有細節一一列出。如“爭取一天交貨完畢；10人同時開啟10個車廂，上午10個，下午10個；箱外編號必須銜接”，等等。

　　人民幣的交接中出現過一個小插曲。1954年7月5日，蘇聯木材公司經理在五元券即將啟運時，向我使館誠實告白：“承印之三元券時已完成所規定之任務，但因有一工廠超額印就九十五萬張，因此數巨大，故建議仍運交你方。對于這批擅自印制的三元券，南漢宸行長很快答復同意“運交我方”。

　　“老大哥”誠懇指點提醒

　　在中蘇雙方商談人民幣印制的一次次談話記錄中，蘇方官員常常提醒中方一些貨幣印制發行中需要注意的問題。時隔半個多世紀，外交檔案記載下的文字，仍讓記者感受到當年“蘇聯老大哥”對中國人民的真誠和友好。

　　1952年11月21日晚10：00至11：20，在蘇聯財政部長的辦公室里，有過以下一段對話：

　　茲維列夫（蘇財政部長，以下簡稱茲）：100、50元都不要，改變發行票額小的紙幣，是否會影響物價水平？此問題曾否考慮過？

　　葉季壯（中國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以下簡稱葉）：政府考慮過，但票額大，也是危險大。主要是防假，就不能不把票額改小，寧愿攜帶困難，就是造假也會使敵人比造大額的要麻煩些。

　　茲：是不是原計劃發行100元，現改成5元，同時再壓低物價？或者原計劃以百元券一張票去買的東西，現改成要五元券20張票才買得回呢？

　　庫梅金（蘇外貿部部長）：這樣對使用票子的人是否會便利？買點貴重東西，要拿很多票子才成。在這里印的紙幣，不管如何保密，將來中國人民是會知道的。因此，將來人民感到不便利時，會批評中國政府，也會批評蘇聯的。

　　葉：考慮過。對買貨人、賣貨人都不便利。

　　庫：新舊幣的兌換率是否已經肯定？等于舊的一萬或五千？

　　葉：那是一個初步考慮。

　　茲：一元等于一萬或五千既沒有肯定，那么你們怎樣做印刷計劃呢？

　　葉：根據國內計算的結果，一元等于一萬接近些。

　　茲：這問題應該解決，才能確定印多少票子，幣改要有充分的準備工作，否則將來新幣發行，會影響印刷和其他方面的。

　　葉：當報告國內。

　　茲：另外還應注意的：1、舊票輪換率多大；2.流通額是逐漸增大的，特別在中國。計劃過沒有？（還包括從這一段到幣改前增加的發行額）；3.各地庫存量多少，考慮過沒有？

　　葉：流通額和庫存量已考慮過，計劃在內的，至于輪換率，可否供給我們一些材料，因我們的輪換率雖有，但（現在的）紙幣質量差，不能做根據的。

　　茲：材料可以給你們找到。輪換率還要看人民幣紙幣的愛護和保存法。

　　在蘇聯“老大哥”的幫助下，新中國有了第一套采用膠凹套印，版紋深、墨層厚、有較好的反假防偽功能的精致貨幣。1955年3月1日，蘇聯印制的人民幣三元、五元券和國內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幣共10種開始發行流通；1957年12月1日又發行了十元券。后來，受中蘇關系交惡的影響，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了《關于收回三種人民幣票券的通告》，決定從1964年4月15日開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紙幣，一個月后停止收兌和流通使用。

第二套人民幣票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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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民晚報 選稿:王永娟